又到清明
文/柏 坤
摸不掉的记忆，只因血溶于水。
时间可以让人忘记很多事情，甚至是很多人。
可岁月流逝，点滴里总有些难以忘记的回忆，会因为场景、环境，或者只是一点点的相似而重新想起.
这几天，天空的雨，已一连几天的继续，不禁勾起了一些苦味的琐事。
家中，我排行老二，头上有一个哥和姐，父母是撤乡并区后的炊事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87年，我和弟弟出生了，同卵双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父母被解聘了，那时的工资水平只有几十块钱一个月，父母每月工资大概25块钱左右，母亲说，我和弟弟是她的”小二五”，管弟弟和我叫小二五。
久而久之，遇到的人都叫我们小二了，由我长弟弟二十来分钟，管我叫小老二，叫弟小老三。
80后，虽说不再遭受饥饿，但记忆深处，赤贫就像一团黑云，压着头顶，一直笼罩着我的童年。
家里穷归穷，我们几姊妹都勤奋苦读，墙上用玉米糊粘着大大小小的各类奖状，是贫寒之家最美的装饰，也是对父母最好的回馈。
买不起书包，我的书包是母亲用烂枕套缝的，大姐懂事点，也好面子，不喜用母亲裁缝的书包，每天上学，都是用手夹着书去。
练习本、铅笔总是不够用，我们很难向母亲开口讨钱，害怕看见母亲翻遍口袋掏不出钱的窘迫。
大哥胆子大些，每次提出的要求，母亲都会想法子给予购买，而我们？只能替大哥做些小事换取崭新的学习用品……一晃熬了6个年头。
1992年的时候，村里有民办教师名额，父亲四处走动，得到名额，从此踏上了教书育人的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记事时，应该在1999年时，父亲通过自己的努力转成了公办教师。
按理说，我们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可恨苍天无情,不隧人愿。
2007年秋季，大姐不想拖累家庭，放弃了学业去浙江打工。
那时，我念高三，弟弟念高二，大姐会定期不定期给我们打来生活费，记得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姐姐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们打了900块钱，说是我快高考了，怕营养跟不上，学习任务又重，要多补补。
从小，我太了解大姐的性格。
学校放假时，大姐都是坐车到半路，然后走路回家，从读书的县城到老家要15块钱的车费，从半路下车，能节约一半的车费，想到这些点滴，这些钱怎舍得乱花？唯有在特别急的情况下才会硬起头皮取用。
其实，那会我已更事了，好多事情不愿开口说出来，大姐的成绩也不差，起码考个大专去当个老师也是妥妥的，但家境这般，无奈，只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社会”父母外出打工，旨在减轻这个家的负担。
这个家，我们欠着大姐。
15岁就一直外出打工的大哥也联系不上，只是偶然听到寨里务工回来的人告诉说，你哥在广州，成天吃喝玩乐，也没找到班上，好像在搞传销，吃上顿找下顿的，不时还给别人借钱零用。
大哥不乏也打电话回家，让家里筹点钱打过去给他用，家里都已经这样了，大哥还这样不成器，心里有一万个撇短关系的冲动。
记得是2009年的一天，刚上完选修课，回到寝室，正准备去食堂打饭，母亲打来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身体好不好？适不适应校园生活？还有没有晚上外出当家教？等等。
母亲说到，这几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家里的地面上，莫名的燃起了一团火，很旺，很嘹亮，但没过多久火焰就灭了，家里暗暗的，不吉祥，叮嘱我凡事都要小心，在宿舍，不要和室友发生矛盾等。老年人嘛，胡思乱想的，就没太在意，挂电话后，匆匆去了食堂。
晚上时，也在浙江打工的亲堂姐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你姐已连续几天的高烧不退，昨天我们去医院检查，初步诊断为急性白血病”。我顿时塌了，拨通了大姐的电话，电话中还说自己没事，劝了半天，始终不愿回家。
其实，我知道她是不想连累这个家。
第二天清早，我筹钱决定买票去浙江找大姐，几番折腾后，大姐始上了回贵阳的火车，我也从学校请了假，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赶到了贵阳，这一路上，我同大姐保持了电话联络，到贵阳站时，刚好父亲也从老家赶到了。
大姐打来电话说，可能乘坐的时间有点长，头晕目眩，腿脚无力，叫我买个站台票去里面接她，我知道应该是撑不住了，按照电话说的车厢和座位号，我找到了大姐，她脸色苍白，嘴青唇裂，见到我，还是坚强的站立了起来，晃晃的，笑着说到儿时我们嬉笑乳名的典故，坤二（我叫柏坤，大姐暖叫坤二）你来了。
车厢里面人来人往，嘈嘈杂杂，没多聊，我把大姐背下了火车，路边叫了一俩出租车，直奔了省医，到医院后昏迷了。
右边，是父亲老泪纵横的脸，准确地说，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左边，是盛着白大褂，边说边摇头的医生。
大概半小时后，大姐醒了，看见插在血管上的针和天花板上挂得满满的盐水瓶，知道自己从鬼门关走了一圈。
这时，内科医生陶主任来到病房，把我和父亲叫去她的办公室，给我们讲解了这类病情，大概得出的结论都是人财两空，除非骨髓移植，否则是零希望，如说是骨髓移植，则需要相当高额的费用，叫我们做好心理准备，也征求我们的意见，要不要继续治疗？
陶主任打量了我和父亲身上的衣着，大概看得出家庭的经济情况，委婉地让我们把大姐接回老家，该吃吃，该喝喝吧！
走出办公室，我和父亲站在医院走廊边上，相顾无言，千行泪。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一切都由父亲做主，十余年没吸烟的父亲，一支烟后，递给我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五千多块钱，你先去把住院费交了，我下午回趟老家再想想办法，药医有缘人吧，如果老天非要把她带走，只能说我和这个闺女有缘无份”
就这样，父亲东拼西借、民间借贷、银行贷款拼凑的十五万元延续了大姐半年的生命。
半年后，大姐还是走了……
不痛，不呻吟了。
阴阳相隔。
葬礼那晚，我一整天没合眼，紧跟着父亲，害怕父亲想不开。
庆幸，父亲挺了过来。
又到清明，我带着孩子来到了大姐的坟前，看见开得正热闹的铜钱花（中药材），眼泪不禁淌了出来……
10年前，在这儿，我们四姊妹每年都会去采摘铜钱花去集市卖，换取袜子、包装方便面、冰棍和口香糖……
只是，大姐再也回不来了，属于我们的，唯有那远去的时光。
每年的清明，那一份伤……这辈子无法抹掉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