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叫西唐
城市在野蛮的扩大，村庄在悄然减少。我的村庄远离城镇，尚能保持存在。年轻人到城里买房了，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再过一二十年，村庄就会自然消失。每次回去看父母，看着蹒跚佝偻的长辈们，想起他们的留守可能成为绝唱，心里不免几分惆怅。
西唐，唐胡两姓在明代建村。唐姓是明代“唐宋”派的扛鼎人物唐顺之的后代，至今二十一代；胡姓始祖为大明开国将军胡海，自临村搬迁而来。翻阅族谱里的记载，搜寻着丝丝宗屡，更深理解了“生生不息”的含义了。
我时常梦见小时候村庄的格局：一百来号人的小村，坐西朝东，一条笔直的巷子分割开来，唐姓居右，胡姓位左。两姓各有五房，人口相当。村两头各有一口面积不大的水塘，大概是起土造屋时留下的，称为“南头塘”“北头塘”。
我们唐姓都没出五服，太平天国时，先祖拉着别人的衣角过河，躲过“长毛”的刀光剑影，也就成了孤儿，直至中年才娶了小自己十八岁的女先祖。和先祖同代的人大都没躲过那次浩劫。他的堂兄家道殷实，砖瓦院落，花园照壁，毁于那个乱世，全家人没有剩存。小时候，在那个被叫做“老刚园”的废墟上还有碎瓦断砖，据说有人还挖到过铜钱碎银。我至今不清楚，为什么“长毛”和这个小村庄过意不去，把劫难带来？
先祖生育六个儿子，除一人未成丁，其余香火延续，袅袅不绝。五个弟兄每人一路茅草房，坐落两边，中间有门巷相隔，门巷安有厚厚的木门。没有雕花，没有朱漆，本色呈现，有着几分沧桑，是典型的江淮小农之家的气息。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又是人口减少的时期，我至今还能历数因饥饿而倒毙者的名字。
在我的记忆里，本族人常常扛着碗，蹲坐门巷两侧，吃着饭，聊着天，说着家长里短。风从巷口吹来，拂去了疲劳，融进了浓浓的亲情。小房的“老爹”在公社做事，他一有空也加入其中，对上辈，对小辈，亲切和蔼，无形中成了唐家的“族长”，谁家有事，一定少不了他。(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听长辈说，村庄的西南角有一棵黄连头，数十里外都能看到，粗壮的树干两个人才能抱过来。夏日浓阴，召唤来全村人，这儿喝茶，这儿“呱蛋”，这儿纳鞋底。入社后，生产队长撵走了纳凉的村民，把全村的大小的耕牛拴在树阴下。牛儿们或立或卧，舌头舔舐着鼻孔，磨牙反刍着。尾巴不停的敲打着腚部，驱赶着飞来飞去的苍蝇。大跃进时，公社要盖办公房，有人盯上了这棵树，砍了好几天，开膛破肚，把她变成了板材和方材，撑起了公社机关。文革那年我出生，黄连头桌面般的树桩又被挖起，添旺了农家的灶膛。清理不完的树根一次又一次长起了小树，在那缺薪的年代，都变成了柴火。我记事时，黄连头的地盘成了常年堆草的地方。后来我工作的学校，就是当年的公社机关。望着屋架上的横梁，寻找着我家的黄连头，吊吊灰欲落不落，莫非是黄连头擦不干的眼泪？
在村庄西北五百米处，有座寺庙，叫普照寺。传说一位纺织女，贤惠能干，被官府强征去织布，有官爷看上了她，生生逼走她的丈夫和一家人。但织女坚决不从，死等着家人归来。人们为了纪念她，为她修了祠。后来由祠改庙，香火何时燃起，无史可考了。
普照寺坐落在一块荷叶地上，一条小河环绕四周，水落地落，水涨地涨，颇为神奇。鼎盛时寺庙三进三出，佛照四方。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朱元璋年轻时皇觉寺出家，行走江淮。元人知其有天子气，派人追杀。朱元璋躲至普照寺，藏到荷叶塘中，在连连荷叶掩护下，幸免一死。一个偏远的村庄能和皇帝扯上关系，难怪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了。
到我记事时，寺庙依然还在，只不过没有传说中的形制了。有一个叫“三和尚”的，是庙里最后一批出家人，被遣散回乡后，时常来我们村，逢年过节各家散佛，送个吉利，讨口饭吃。后来有陈姓一家寄居寺庙，种着庙田，直至文革扫四旧，公社社员砸了菩萨像，赶走了看庙的陈姓一家，推倒了寺庙。小时候在我家里，还看见木质菩萨像的部件，那眼睛还能活动，初见吓了一惊，后来不知所踪了。
每当我去别家古村参访时，总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假如我们村的黄连头还在摇曳，普照寺香火还在袅绕，西唐该牵引多少人的脚步？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最想问的是“我从哪里来？”。西唐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在漫长的四百年的烟火里，物质的留存几乎没有了，族谱里留下的少之又少，上辈口传的只是碎片，但却影影约约折射着时代的影子。它告诉我，我从农家的小院里来，我从撕裂的历史缝隙中来。
改革开放后，西唐陆续搬迁至梁古路沿线，路的这头是城市，路的那头也是城市。年轻人奔向了城市，淹没在繁华之中；老年人陆续融进了土地，把村庄的故事一件件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