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党政领导干部选人用人的四种境界

第一种，滥用权力，视为一种交易。在十八大之前，这一类的领导大有人在，主要表现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及小圈子主义。以钱、色交易是道德败坏，影响极坏。他们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贪赃枉法，失去了领导干部基本的职业道德，面对此等行为，要严惩不怠。小圈子主义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点人，不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总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压制民主，专横跋扈，视野狭隘，为自己的喜好所左右。这一种对选人用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导致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好干部选拔不出来，从而影响选人用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种小圈子主义实际也是一种交易，事实证明，在近几年打掉的“老虎”中，不少都存在小圈子主义作风。这种作风不仅破坏害了党风、政风、官风、家风、民风，而且还害党、害人、害己。

第二种，毫无魄力，全由论资排辈。从古到今，论资排辈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一方式总体来说不能坚持“以实绩论英雄、按贡献排座次、为发展配干部”。应当承认，论资排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年月与经验的正向关系，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将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或者潜规则，则显然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相违背，与选贤任能的本意相去甚远，这一方式犹如一把扼杀人才的“软刀子”，使许多人才从青丝等成了白发，消磨了锐气和斗志，会形成错误的用人导向，使人才也变得平庸，危害干部队伍，危害国家前途。值得警惕的是，在现今从严治党、从严管党的环境之下，许多领导干部在用人上出现了过于谨慎的现象，生怕用错了人，连累了自己，失去了应有的魄力，在用人方式上更有了论资排辈的危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健时期，需要一大批有魄力、有担当的领导干部来施政，这事关国家大计，就不能简单以年月为凭据，看谁熬的年头长就让谁上。

第三种，望梅止渴，选贤用人滞后。这一类领导干部出于两种心理因素，一是没有从心底把选好人用好人当作一种责任，而是做为一种逼出成绩、逼出政绩的手段；二是优柔寡断，考虑因素太多，用人生疑，谨小慎微。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实现理想目标的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排除职数因素，若一个人做出了科长的成绩，才得到了副科长的位置，做出了副处长的成绩，才得到了科长的位置，总是影响工作积极性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是正常的，也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后果。但这种情况太多，情况有时就很糟了，久而久之，“怀才不遇”的思想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等到多数干部职工的不满情绪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怎么重用恐怕也不会令人信服，工作也就很难推动。也就是说，用人的速度总是与大家的期盼差一拍，是存在舆论风险的，毕竟对许多有志向的年轻人来说，早一年、半年、甚至一个月的提职也许就会迎来更多的机会，面对机遇的流失，有一些不满的言论也正常不过。

第四种，不拘一格，用人的真伯乐。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谈到选贤任能时说，“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选拔任用干部，主要看能否胜任岗位需要，而不能只讲年头、论资排辈。在董仲舒看来，有的人属于“小材”，尽管积日累久，也只适合于当“小官”，而有的“贤才”尽管任官时间不长，却不影响他们成为担当大任的人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选拔技术人才时也说过：“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拘一格降人才，解放思想，慧眼识才，爱才惜才。”能够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选人用人的伯乐，他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能以最快的速度把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二是在最重要的岗位选择胜任的人才；三是能给干部创造更广阔的舞台空间。真伯乐选拔的干部，从感情上会感恩，从行动上会努力工作，广大干部职工也会心服口服，对事业更有追求和成就感，对集体更有存在感、荣誉感，这样的集体也最容易出成绩，这样的领导也最容易出政绩。那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也会被充分挖掘、选拔出来，也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政之要，在于用人，领导选人用人水平的高低关乎国家的兴旺大计。这四种方式算是界线分明，还有更多选人用人的方式处于一种交叉混合状态。不管领导有多少个，选人用人方式有多少种，第四种境界始终是党和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始终是广大干部群众所期盼的，始终是提升领导艺术所要实践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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