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之恋

错位之恋 盖生

实话说，我不知道我的初恋是哪一次，因为所谓初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比较遥远的记忆里，确曾发生过两次不仅没成功，而且至今还有些不好意思回首的恋情，不知那算不算初恋。

第一次比较清晰的恋情对象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当时，我还在读高中。在生产队时代，每到农闲，县或公社都要组织所有的生产队学大寨，所谓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其实，也就是把好好的农田，挖成一条条的沟，还连成网，至于水源在哪儿，够不够用，具不具备灌溉条件，那就不一定了，反正是上级让修的。有一次，水渠修到我们村子，因为我家有三间房，自然要腾出一间给外村来的民工住。十六七岁的男孩，是一个渴望交往的年龄，所以每次来民工，我都有些好奇，有点兴奋。一天，放学回来，看见里屋多了几个行李，到了晚上，几个民工来了，其中一个，我感觉有些特别。乍一看，论衣着，他的衣服甚至有补丁，蓝色的对襟布衫洗得发白，但是细看，却十分整洁合体。浓眉下，一双大眼睛很有神，有一种受过一定文化熏陶的特有的清澈。总之，一看就不是个地道的农民。他看见我在读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就随口评点几句，听起来还真挺有道理的。后来，我逐渐了解到，这个人是正经八百的初中毕业生，比我大哥还高两级。本来，马上就要考县高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才回乡务农的。这不能不叫我有些肃然起敬。虽然当时我已上高中，但是我们的高中与他们那时候的初中都没法比。因为他所考的初中，是当时全县包括县城在内的仅有的五所初中之一，那所学校，覆盖了五个公社，近百个自然村。简单说，他们是从六十多所小学四千多个小学生里选拔出来的，每届，只招一百名左右，录取率大致是40比1。所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初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了。而且，他的父母都是老师，一个叔叔，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可谓是书香门第了。

其实，修水利，如果不赶上当官的逞疯瞎折腾，活儿一般也不算累，所以，我们有时间聊天，当然更多的是我向他请教。有一次，他回家，特意给我带来一本老版的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里面收了很多古人的评注，非常有价值。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的国学经典，后来，他就送给我了。这本书，虽然历经多少次搬家和淘汰，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

一来二去，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虽然他比我五六岁，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包括对时局的看法。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禁忌，不是非常好的朋友，绝不会轻易谈这些的。但是我发现，他虽然对社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却过于悲观，悲观到认为没有希望的程度。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第二年秋天，又有人到我们村修水渠，他没有来，因为他已经在村里小学做代课教师了。但是他妹妹来了，还特意代表她哥哥来我家一次，说是他哥哥让她来看看我们。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记得是一个傍晚，她扎一对小辫子，穿一件月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穿一双当时最常见的黑色的松紧布鞋，个子稍高，身材单细一点，长得很清秀。我记得她哥哥说过，她比我小一岁，那年我十八，她应该十七，却已经干一年活儿了。她是在村子的小学带帽初中班读完就不念了的，也不知是她父母不让她继续念了，还是她自己就不喜欢读书，总之，从她早早地就回生产队挣工分，就可以看出，她家对孩子读不读书至少是很不在意的。同时，也印证了她哥哥，也可能包括她父母，对社会的悲观失望。那一次，记得我们没有直接说过话，因为我只是她代表她哥哥所要看的人之一罢了，而且有那么多人在场。不过她还是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属于比较漂亮，很会说话，有点拘谨、羞涩的小姑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年后，我也算高中毕业了，开始了我漫长的不知何时是尽头的农民生涯。其实我读的学校，是由公社办的农业中学变的普通高中。当时农村教育实行的是所谓九年一贯制，即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大队办小学并带帽初中，公社办高中。可想而知，办学条件很差，全校只有两个老师是大专毕业的，剩下的学历，不是中专，就是高中。基本没有任何仪器设备，是物理老师自己做一个潜望镜，化学老师用盐酸和废电池剥下的锌皮做一次制氢气的实验。这就是两年半的高中所看到的全部仪器和实验。但是不管学校怎么差，读书总比当农民好，所以，在我刚回乡当农民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惆怅。

记得那年秋天，轮到我们去她家那边修水渠，虽然没分配我住在她家，但是离得不远。空闲时，去过她家两次，这既有礼尚往来，看看她父母的意思，也有想再看看她的想法。看得出来，她家的日子过得还好，在农村，属于上等户。也难怪，她父母挣工资，她哥哥代课，她在生产队挣工分。所以，三间房收拾得窗明几净，家具也算时尚。她父亲高高的个子，很精神，一看就是有内涵的知识分子，而且的确谈吐不俗。感觉得出来，老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肯定是通过他儿子对我和我家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才一点也不把我当外人，也不拿我当小孩子。他自称是受老庄哲学影响很深，在乱世中，主张不硬抗，要随波逐流，别人怎么过日子，咱们也怎么过日子，不异想天开，就是不自寻烦恼。他举例子说，他的小儿子今年才十四，说不想读书了，读也没有用，我说好，你爱干啥干啥，这不，现在给我当渔夫了。说着，还自嘲地笑了笑。但是，他却说知道我父亲是个人才，应该保起来，将来也许有大用。他同时告诉我，他和我的几个伯父都是同学好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也很感动他的热情和真诚，但是并不赞同他过于消极的人生态度，所以，也忍不住谈了我的一些看法。我的大致意思是，我虽然涉世不深，对中国历史也知之甚少，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朴素的信念，就是社会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任何国家、社会，只要想生存，就得发展，要发展就不能总不重视教育，等等。当然，我很尊重他的学识和辈分，也知道他本来是在哈尔滨一所著名中学里当把关老师，因为右倾言论，被赶到农村当小学教师的。因此，也很理解他这种人生观形成的原因，就没有和他更深入地讨论下去，以免发生争执。也是他夫人及时地把话题岔开了。

我注意到，在我和她父亲谈话时，她虽没怎么插话，主要是坐在旁边微笑着静静地听着，但是从她的眼神和只言片语中，还是感觉得出来，由于家庭的影响，她只是理解我的观点，但并不赞同。我也明白了，她所以选择不继续读书的原因。

我还注意到，经过两年的成长发育和劳动锻炼，她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长得明眸皓齿，身材高挑，体态匀称。虽然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皮肤略有些黝黑，但是，也许是基于遗传或者是因营养较好，皮肤质地极佳：密度和张力都较大，是当下白领所追求的日光浴效果：黑里透红的鲜亮，属于很健美的那种。而且，神色中完全没有了两年前的青涩和拘谨，而是落落大方，显得既有家教，又热情爽朗，这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对比，也许是因为初验效应，至少在当时看来，她的母亲，属于在农村十分罕见的知识女性做派，慈祥，谦和，热情，得体，甚至睿智，虽然由于老先生在场，她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却都恰到好处，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当时不禁想，如果给这样有修养的老太太做女婿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也明显感觉得出来，他们家人的思想观念高度一致。当时还想不清楚，后来才明白，他们那种观念虽然也是短视，但绝不是无知，而是一种绝望的清醒，故意的糊涂，虽偶尔心有不甘，却只体现为无法可想的无奈。也就是说，我们虽同属农村中的异类，对她们，有相见恨晚之感，但是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和他们聊天并不是件很轻松愉快的事。

又一年的秋天，县里发出指示，要动员十万人，修引拉临河水工程。我们同属一个公社，自然又在工地上见面了。由于工地是在大荒甸子上，无处借宿，所以各生产队就都自己带帐篷。纵眼望去，一顶顶的帐篷沿着山艮一字排开，一望无际，而且时闻人喊马嘶，宛如古代军营。我们的驻地相距不远，能不时见面，偶尔也聊几句，她叫我三哥，我喊她老妹，谈话的内容无非是打听一下对方家人，伙食咋样，累不累等等。我们两个村的工地距离也不远，干活时能互相看见，有时，我看见她往我这边看时，就对她挥挥手，笑一笑，她一般只报之一笑。有一次，我看见她披着垫肩，像古代武士的铠甲，并且毫不费力地挑着两只大土篮，悠悠然地走上大堤，样子英姿飒爽，见面时就说她是当代穆桂英，她却反讽我说那你可不像杨宗保哇，意思是我长得不够高大，我连声说惭愧惭愧。由于经常见面，所以感觉随便了不少。

后来工地发生了两件事，把我们的关系骤然拉近了许多。一天晚上，大家刚刚睡着，就被外边一阵骚乱和呼喊声惊醒，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失火了。是他们村帐篷的方向，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我想坏了，不知是不是她们的帐篷，就赶紧往那边跑，到了跟前，几座帐篷已经烧得落了架，一大帮人围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想冲进去拿东西，被已经赶来的县指挥部的人喝住了。这时，有人喊：“赶快拆那边没着的！”一下子提醒了大家，于是我也跑过去帮拆还没着火的帐篷，有的人用铁锨铲草，挖隔离沟。万幸的是当天没有风，火势很快就得到控制，否则，火烧连营损失就大了。其实，我并没有专心干活，而主要是到处找她，当大家把附近几个有可能被烧着的帐篷拆完搬走时，我终于在人群中看到了她，她安然无恙。我急忙奔过去，问她说你没事吧？她冲我有些顽皮地一笑，用手一指：“我们的帐篷在那边好好的！” 我的心这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她似乎猜到我一直是在找她，轻声说：“早就看见你不好好干活，到处乱撒目的，找谁呢？”想不到她还挺调皮的，刚才为她担心的紧张全被她一句话冲散了。我们两个第一次较长时间又很轻松的聊天，竟然是在熊熊大火的旁边。

再有一次，是伟大领袖猝然去世，全工地举行了不同范围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有的人可能是出于真情，有的可能是为了表演，很多人如丧考妣地嚎啕大哭起来。当然，也有的人对此感到滑稽，或者是因为别的，竟然哈哈大笑起来，结果，许多人遭到追查，甚至被抓，一时，气氛很恐怖。譬如，一个大队举行追悼会，在默哀时，一个平时就喜欢恶作剧的人，在别人都垂头肃立时，偷偷地抬起头四处乱看，一看不得了，一个秃头，由于长年累月不见阳光，一天到晚戴着帽子，这次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见那白惨惨、嫩疵疵的头皮实在是既恶心又怪异，于是忍不住嗤、嗤地笑了几声。他一笑，大家都抬头看，一看秃头的样子，就忍不住都笑了起来，而且越笑声音越大，连成一片了。结果，被指挥部当做重大政治事件好顿调查，不仅大家都挨了批评，每个人都被扣了工分，最先笑的那个，当即被抓起来，送到公社的不法分子学习班去了。

一天，在工地上，就见她不时直往我这边看，到歇气时，不顾众人惯常的猜测的目光，甚至奸奸的坏笑，纷纷的议论，径直向我走来，她把我叫到离大家很远的地方，急急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可千万不要乱说，尤其是你和我爸说过的那些话”。我想起来了，她指的是那次在她家，听她父亲说在乱世不要胡思乱想，只能随波逐流等等的话，我曾反驳他说，我这么年轻就混日子，还不如死了呢。我就不信老这样，我更不信他真的会万寿无疆，他之后肯定就会有变化。这么长时间了，她还记得我说的话呢。真是个傻丫头，那样的话我怎么会随便乱说呢？但是心里还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了。看来，她知我甚深，了解我此刻在想什么，会想什么，就用充满深情的声音轻声告诉她，你放心，在这关键时刻我会十分注意的。

当时，虽然上级要求“化悲痛为力量”，大干快干，活儿非常累，但我毕竟年轻力壮，有时，劳动之余还有剩余精力。而且，人毕竟不是机器，机器还要适当养护呢，所以，拼命折腾之后，头头们也会有所倦怠。而我，稍有空闲，则还会生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

在驻地不远的地方，设有县工程指挥部，配套的有临时小卖店，卫生所，邮局等等，这是一个公共空间。由于当时人的观念普遍比较保守，一看到青年男女在一起往往就会议论纷纷，不好随便去帐篷那边找她，所以，和她见面的机会就主要在这里寻找。我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都要带几本书和一些纸笔，以备随便翻翻，记录点什么。自从失火和追悼会事件之后，我觉得和她的关系近了许多，虽然每天都能远远地看见，但总觉得不过瘾。关于她的印象，在心中也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发酵起来，她那充满活力的身影也不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于是，想和她好好谈谈的欲望就越来越强了。可是，常常是真的见面了，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当然也是因为不方便说什么。

有时，扪心自问，是爱上她了吗？其实，面对真实的自己，至少在理智上，对此并没有完全认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打算。既然如此，她就不是一个合适的爱人。当然，我也很清楚，未来在哪里？至少在当时，还看不出来。也许是出于所谓“老牛赶山推着看”的心理，也许就是想体验一下恋爱的感觉吧。况且，我知道，人生的路从来就不是设计好了才迈步走的，而更多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走一步。总之，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定要把我的想法跟她说说。怎么说？写信。找个时间，我躲在帐篷里，偷偷地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唯一的一次求爱信。其实也没说什么激情洋溢的话，更没敢提一个“爱”字，只是大致描述一下对她的印象，询问我们之间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罢了。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一天中午，我心里有事，就没有睡觉，在驻地附近转悠，突然看见她往小卖店方向去了，就回到帐篷，随便找一本书，把写好的信夹在里边，也跟了过去。打过招呼，在闲聊中，她似乎是随便地问我拿的是什么书，我说了书名，并推荐她看看，她就接了过去，我借故赶紧离开了。

我神不守舍地等了一天，猜想着各种可能。到了工地上，我不时往她们那边看，感觉她始终没有往这边看，从背影和动作判断，她似乎有些没精打采。第二天中午，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就又到小卖店附近转悠。也许是已经有了默契，终于看见她从帐篷里出来了，并且朝着我这个方向走来，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几乎不敢看她。听见她的脚步声，我抬起头，看见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和疲惫，完全没有往日常有的热情和俏皮，虽然在五官的布局上，仍然摆着微笑的轮廓，但是在眼神中，却隐隐透出一丝淡淡的愠色。她把书递给我，低声说：“看完了”。我的心一抖，说知道完了。本想对她笑一笑，保持一下风度，但是没有成功，就转身往回走。路上，还是心有不甘地打开书，一封信夹在里边，连忙从里到外翻看一遍，原来就是我的那封信。

得到这个结论，虽然也感觉到一点郁闷，一点凄凉，一点被人否定的沮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我理解，所以遭到拒绝，应该和在她看来我的不本分性格有关，一个崇尚安全、简单人生的女孩，是不会接受一个喜欢异想天开的人做丈夫的。经过反思和整理，我的心情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而且，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的是，遭拒的心竟无怨无悔，甚至没有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反倒是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踏实和轻松。我跟自己说：“这回没事了。”

又是两年过去了，是我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因为假期很长，带回的书有限，离返校还有一段时间，有一种无事可做的感觉，想来想去，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去看她。

由于电话在当时还只是生产队才有的珍稀玩意儿，而且一般也只能接，不能打。所以，我无法事先通知，就和家里说出去随便转转，然后沿着村北的大坝去她们村子了。我们两个村子的直接距离有五六里，绕行，也不过七八里。几年不见了，她们村，她的家，还是那样子。赶巧了，她家只有她和她妈在家，她哥哥早已结婚另住，这我知道。她妈妈还是那样健谈，开朗，慈祥，亲切，她却躲在里屋不出来。她妈妈说：“刚才我还和你老妹子说，鞠家店那几个孩子上大学该放假回来了，肯定会来看我，这不是，你就来了。”接着，问过学习情况，又问生活适不适应，嘘寒问暖得不亦乐乎。但是我明显感觉得到，老太太有些强撑热情的尴尬。我问她为什么不让我卫平哥考大学？说在我看来，如果他考，至少不比我差。我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奉承她，平衡她的心理，而是实情。老太太勉强笑了笑，说他考什么，他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再说，他考也考不上，都多少年没摸书本啦？教个小学挺好了，再找个机会考个转正，他这一辈子就行了。然后她感慨地说：“我这几个孩子上学时，就你卫平哥和竺苹（她）你老妹学习好，要是不扔肯定差不了，可早早的就都不念了。这不，下个月，你老妹子就结婚了”。说着，向里屋怒一怒嘴。她肯定知道我们以前的事，就随便找个借口出去了。

里屋的门一直没关，我们的每一句话，她肯定都在听，我的心忽然涌起一阵酸楚，就走了过去。她坐在炕上没有抬头，手里漫无目的的在摆弄什么，似乎是在做棉被之类的。我轻声问：“还在忙嫁妆？”她仍然没抬头，但是脸却忽然卷起一片红潮，略有些尴尬地说：“也没有啥好忙的”，不知为什么突然转了话题：“真是没想到，又高考了”。我一语双关地：“是没想到，后悔了吗？”我的话表面意思是，凭她的素质如果不辍学，本来也可以参加高考，但是隐含的意思则是指我们之间的事。她意识到这一点，沉默了一小会儿，很快就整顿好自己的情绪，用故作平静的口吻说：“也没啥后悔的，都过去了”。这时，她妈进屋了，我就退了回来，开始告辞。我说要去看卫平哥，她并没有从里屋出来，更没有送我。她妈仍然保持着热情送我出来，恰好遇见她父亲从外面回来，我就停下来和他说了几句。看得出来，老头也有些尴尬，不过，应该和他女儿的事无关，完全是因为几年前我和他的那场对话。因此，一时有些无话可说，就匆匆告辞了。

后来，随着父亲的平反，搬家，就再也没回去，也不知道她过得咋样，只是听说，她的婆婆很厉害。有时我想，那次为什么去看她？是显摆？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正确，还是就为给自己的心一个交代？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第二次发生恋情的对象是我高中同学，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是否真正开始过，我也不知道。我上高中，是后补的。那时候上高中，所谓“推荐选拔相结合”，不考试。由于班主任杨干百嫉恨我比他女儿学习好，我们原来是一个班的同学，就从中作祟，因此当时没上去。其实，后补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因为是公社办的高中，只要大队给开一张同意上学的证明就可以了。但是，这对于我作为黑五类的子女，让大队给开证明，似乎比登天还难。后来，是我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求他父亲，他父亲是个没人敢惹的老荣军，是他父亲找大队书记讲情，大队书记不好驳他父亲的面子，才给开了一张证明。到我入学时，已经开学近两个月了，其他同学之间应该早已经熟悉，而我则像一个闯入者。

上学的第二天，坐在我后边的一个女生问我要作业，在我交给她时，她还特意翻开仔细地看了半天，可能是检查一下我这个候补生做的对不对吧，同桌说，她是学习委员。她长得高高瘦瘦，多少有点水蛇腰，但是还属于现在所谓比较有型的，削肩窄胯，翘臀长腿的那种。她的皮肤比较白皙，眼睛也圆圆的，似乎是在凝视什么，又像是在沉思。小巧的嘴喜欢抿着，所以总给人一种红润感。脸型是近些年才兴起的，范冰冰式的尖尖的下巴。她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柔声细气的，但是很少有笑容，表情常常是一种现在所谓的无辜状。那时期末也考试，只是不排榜。我也不偏科，语文不用说，数学也很好，还是物理课代表，所以，我虽然是晚去的，期末一考试，成绩还是名列前茅。其实，虽然那时候大气候讲阶级斗争，但是老师们还是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所以我在全校还是很有名的。而她，虽然是学委，感觉她学习的确也很努力，但是成绩只在中等偏上，说明素质一般。

有一次到农场劳动，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劳动，是割黄豆。她和我挨着，我不小心割了手，她看见了连忙跑过来，掏出干净的手绢，一定要给我包上。当我感受着被她用柔细白皙的手握着，仔仔细细包扎的时候，心跳有些加速，也有一种这手割得很值的感觉。这是读高中两年半时间中，我们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因为当时学制是从小学到高中所谓九年一贯制，我们那期推迟半年毕业，所以高中是两年半。

在我毕业后的第三年，生产队派我到千里之外的察尔森水库出民工，由于公社带队的原来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关系较好，在没出发之前，就把我从生产队抽出来，到公社所在的小镇边上有个林场，去那看守即将带走的粮食。

林场的具体位置，其实就在我原来读书学校的西侧，两者仅一道之隔。因为是一百多人一年的口粮，有好几万斤呢，所以必须用人专门看守。不过，仓库就在我所住房子的里屋，不必另外出去巡逻。因为没事，就带来几本书来看，有时还写点东西。林场冬天只有一个老头看屋，一大排房子有十几间，我和粮食靠西边，东边住一帮女的，不知是干什么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竟然碰见了她，我高中时的学习委员。

我是和看屋的老头搭伙吃饭，反正粮食有的是，还有一些土豆白菜什么的。一天傍晚，我吃过饭，在院子里随便溜达，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仔细一看，原来是她，就试着喊她的名字。她回过头，见是我，非常惊奇：“是你？你怎么在这？”我说了原因，她也告诉我，她就住在东边的房子里，她们这是由公社组织的大队妇女主任培训班，学习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知识的，包括接生、避孕、下环等等技术。教室就在道东我们原来的学校。

我们先是站在院子里说话，站了半天，怕她累，就建议到我那坐一会儿，她同意了。我发现，几年不见，她的摸样没有大的变化，还是白白净净，高高瘦瘦的，只是说起话来，成熟许多，似乎也开朗许多。老同学见面，自然都很高兴，我们说了很多。她说这几年，我们班别的同学都去过她家，就和我一个人失去了联系。还说读书时，我曾经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还有些得意地告诉我这几年的一些情况，譬如去年入党了，现在是大队妇女主任，从毕业到现在，基本没干过农活，等等。可以说，我们同学两年半加在一起说的话，也没有这一次多。当她看见我还带来几本书，就说想不到我还是那样爱学习。说在学校时，在学习上最崇拜的就是我，而且最喜欢看我写的作文，每次交上来她都先看看。也不知为什么，她还告诉我，四班的班长，现在是她们大队的民兵营长，一直喜欢她，总讨她父母的好，经常给他们送礼，要和她订婚，她却不喜欢他，所以一直没答应。至于为什么不喜欢，没有说原因。她说的人我也比较熟悉，高高的个子，很英俊，读书时是学校篮球队长，印象中别的都很好，似乎就是学习不咋样。

由于是老同学，也没啥好拘束的，她就随手翻看我的书，还拿起我刚刚写完准备修改的，由一本小说《剑》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读了起来，看了一会儿，放下，眼睛还盯着那本稿子，半天没有说话，然后，连声说：“哎呀，不得了！想不到你都成作家了”。我嘴上谦虚却不无得意地说：“什么作家呀，就是随便写着玩的”。我还告诉她，改编只是再创造，也是我揣摩、练习写作的一种方法。我想通过提炼现成的故事学习怎样编故事，再琢磨怎样把小说阅读的感觉转化成电影的视觉画面，使讲故事变成人物表演故事等等。这些，我尽量说得通俗一些，但是在她听来，还是太高深了。并且坚定地认为，能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她说在我面前，感到浪费了生命，很惭愧，这些年几乎没看过书。我能感受到她说这话时的真诚，因此激发起很强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虽然在今天看来，她的这些赞誉是那样幼稚和不着边际，但是在当时，我作为很少受过肯定的“可教育好的子女”，这是怎样的一种鼓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不仅对她的溢美之词照单全收，而且还乘势滔滔不绝地表达了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雄心壮志”。

然后，我们乘兴又来到外边，记得那已是初春时节，雪已化尽，那天天朗气晴，月白风清，远处小镇灯火阑珊，万籁俱寂。我们这一对幼稚的文学青年，坐在林场外面的木头垛上是那样兴奋地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仿佛万物皆被于我一样的踌躇满志。这是我有生以来在比较心仪的女性面前所收获的最大的虚荣和满足。

这一切，似乎是在做梦。

是的，那几天，她一下课回来，就和我一起做梦。在玫瑰色的金色的五彩的交替变幻的梦中，我们携手并肩，徜徉于风光绮丽的西子湖畔，出席各种文坛笔会。在梦中，她能把我的人物对白大段背诵，能把我为她写的诗倒背如流。但是，梦中的跋涉最容易身心疲惫，梦醒时分也往往是最难过的时刻。梦总归是梦，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因为人毕竟要受现实法则的支配：带队的打电话告诉我，明天来车拉粮食，然后，我就可以回家准备出发了。

我醒了，想了想，觉得也应该把她唤醒，告诉她，这只是个梦。请她不要忘记我的身份，一个黑五类的子女，一个可能一辈子都顺着垄沟找豆包的农民。而她，是一个基层干部，一个很有希望成为国家干部的党员。当然，并不是我对我们的未来全无希冀，我只是想在她清醒时问一句，这一切她想过没有，能不能面对。

同样是月白风清之夜，同样是万籁俱寂之时，她如约而至，仍然是满面春风，眉眼间，仍然洋溢着沉醉。看到她这般情态，我真的有些迟疑了，但是最后，还是硬着心肠平铺直叙，实话实说了。如我所预见的，她沉默了，低着头，沉默了许久，但是很平静，这是清醒后的沉默和平静。接下来，任何后来港台电视剧所惯有的情景都没有出现，她既没有哭天抢地，痛不欲生地埋怨老天不公，也没有默默无语地向隅而泣，而是极为平常地叹了一口气，勉强微笑一下，用略带凄楚的口吻说：“我知道这是个梦，只是不想这么快就戳破它，想让它慢慢自然消退。不过，这样也好，不用再去想它，一切都过去了。不过，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天，我经历了从来没有的快乐，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美的记忆，好了！我该走了，再见。说完，起身就走，头也没回。虽然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我还是像被雷击一样全身瘫软在木头垛上，一直坐到深夜。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虽然心中仍有些凄凄然，但是很快就被乱糟糟的长途跋涉所冲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底，就是当年的年底，高考恢复了，我提前从千里之外的察尔森水库工地赶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应考。虽然是仓促应考，而且，还考丢一张卷子，答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考丢一张卷，是在第一科考数学时，由于我平时写字潦草，经验主义的爸爸反复嘱咐我一定要先写在草纸上，然后再抄到正式卷子上，因为没有表，不知道时间，结果，直到交卷也没有来得及在考卷上写一个字，这一科算是白答了。

报名时，我仔细看过，没有她的名字。倒是看见她说的他了。都是同学，见面还是得打打哈哈，再说，我们已经不是情敌了，虽然他还可能把我当做竞争对手。他暗示性讽刺我说：“听说你有一本小说叫什么《剑》？想借看看”。他的意思是说，我曾经用那本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诱惑过她，他已经知道了，同时也暗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不然她不会对他说这些。几个了解此事的同学紧张地看着我，其实此时我没有任何心思和他斗口，就装傻充愣地打哈哈说：“哦，是有一本，在别人那里，有空要回来借给你”，就过去了。

等待通知书的日子，是很熬煎的，但是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得多。就在这时，我的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远房舅舅突然来了，由于我仍然在生产队干活，见过面打个招呼就又上工去了。我并没有想过，这个舅舅的来和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是我已经上大学之后的寒假，妈妈才告诉我，那个舅舅和她是一个村子的，那次来，是受她父亲之托，问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的。妈妈说她当即表态：“如果当时孩子们成了，无论我儿子考到哪里，我都保证，我儿子不会丧良心，我们全家会为她能在那个时候看得起我们感激她一辈子。但是当时既然没成，我们也犯不上再给自己找麻烦了”。舅舅听了，自然无话可说。况且，舅舅自己也未必情愿当那个信使和说客。但我始终不知道，请舅舅来说辞，究竟是她的意思，还是她父母的意思，还是她们全家的意思。当然，我最希望的还是此事与她无关。

后来，在一个中学同学家，遇到一个和她同村的人，就说起她来。据他讲，她和那位追求者终于成了。他说你们那个同学可真是个女中豪杰，被人苦苦追了好几年，就是不松口，直到去年，才想通了，主动请那人上她家喝酒。她们两个都挺能喝，一边说，一边刷刷地干，后来，她哭了，他也哭了，就又喝，又哭，直到两个人都喝得鼻子出血，不省人事。没几天，她们就结婚了。现在她还是管村子的计划生育，他在别的村当代课体育老师，日子过得还行。我听了，心中有些释然，也有点戚戚然。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有时我想，这二位，如果其中一个成为我的妻子，会是怎样的结局呢？也许，反思这种关系，有利于了解那个特定的时代。可以肯定的是，当政治身份是她们优势的时候，恰恰是我无法改变的短板。同样，当文化身份或是文化资本凸显为我的价值的时候，她们却与此无缘。甚至，只有她们的政治身份被抽空，我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资本才能凸显出来，反过来也是一样。这种时代的悖论，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有能力挣扎得出来吗？所以，回顾这两段夭折的错位的恋情，我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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