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李斯
商鞅，卫国人，以国为姓，名卫鞅。因之后爵封商君，商於为其封地，史称商鞅。 小时候的历史课本里有一节《商鞅变法》，这是似乎中国历史上最早值得称道的改革了。商鞅以士子身份因秦孝公求贤令入秦。入秦三月，勘踏老秦部族最边远的府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一份翔实的调研报告《治秦九论》，从农业，经济，吏治，法律，军事，甚至礼仪等诸多方面做了分析阐述，找到秦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并开出药方。
信，是制度执行的根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或者双重标准，任何制度都是形同虚设。商鞅了解到了这一点，一个“徙木立信”竖起了制度的铁牌。威信，诚信，都是需要力量维护的。旧制度的打破新制度的建立都会经过抵触，观望，接纳，拥护的磨合期。但是，这种磨合是痛苦的。没有哪一种改革是皆大欢喜，一团和谐的，改革，必然要触动一些利益划分，引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权利层的动荡。然而正是在这种动荡中，才能看到改革者的勇气，胆识，魄力与担当。 在于旧世族，旧习俗的较量中，无论是秦孝公还是商鞅都顶着巨大的压力， 准备好面对谩骂，诅咒，和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秦孝公甚至搭上了唯一的儿子嬴驷。年仅十四岁的嬴驷受老世族势力的利用触犯新法，老世族就是要看看秦孝公和商鞅如何收拾这个局面。赢驷是秦孝公唯一的儿子。依新法斩嬴驷， 则国无储君。为赢驷网开一面，则法而无信。秦孝公为了已经初见成效的新法决定舍儿子保变法。商鞅掌刑， 黥（面首刺字）嬴驷之师。秦孝公流放了嬴驷，对商鞅而言，嬴驷是唯一的储君，也是将来能将变法进行到底的继承者。多年的苦心经营，新法使秦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着。秦孝公临终留遗诏于商鞅：嬴驷若不支持新法，复辟旧制，商君可取而代之。这是何等的信任！嬴驷即位，即后来的秦惠文王。旧世族势力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处商鞅以极刑——车裂。商鞅很明白，秦惠文王虽然施以极刑，但对新法的坚持和推广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死是年轻的秦惠文王还朝即位、巩固政权的手段。且把嬴駟少年流放颠沛沧桑的私恨放置一边，即使有秦孝公的“免死金牌”，有封地百姓官民的爱戴，有作为荧玉公主驸马的身份，商鞅也依然放弃了一切可以逃离的机会引颈就戮。渭水河谷又一次被鲜血染红，秦国也在变法图强，西出称王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李斯，由布衣入秦。秦王秦王时期，李斯也曾奋然向秦始皇上书《谏逐客令》，使嬴政收回王令，并让赵高驾王车追回李斯于函谷关外。他也曾在泾水工地与郑国日夜劳作谋划，作为长史统领王城政务，宵衣旰食，孜孜勤政。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李斯与商鞅一样，为大秦帝国一统天下立下了不可磨没的功劳。作为大秦开国的第一位丞相，李斯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几个儿子女儿与秦始皇的皇子公主互婚互嫁，分别是长公主驸马，皇子正妻，与始皇帝是几重的儿女亲家。由此一点，即可看出秦始皇对他的信任与器重。然而秦始皇在巡狩途中于旧赵沙丘宫突然崩逝，遗诏未出，帝业维稳之际，李斯又是如何予决的呢？王帝驾崩，李斯便是大秦帝业的巍巍泰山。李斯心里是有要建立一番煌煌功业的雄心的。如果皇长子扶苏继位，其政见为缓步收缩目前铺排过大的国内建设项目，六国复辟势力暗流涌动，九原边境匈奴强患不可懈怠，内忧外患，应徐徐图之以求稳健发展。扶苏继位后极可能拜蒙恬为相，李斯的地位极可能会受到威胁。没有了皇帝的支撑，李斯觉得自己的功业大梦真就是痴人说梦了。李斯为政，好大喜功，他急于在天下树立起“李公安国，功莫大焉”的口碑。他看重的是自己大秦创制功臣的名分。所以，李斯与赵高沆瀣一气，矫诏懵懂憨颟的胡亥继位，逼扶苏自裁，罢黜冯劫蒙毅，赶杀蒙氏（蒙恬蒙毅）、李氏（李信）、王氏（王翦王贲）等功勋集团，屠戮嬴氏皇族。李斯觉得，胡亥可以 听任自己铺排国事，力行新政，秉承秦政，护持秦法，成就自己的莫大功业。似乎一切顺理成章吧?其实，李斯的“谋功之志”是为自己沽名钓誉的“谋私”的掩盖。赵高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李斯在“谋功”与“谋私”的路上自相矛盾，最终无法左右自己，落得个众叛亲离。他的承继始皇帝而再开拓再创制，变成了大秦帝业的沦陷与毁灭。
安得如此？李斯于商鞅，论谋划之才，不在以下，论做事能力，辛勤有加。然而，商鞅是为了秦法秦政的推行、为了秦国的稳固强盛牺牲了自己，李斯是以秦法秦政做了自己功业名位的垫脚。只一个“德”，使两人境界判若云泥。做事不能失却公允之心，忘记大道所在，必然失了为人做事的大器局。纵使得了一时呼风唤雨煌煌功绩的荣宠，等被时间淘澄净了，也终究不过落个“小人”的评判。可叹，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