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嘎旧事
文：网络
编辑：赵应书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撤出黔南。与朋友们商量，拟回阔别了多年的老家郎岱暂住一段时间。时高南针先生任梭嘎中心学校校长，她托金应声约我去梭嘎教书，我接受了聘任后，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去梭嘎，名为中心学校教导主任，实际是教安家的几个子女（陇宝玲、安鲍琪、陆汉民），教的是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这三个孩子很可爱，好学而有礼貌，只有陆汉民稍为顽皮。到一九四六年七月，整整一年时间，在梭嘎的所见所闻，收获比较丰实。
时人对安家的评价，说好说坏均大有人在，有时甚至带有极为浓厚的神秘感。其实安家有好人，也有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安舜卿前辈是贵州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也是北伐战争前后国内知名度较高的革命家。当然，安家也有一些坏人，如一贯反共反人民、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安仲英（安克庚）、一贯抢劫为生的安老三（安叔英）等，因此，是好是坏，必须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
一、初到梭嘎的映象
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我到安家的第二天（大约是八日），中饭后，秋高气爽，步出官房，于外散步，高南针老人认为我人生地不熟，怕遭意外，叫她的随身用人小五七（一个很老实的农家孩子）跟在我的后面。谁知刚步出官房数十步，突然枪声大作，流弹密集往官房方向飞来，小五七催我赶快回去，到官房时，正在关朝门，官家所有的家丁张德恒、王敢华、路少武等已荷枪实弹，准备战斗，我进入住处，安家老小赶来叫我躲到金又新的石碉内。我拒绝说：“不怕得，不要紧，不必躲。”一直坚持在他家厢房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一刻，安家派人出去了解情况，才知是数百土匪来抢代清朝家。当时安家几个主要成员商量了一下，采取“做好防卫准备，不外出支援”的措施。金又新是一个不管家事的阔少，但他毕竟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的军人，很有一点战斗经验，他听了打来的枪声后，准确地判断说：“他们打来的子弹很高，只是想警告我们不准去支援，没有向我们攻击的意图，我们可以不理它，把朝门关好，做好准备算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有理的。但高南针老人也有顾虑，要是不支援，将来代家可能有意见，只好叫张德恒带了几个人出击一下。
代清朝是梭嘎乡乡长，住在代家寨，距梭嘎乡公所约有七、八华里，安家的官房正好在两者的中间。那天还值赶场，代清朝在乡公所，当枪声大作时，他以为是抢别人家，不闻不问，后他家的告急人员到了乡公所，他带着乡丁去驰援时，土匪已扯红旗（即放火烧房子），掳尽财物，扬长而去。约一小时后，高南针老人带着我去代家寨看劫后情况，所有草房全被烧光，只剩下代清朝家住的瓦房仍在冒烟。代清朝和他大哥一面指挥灭火，一面招呼高校长说：“老太太，我家被抢成这个样子，不好照拂你老人家坐了。”高校长对他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代清朝哭丧着脸，表示“谢谢老太太的关心”。我看了后觉得“这个骑在人民头上、整日作威作福的小丑，今天也有这样的报应，令人好笑”。后来据说这件抢案，与某些权势人物有关，情况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不闻不问，代家呢，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代家被抢后不久，一天夜里，与高南针老人聊天，她问我：“侄儿（因家父与安舜卿老辈在年轻时有八拜之交，故高南针老人见面后即称我为侄辈），代家被抢那天，你怕不怕？”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正喜欢看看这种场面。”老人笑一笑说：“我看你文质彬彬的，但胆子还大，他们认为你不敢住在我们这里了，但你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后她说：“这些事，在我们这里常常发生，看多了，也把这当为平常事了，所以不在乎。早些年，我随你七叔南征北战，那些场面更大，起初我也有点怕，但经过多了，也就不怕了。”看来，她老人家那时刚才四十多岁，但对世事都胸有成竹，阅历很深。她还说：“代清朝家长辈是安家的管家，他大哥也做过管家，他们借着我家的势力，狐假虎威，渔肉乡里，发了财，弟兄相商，化了几百银元，买了个乡长来当，还拉拢了郎岱城中的一些权势人物，当上了参议员，心中更不把安家放在眼里。”从这些话，我看出代家被抢时，安家不去支援战斗的原因，可能在此。
以后代清朝去郎岱开县参议会，带着他的姘头住在城中周云臣家中，周云臣认为是“野花进房”，夜间趁代清朝与他的姘头熟睡时，一阵乱棒打出门来。光着个屁股跑了，顿时郎岱城中传遍了“棒打野鸳鸯”的丑闻，好事者并评论说：“这就是国民党县参议员，所谓民意代表的典型人物”。代清朝回到梭嘎后，到官房去请安，说“是骑马不小心，摔坏了手膀”。安家老小对郎岱的事已有所闻，所以捧腹大笑，唯南针老人听后说：“骑马要正，才不会落马（双关语），以后要注意。”代清朝虽唯唯是听，但不解其意，只有“谢谢老太太的关心”罢了。在梭嘎街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吊起一只手时，他怒目而视地回答：“你管老子为什么？”一个奴才像十足的县参议员，就是这个样子，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产。
二、官房及其清规戒律
凡安家原来住的房子均名为官房（即衙门之意），直解其意即为“官家住的房子，是为官房”。表明了他家是统治者。有一次，我与金又新谈起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更为明白，他议论说：“孙中山先生搞五权宪法、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权分立，在我们这里是五权合一。只有一权：管。”他这个解释有些妙，事实也实属如此。
那时官房有两部分，一部分在舜卿乡（即上官寨），以安克庚为首，他是那一带的土皇帝，强迫农民称他为“司令官”或“二老爷”，谁也不准直呼其名，若犯了讳，将招来杀身之祸。老百姓看到安克庚骑马过路时，必须站到路旁，低下头，垂手立正，并要口呼“向司令官请安”等他的马过去后，才能走开。要是谁迎着他的马对直过去，安克庚的马鞭便会无情地落在他的头上，打破脑壳，打瞎眼睛，那就听天由命了。但事后还要被打者奉上礼物去“赔礼道歉”。此人短小身材，黑皮肤，浓眉鼠眼，声音沙哑，喜怒无常，一看就是一个凶狠、残忍、多疑的人，他因作恶多端，防人行刺，故深居简出，但他又迷信，出门必看黄历，不利不行；他深信命理，他的亲生女儿，因生辰八字与他的生辰八字相克她把女儿活活处死，任何人不敢多话，至于被他打死或折磨而死的丫头与佃户不知几许。但安克庚进过黄埔军校，并在国民党军队中混过一些时间，读过一些反动书籍，满脑子法西斯歪理，反共、崇美、崇蒋是他的本性。有一次，他来梭嘎乡，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他向乡公所代清朝等胡诌了一番美联社的消息，最后他说：“美国两颗原子弹打败了日本，我们要感谢美国。”我向他说：“中国人的八年抗战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因素，苏联出兵东北，也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因之一。”他听了后，两只鼠眼一闭，厌恶地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并问坐在旁边的安定：“你说是不是？”安定立刻表示：“二伯说的正确，谁敢宣传共产党的道理，我们非整他不行。” 高南针老人看到空气有些紧张，只好转过题目谈其他的事，才算罢了。我看此人心狠手毒，不能不提高警惕，不能与他正面冲突。
官房的另一部分是在梭嘎乡，距乡公所有三——四华里，建在一个山脉的终断处，即所谓“龙头”之处，显示官家的地位。据说梭嘎这间官房是清朝光绪年间造的，五房会制时被犹国才的军队烧掉了，以后又请来四川匠人香达，但气势不如从前，原来的走马转廓楼、雕栏画栋等不复存在，但建筑形式都有不太考究，主要是注意军事上的防卫价值，房屋的前后左右互为支撑点，都有一定的军事作用。后来金又新长大成年，又筑了一座四层楼的石碉，这座石碉可以照顾全局。国民党保安团的中队长陈某曾问我：“要攻这间官房，应该用什么办法？”，我回答说：“不懂军事”，他说：“硬攻是无法破的，只有用榴弹炮，，先打掉石碉，再从后面突击，否则前门是无法攻破的。”他的这些议论，我认为有一定战术意义，当然他不懂得从内部分化瓦解突破的道理。金又新和他的妻子（织金县钱文达的姐姐）住在碉内，丫头和娃子不经呼唤不能进入碉内，否则将受到惩罚。
金又新的母亲和妹妹住在上层，安伯英的遗孀龙氏住在土碉内，高南针老人住在下房，是住在官房的第一道关口，当敌人进攻时，这是首当其冲的地方。住房的位置，显示了一个人在官房中的地位和价值，这是很有考究的。
官房的清规戒律很严，进门坐的位置与谈话的语言都有一定的部位和特殊性，以代清朝来说，是国民党的一乡之长，又是县参议员，但他的祖人是官房的管家，因此，他进官房以后，吃饭时不能与官家的人坐在一起，进门后只能拉一条小板凳坐在门角角，不能坐在高处或正面，谈话时只能讲“小的照办”或“小的不敢”等，不能自称“我”，也不能称官家的人“你”或“您”，只能称“官老祖”、“老太太”、“老爷”、“太太”、“大爷”、“小姐”之类。当了国民党乡长的代清朝是如此，。
官家生了一个小孩，所有的百姓都必须来“认主”，即便是白发苍苍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也要对小主人下跪磕头。认主以后，从此必须称这个小孩为“某老爷”或“某少爷”，不能直呼其名，否则叫“犯讳”。所有这些不成文的规定实足地体现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残余。
官房门前所有来往行人不能吹口哨，否则即认为是不正当的行为，将要受到处分。农民的牛马路过官房门前，要赶快走，否则牛马拉了一点屎尿，要彻底弄干净，据说过去还有这种情况，要叫农民挑水来洗地下。为了这一原因，农民的牛马放出时宁愿多绕几个弯，也不愿从官房门前走过。有一次，织金县一个姓张的区长的贴己用人来梭嘎，此人大概有点“不 冒昧”，坐在官房门前有点“吊儿郎当”的行为，被官房的几个小子揍了一顿，为此事，惹了一场风波（因张姓也是织金县的一霸），几乎动武，幸好南针老人破除官家陋习，处分了打人的人以谢张家，风波才得以平息。
凡是官房的佃户都处于百姓的地位，无论公事或私事，诸如接媳妇、嫁姑娘、办丧事都要向官房请示，家中老小、夫妻、父子之间有什么纠葛也得由官家裁断，形同国民党的警察局或法院。有个老头（约五十岁左右）到官家来告状，说他的老婆偷野男人，要官家做主，结果官家立即派人去把他老婆抓来，我一看，这个小妇人很年轻（约二十二、三岁），很漂亮，富有农家女孩的自然美，她的老丈夫类似他的老父亲，当然可能产生不睦之处。但官家不问情由，立即叫他的老丈夫把她搞“猴儿扮庒庒”，弄得她死去活来，惨不忍睹，直到她最后请人写保证书按上手印“保证不再偷男人”为止，才叫他的老丈夫把她带回家去管起来，当然回去前，要向官家磕头认罪。又有一次，一个农民抢了毕节路过商人的东西，此事告到毕节专署，专署来函向官房要人，官房把此人抓来，在半路上毙掉了，写了封信给刘鹤鸣说：“半路逃跑，草毙了。”就此断送了一条人命，金又新说的“我们这里只有一权”的道理，是很现实的。
三、官房里的人物及其生活
官房中人物有三类。
第一类是官家，是贵族，是统治者，所有的权，都集中在这一类人的手中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彝语），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说汉话，不说彝语，只有在互相交换机密问题时才用彝语。他们有共同的文字（彝文），但年轻人都不懂彝文了，在清朝道光年间修的《安氏家谱》一书用汉文与彝文相并记载；2.他们的自尊心都很强，自诩为官家，别人都是百姓。在日常说话间，若发现对他们不礼貌的语言，他们立即反击，而且有时可能动武也在所不惜；3.也许是历史所处的环境的关系，他们很讲究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的梭嘎官房有几支快枪，有十多条步枪。据说上官寨安克庚家的枪支更多更雄厚，安定从中央军校毕业回来后，安克庚叫他在树林中练骑兵，把木材拖在马尾上奔驰。这种做法，脱离贵州山地实际，只能说明他们重视武装而已。
第二类人是管家和头人。这种人对官家来说是用人，对佃户来说是头头。他们居于两者之间，对官家惟命是从，对佃户一唬二嚇。但有时他们对官家也有微词不满，甚至有的管家与官家的矛盾激化时，自成一体，脱离官家而独立，代清朝家几代都是官家的管家，但一朝做大，有了不少土地和社会地位之后，对官家就不是那样的服帖了，安家的人说：“代家借我家的力量发家致富，忘恩负义。”代清朝喝醉了酒后又说：“我家为官家赶鱼进笆笼。”甚至有些事，他还与官家对抗。
第三种人是丫头、娃子、老奶妈及其他用人。这些人情况又互不相同，在官房中各有各的特殊待遇和处境，如高南针老人的厨师罗妹是舜卿先生做两川宣抚使时在四川雇佣的丫头，做得一手好川菜和粤菜，也很会做西餐，十桌以下的客她可以一人完全应付下来，舜卿先生生前在四川、广东、南京、昆明等地奔走，都把她带在身边。以后终身在官房当佣人，她的爱人老张（四川人，为人很忠厚），专为官房做采买，这一对夫妇与官家谈访时，可以坐下来自由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可以把南针先生的意见顶回去。又如安伯英夫人龙氏的丫头付名珍，是在四川凉山时被“蛮子”抢去，安伯英两次带人把她抢回来，她愿意终生服侍龙氏，是《红楼梦》中鸳鸯式的人物。这些人是官家的贴己者，受到不同于其他人的待遇。至于其他写了卖身契的娃子和丫头，他们是十足的下人，终生为奴，没有人身自由，接媳妇或嫁男人都要经官家同意不能乱说乱动，对官家的任何安排都必须服从，终身做笨活，只求得两碗苞谷饭，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些人，有的已五、六十岁。他们是奴隶制的牺牲品。
以上的第一类人是官家的主人，是统治者。第二类人与第三类人是仆人或奴隶，是被统治着。这三类人构成了封建式的或奴隶制残余的阶级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
梭嘎官房中独一无二的成年男性金又新，此人肥胖高大，寡言少语，他高兴会的人就会一会，也会谈得很开心，他不高兴见的人，无论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也不愿会见，即使见到了也不多说话。郎岱县长孙荣元和参议长陈务幽到梭嘎检查工作，除高南针校长出面应酬外，金又新出来见了一面后便回到碉楼去了。据说他拜一个和尚为干爹，故岩脚一带的人均叫他金和尚，早年曾随舜卿先生去广州进黄埔军校第五期，当了一段排级干部后，因他是独子，故叫他回来照拂家业，其实金又新对家中产业一概不管，和他的妻子住在石碉上，饭有人送上去，大小便有人抬下来倒，终身抽大烟。此人有些怪脾，其一是爱枪与马，他有一只快机（德国造），从不给人看，他养了一匹黑马，很管骑，从来不让人知道，自己也不骑。其二是天气晴和时，出碉走走，坐在高处，叫几个孩子来打架，打到最激烈时，他哈哈大笑，打胜者得几文钱当奖品，打败者被他骂“狗日的，不中用，以后再来。”看孩子打完架后，他又回到碉里抽烟去了。金又新一生讨了几个老婆，都没有生孩子，但他却与一个丫头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隆哥，这个小孩成了官房中的宝贝，很调皮，叫一个丫头润妹专门服侍他，发火时抓住润妹乱打，谁也不能管，有点“小衙内”的味道。金又新与安克庚，名为亲堂兄弟，实则很不睦，安克庚来梭嘎乡公所叫人请他去见见面，他也不去。
官房中最长者是金又新的母亲，一般客人称她为“五老太太”，官房中的娃子与丫头叫他“官老祖”，这位老太婆对家务事只管大的，不管具体事。但她很精细，产业情况和佃户的情况，她都有具体的了解，别人瞒不了她。
其次，比金又新长辈的只有高南针老人了，他是舜卿先生的遗孀，原籍贵阳市，毕业于贵阳女子师范第一期。当时她正担任梭嘎中心学校的校长，外人称她为“高校长”，官房中称他为“老太太”。南针老人为人耿直、豪爽、有胆有识，与各方交逰甚广，也许是随舜卿先生南征北战，在官场中见的场面大，阅历深，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解。她认为“孙中山伟大”、“蒋介石会打仗，但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对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陈果夫、张静江等，她都有过接触，并有评论，甚至她评价周恩来同志：“少年英俊，博学多才”。她说：“贵州民初同盟会人物中，平刚精于坐而论道，舜卿务于起而实行》。”此话对当今研究贵州国民党史不无现实价值。南针老人那时在官房中的任务是对外同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及来往客人打交道，在交际场中，她谈笑风生，应付自如，不失礼数，是一个为时人所尊敬的长者。她热爱地方教育，在梭嘎建楼舍、聘教师、招学生都亲自一手办理，并叫付战章老师逐家逐户动员儿童上学，开学后亲自教语文和算术。她说：“安克庚怕百姓有知识后起来反对他，所以他搞愚民政策，这违背舜卿的遗愿。我们要办学校，开民智，让孩子们长知识，将来才可往外发展。”从官房到学校要走三、四华里山间小道，南针老人来往于学校与官房之间，不怕安家的仇人暗算，也遇到过野兽袭击，但他无所畏惧。安克庚说她办学是“沽名钓誉”，她也不计较。可能是由于年轻孀居，更由于族中个别后辈的歧视，南针老人很善饮，龙三来贵阳与龙玉华接婚，她代表后家宴客，百桌以上，每桌一杯茅酒，清醒始终，不失客礼，但平时又滴酒不进。从长期的谈话中，我发现南针老人与安克庚的矛盾很深，有时说到安克庚在族中的横行霸道时，她几次流下眼泪。
官房中还有安伯英的遗孀龙氏，她的原籍是兴仁县，她的哥哥与云南省龙云是儿女亲家（龙玉华嫁给龙云的三儿子）。安伯英是安克庚（安仲英）的长兄，但由于同父异母，兄弟之间不睦，故安伯英去世后，龙氏住在梭嘎官房，不愿到上官寨去居住。安伯英早年曾去过日本读书，后在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做过七次县长，当过“七品官”，还要从家中带钱去用，在国民党的县太爷中算是一个清官，据说这是舜卿先生教育的结果。安伯英看不起安克庚、安叔英的为人，所以长年在外，辞官以后，闲居贵阳，在贵阳病逝。龙氏孀居生活单纯，不会抽烟，常以麻将消遣，不问外事。
金又新的亲妹安瑞英，早年随舜卿先生在南京读金陵女子中学，后嫁云南龙云手下的一个姓陇的团长，据她说：陇某不学无术，一介武夫，不懂感情，故夫妻不睦，回后家居住，年也有一女孩陇宝玲，孩子很乖，尚“有些安慰”，由于身世如此，她有些倾向于基督教的教义（在金陵女中时常听讲经）。在官房中，安瑞英是一个实权人物，所有大小事她均过问，丫头和娃子都要看“姑太”的脸色办事，南针老人有什么事时，也要和“姑太”商量而后办。
以上诸人，构成了梭嘎官房的统治集体。他们与上官寨安克庚等既是一家，但也有内部矛盾，说安克庚是地主阶级中反共反人民的死顽固派，那么说梭嘎官房也不无地主阶级中比较开明的人士高南针，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四、舜卿先生二、三事
在梭嘎一年，夜间无事，常听南针老人谈舜卿先生轶事，有不少为外人不知道者。近年来，贵州史学界对舜卿先生的革命业绩的研究和回忆，与南针老人所谈相同处，不拟赘述，只谈其为一般尚未述及者。
舜卿先生与人和，交逰广，青年时即立有大志救国救民，常与郎岱李至甫、刘翰初（先父）、宋锡九、杨海勤等为友，讲求学问，评论时政。后去贵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贵州清末民初同盟会在贵州的骨干人物。
据南针老人说，舜卿先生为人高洁、正直、爽朗，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也热爱后辈，着眼于培养人才，培养家乡青年，后来郎岱的牟廷芳、安顺的韩氏兄弟、贵定的马守棱以及毕节大方一带的不少人物均得力于舜卿先生的教导与提携，即至去世多年，后人亦念念不已。
她说舜卿先生嫉恶如仇，特别是对族中子弟常严加管教，他生前曾向高氏老太太说：“安克庚为人狡猾，不能成大器。”“安叔英不务正业，后必做坏事。”有的人同此不敢见他的面，南针老人用俗语“二郎神见不得正神”来形容这种关系。
舜卿先生仗义疏财，见人有危，解囊相助，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领导革命，他与高氏夫人结婚后去广州，带去一百多挑鸦片，少部分做自己的旅费和带去广州的青年的费用，绝大部分变卖后交孙中山先生的元帅府做开支。她说舜卿先生在广州时交逰甚广，与蒋介石、陈果夫、张静江均有交逰，互相之间对国共关系问题常有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与共产党的周恩来亦多有往来，她说舜卿先生评周恩来“少年英俊，博学多才，可惜国民党少有这样的人才”。
她说舜卿先生干革命不畏艰险。做两川宣抚使时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四川的各派军阀大多倾向于北洋政府，少数倾向于国民革命，情况复杂多变，稍有不慎，将有大难临头。四川“边疆民族”问题也很棘手，汉族、彝族、藏族之间的纠纷，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工作很难做，所以是“闷闷不乐地离开”四川的。黔军彭汉章原属袁祖铭旧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后，所有部属既不知什么是三民主义，也不知道革命的意义，舜卿先生去作第九军的党代表，部队中说他是“小媳妇”，不管用，受了不少晦气，只好以贵州老乡的情谊搞好彭汉章的关系，做了不少工作，才使该军改换面貌。
舜卿先生在南京，一九二八年受命与四十三军军长李晓炎共同讨伐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的周西成。当时周西成在贵州搞了一个遵桐系，实力很强大，南京国民政府先任命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第九路军总指挥，但周西成对南京国民政府表面拥护，实则拥兵自重，不买南京政府的账，甚至杀了国民党派来贵州的李益之吓跑了张道藩、高文立等人，南京决定除掉周西成，但舜卿先生受命伐周西城之时，李晓炎的四十三军没有几个人，兵力不足，甚为难处，南京政府以为舜卿先生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旧（同为彝族），可以向云南借兵伐黔，所以委舜卿先生为四十三军的党代表，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打垮周西成之后，舜卿先生为贵州省政府主席，李晓炎为四十三军军长兼第九路军总指挥。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黄果树一役，周西成战死，李晓炎部直抵贵阳，舜卿先生因沿途做好地方人士的工作兼筹集军费，未随前锋部队进军，李晓炎进贵阳后，一面电催舜卿先生赶往贵阳，一面却宣布自己为四十三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并宣布舜卿先生为省政府民政厅厅长，造成既成事实。舜卿先生抵贵阳后，为了顾全大局，屈就民政厅长职。以后毛光翔反击，云南部队返云南，李晓炎部被毛光翔部击败，舜卿先生退到昆明，受到南京国民政府指责，并追问他为什么不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为此，在昆明闷闷不乐，以酒解愁，，不幸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在昆明逝世。以后由南针老人赴昆明接灵柩回原籍安葬。
关于舜卿先生灵柩路过郎岱牛场宋选珍地界的情况，有些人的回忆与高氏老太太生前所述略有不同之处。追忆于后。南针老人生前说，，安家与二塘宋家均为世交，舜卿先生与宋锡九为总角之交，过去两家常有来往，宋选珍是锡九的侄儿，他很尊重锡九先生的话，因为这些关系，宋选珍在谈话时，有时称舜卿先生为“七老太爷”，有时称“安七叔”，有时又称“七公”，对两位夫人，有时称“七老太太”，有时称“安七婶”，从来也很尊敬。
南针老人说：宋选珍为一时的有名匪首，凶猛强悍，，但他对舜卿先生的人品和政绩很钦佩，“不敢说贰话”。当时灵柩运抵原籍，将要通过宋选珍的地界（牛场）时，，宋选珍闻讯后早有两手准备，高氏老太太派人去与宋选珍交涉，宋选珍一见来人就问“是谁送灵？若是老太太送灵，我用火炮迎接，若是安老三等送灵，我以铁炮相接。”去交涉的人回答说：“是高氏老太太送灵。”宋选珍听后，沉思了一下回答说：“请七老太太先于灵柩前来一趟，我有意见向老人家说。”听了回报后，高氏老太太立即叫打轿去会宋选珍，见到后，宋选珍说：“七太爷为国奔走，他老人家为人公正，只是安老三太可恶，老是打我们，想把我整掉，实在令人寒心。”七老太太立即回答：“安家有些侄子辈不懂事，忘记了安、宋两家是老世交，对不住选珍贤侄，也对不起亲朋邻里，我回去安葬丧事后，一定负责告诉他们，再不能与贤侄相争，各守其界，互不侵犯。”宋选珍听了这席话后很高兴地说：“人家夸说七老太太随七老爷走四海，，为人宽宏大量，今天听了这些话，确实是名不虚传。”立即安排迎接灵柩，沿途鸣放鞭炮，焚烧纸钱，并派一排武装把灵柩送到安家地界。
后来安葬舜卿先生时，墓地又看中在宋选珍家的地界内，如何办，安叔英说宋老跛绝不会同意让出这穴阴地，只有用武力打垮宋老跛，强强占这块地。安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同意安叔英的意见。唯七老太太力排众议，谈了很多不能再打的原因，并提出自己亲去宋选珍家交涉，安家族中众人听了后，有的赞同，有的半信半疑，有的冷眼观看。七老太太叫立即备马和礼物，直抵宋选珍家中，，宋叫人排队迎接，坐定后，提出墓地问题，宋选珍表示：“七太爷埋在我的地界内，他老人德高望重，在阴间保佑我们是件好事。”满口答应将墓地相送。但他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件安家的人把灵柩抬到地界边，由他派人抬到墓地；第二件安老三不能带枪到墓地；第三件要给他的部下发满孝。七老太太满口答应，一律照办。因此，安葬舜卿先生时，宋选珍的弟兄一律发孝帕，还送去大量的猪肉、大米、白酒。表示了满请的意思。南珍老人回忆这些事时感慨万千，她说当时也不一定有把握办好，不过“不怕死就胆大”，还是办好了别人办不到的事。她还说：宋选珍是一时的山大王，每次都有很高的警惕性，总是时时在防着意外地发生。
安葬舜卿先生后，宋选珍与上官寨安家的矛盾仍不断发展，有时安家打宋家，有时宋家打安家。但宋选珍与梭嘎官房之间，确实做到了“河水不犯井水”，两者之间，相安无事。
上官寨安家，除与宋选珍的矛盾外，与岩脚彭家、丹井杨家、织金张家等地方势力也矛盾重重，一有机会，便互相劫杀，惟梭嘎官房与地方各派相安无事，并时有往还。
五、离开梭嘎
一九四六年五月份，安克庚派人到梭嘎接安瑞英去住了两天，回来后，南针老人找我说：安瑞英去上官寨，安克庚向她说刘永钟是个“老共”，他已接到郎岱县党部书记长蔡树功的公函，要防范刘的活动，“必要时把他抓起来”，或者把他辞退回郎岱以便县党部好看管他。她并说：“我与满嬢商量了，你学期结束后回郎岱，你在我们这里一天，我们保护你一天。”我回答她说：“我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要胡闹，我刘家人没有死光，有人会找他们算账。”
并表示“我可以立刻走”她说“立刻走反而不便”，我同意了她的意见。
七月上旬郎岱县参议会开会，南针老人要赴郎岱参加会议，我与她同回郎岱。会开完了她回梭嘎，我送到坝子上，临别，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侄儿，我看郎岱也不是你久留之地，你若要北上时，我可以支助你的路费，以后有什么困难，我完全可以在经费上援助你，你自己珍重。”说完后，她老人家反而留下了眼泪，上马后，不回头地去了。几十年过去了，但临别的衷言，至今在耳。
回忆四十多年前的旧事，不免有些疏漏与忘却，望老家知情者有已教正，甚为至诚。
1990年元月27日（除夕）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