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的爱情
记得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散文中讲，一个养蜂人，听口音是石家庄人，燕赵之士，却娶了一个四川媳妇，而且年龄相差近二十岁，男人五十多了，女人才三十出头。问为什么要嫁给她，女人嫣然一笑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嫁给他了。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难道相守就这么简单？你看世间那么多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执手相看、无语凝噎，何以一句话，北方的大米好吃就义无反顾地嫁了，幸福地跟着一个男人，闯荡生活。四川是什么地方，成都天府之国，难道四川的大米就比不上石家庄的大米？不见得，终归还是因为执着地放不下那个人，就如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样。
我母亲当年嫁给我父亲的时候，刚刚二十岁，我父亲二十二岁。父亲兄弟姐妹十个，六女四男，父亲排行老九。我爷爷在我父亲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那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据说是饿死的，可想而知父亲家里日子穷成了啥样。
我奶奶一手抚养着我的父辈，该嫁人的嫁人，该娶媳妇的娶媳妇，不过有一件事我是认可我奶奶的，就是让我父亲读书。我父亲一路读到了高中毕业，还参加了一次高考，据他讲给我听，当时总共考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他记得很清楚的是他的化学，只写对了一道题化学分子式，得了六分，五门总分考了一百二十六分。自然是落榜了，那个年代考上大学的都是“老三届”，然后他就回家劳动。
而我母亲，兄弟姊妹四个，我母亲排老二。母亲家在镇上，人口少日子自然过的要比我父亲家好多了，而且当时我母亲家比我父亲家优越那么一点点，就是通电！父亲家还是煤油灯时代，母亲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志性的电的应用。就冲这个，母亲的叔叔是反对母亲嫁给父亲的，理由就是连电都没有，太落后了！
我后来反复问我母亲，为何会嫁给我父亲，母亲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当时太傻就嫁了。呵呵，我是不能满意这个回答的，从我父亲和母亲结婚照片上来看，黑白的，那两人肯定是当天吵架了还是咋地，两人都是一脸怒气。我就感叹，这两人是咋地了，吵架吵成这样，还能去领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母亲嫁给父亲，可算是过了苦日子了。
先是分家，农村嘛，老房子都是留给最小的儿子，其他都必须自己修到外面去。父亲兄弟四个，他是老三，自然是要分家分出去的。这笔账，我母亲记得格外清楚，当时只给她分了一口平底锅，两个碗，八十九块钱的债。好吧，刚嫁过来就先要还债，这比较糟糕。
修房子要钱，还债也要钱，父亲母亲这两口子的办法就是孵小鸡，这一孵就是整整十年。
孵小鸡可是个苦差事，先是收鸡蛋。我父亲骑个二八自行车，后面吊两个竹筐，筐里面放上麦草，走村串巷的到处收鸡蛋，他甚至有过冬天四点多就起来骑自行车到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去收鸡蛋。鸡蛋收来先要挑出受精蛋，因为只有这种蛋才能孵化出小鸡。然后把鸡蛋放进孵化箱，盖上厚厚的棉絮，每天晚上还要翻一遍蛋，随时掌控温度，等上三七二十一天，小鸡就会破壳而出了。刚开始出壳率非常低，我父亲母亲两口子就不断地总结摸索经验，后来就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出壳率了。
这才是第一步，刚出壳的小鸡抵抗力差，得注意不能染上任何的疾病，最害怕的是一场瘟疫，就啥都没有了，所以从鸡蛋进了孵化箱到开始卖小鸡这中间，除了我父亲母亲，其他人一律不能进入孵化室。小鸡出壳之后，每天三遍喂食，用我母亲的话说，几百只小鸡同时开始叽叽喳喳叫得时候，她的头都要炸开似的。你喂个个把月还行，一年、五年、十年你试试。后来我父亲母亲果断不再孵小鸡，主要原因是这个，当然，这是后话。
那个年代人工孵化小鸡，还用的是煤油灯，电是后来的事情了，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我家柴房里一直堆到屋顶的孵化箱，至于怎么孵化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过。
不过有一件事我是记忆犹新的，那就是跟着我父亲去收小鸡钱，这事情印象中发生在我四岁时候，一九九一年，记忆也是片段的。那个年代的人朴实啊，人工孵化一只小鸡售价是五毛或一块钱（那时候一个鸡蛋才一毛钱），主要是看你要抓多大的，但那会人普遍没钱，那就先不给了，欠账，等小鸡长大了能下蛋了再给。于是，我父亲就拿个小账本记着，某某家，哪月哪日捉了几只小鸡，几公几母，多少钱。有些人家比较难找，那就再找个标志物，比如说家门口有块磨盘，那就在后面写一下，某某家，家门口有块磨盘。
估摸着谁家的小母鸡开始下蛋了，这个可以根据抓走小鸡的时间算出来，我父亲就骑个二八自行车，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去要小鸡的钱。要说那个年代的人朴实，到了哪家都不赖帐，不会说当初抓了几只，非要给你少掉两只不给钱，没有的事。当然，有时遇到那家鸡瘟抓的小鸡全死了，或者儿子媳妇不赡养生活困难的老人，我父亲也就不要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觉得那是个故事。
就这样，我父亲母亲两口子靠着年复一年的孵化小鸡挣了整整一万块钱。那个年代万元户还是稀罕事，一万块钱呐，绝对是有钱人了。有了钱，就得花，我父亲就想修房子。后来我妈讲，当时我外公的意见是拿着钱去我们镇上开百货商店，我父亲执意要修房子。为这事我还抱怨我父亲，当初要是去镇上开百货商店，我们家早就去县城买房子了住了，我也就是城里人了，城镇居民，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
我父亲决心已定，房子是非修不可，于是，我父亲就用这一万块钱修了整整八间土坯房，这在他那个年代已经是相当不简单了。那会我母亲可是风光了，镇上的姑娘也说我母亲嫁对人了，我母亲回娘家都是抬头挺胸、器宇轩昂。但实际情况是，这一万块钱变成了房子，意味着一切又要从零开始，这里面就反映出我外公的商品意识，开百货商店是钱生钱，而修房子等于是把钱变成了一个物品，这简单来说也就是资本家和地主的区别。
就这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的父亲母亲又重新开始孵小鸡。但这是一次，两口子的算盘哗啦哗啦打的不那么响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想好个什么事情，要想把它干成了，运气，也就是天意往往要占很大的成分。有的人一辈子风光无限，干啥啥成，钱在人眼里就是纸一样；也有的人一辈子东打拼西打拼的，也努力了也奋斗了，跟蚂蚁似的，可就是清清贫贫的，这都是命。我父亲和我母亲也一样，他们想沿着他们的老路，一条有着十年经验的老路来重新发家致富，问题是天意不是这样。小鸡的成活率直线走低。
成活率是孵小鸡的关键，这一批鸡蛋能孵化出多少小鸡，直接决定了你后期的收益。而原本以为凭借经验，就可以很轻松孵化出更多小鸡的我父亲和母亲，根本没有注意更新技术，小鸡的成活率越来越低，一切办法都想了，消毒、在饲料中添加药等办法都用了，一点没用。其实，问题的根本是疾病，这样是很多养殖户面临的问题。同一个地方，你养殖牲畜，最多不能超过十年，问题就在疾病。我们都知道，病菌是有耐药性的，时间一长，你用什么药都不能消去病菌，而这些病菌不可避免的就会带来瘟疫，瘟疫是致命的。而我父亲母亲孵化小鸡的成活率低，就是因为瘟疫！
当我的父亲母亲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们果断停止了孵化小鸡，这样一来，经济收入的来源就断了。指望我家那点地，区区六亩地，解决温饱还行，想发家致富那无疑是天方夜谭。
路在何方？我父亲前前后后冥思苦想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终于，在一九九八年，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父亲找到了一条路。种地，种更多的地。
更多的地在哪里，在农场。我家那个镇，有方圆几百公里的一片戈壁滩，在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业社时候，戈壁滩上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估计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各大机关都在戈壁滩上圈一块地，用推土机开垦耕地，后来，就叫做农场。我父亲承包的是镇中学的农场，有大概两百多亩地，一百多亩的果园，一百多亩的荒地。我父亲一声令下,举家，我们一家人都来到了那个农场。
当时那个农场，除了我家还有五六家人，分种着这些果园和荒地，我父亲承包了农场，按照协议又把这些地分给其他几家，年底的时候各家向我父亲交纳租金、租粮还有果子。而我父亲和镇上的中学是按照每年三个一来签了五年的协议。即：每年一万块钱，一万斤粮食，一万斤果子。
按照我父亲的想法，一百多亩果园，都是种植苹果梨，按照每年挂果十万斤，扣掉一万斤，还有九万斤，一斤六角钱算，可以有五万四千块钱；一百多亩荒地，全种小麦，亩均五百斤粮食，可以有五万多斤粮食，扣掉一万斤，还有四万斤，按照一斤粮食七角钱算，可以有将近三万块钱，总的加起来就是八万多块钱，这是大数。几家农户的收益除外，我父亲至少每年可以有大概三万块钱的收入。
可还是那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一次，老天爷一点不帮忙。第一年，梨花开的时节遇到了寒潮天气，一个冻就让果园挂果率几乎为零！第二年，病虫害，一种叫做青蚀虫的病虫害大大降低了果子的零售价，东北那些客商压价是一压再压；第三年，总算是果子大丰收了，可是不光我们的丰收了，其他农场的也丰收了，我前面讲过的，各大机关都有自己的农场，也都是果园加荒地，物以稀为贵，东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钱了。这三年下来，我父亲不但没挣到钱，反而倒欠了镇中学的两万多块钱，我曾经隐约听我母亲说过，我父亲曾到镇中学找到校长，询问能否减免一部分协议上的租金，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协议摆在那里。但是，我对这个事是有看法的，我父亲当年孵小鸡，等鸡能下蛋了才去收钱，碰到那种无人赡养的老太太还能不要了，为什么轮到我父亲有了难处，别人就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同情心？
就这样，挨到了第四年。这一年，风调雨顺，果园和荒地的粮食，最终捯饬平了欠下的两万多块钱。我母亲跟着我父亲，白辛苦了四年，白效劳了四年。我也升到了高一，我鼓动我父亲回家，不在这待了。
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农场原来的几家农户也都前前后后离开了，那个农场只剩下我们一家，精神生活的贫乏，使我宁愿待在学校也不愿待在那个农场。而且，镇中学也确实不想再让我家待了，尽管协议还有一年，但是镇中学也是看出来那个农场榨不出多少油水来了。那些果园的树太老了，木质纤维严重影响了果子的品质，那些荒地都是沙土质，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来。
所以，当我父亲提出农场不承包的时候，镇中学只是象征性挽留了一下，就立马答应了，协议的事提都没有提。在白辛苦了四年之后，我父亲用一辆拖拉机拉着我母亲还是回家了。
回家就意味着我父亲第二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是生活还得继续，还得找另外的出路，种更多的地不行，那就想其他的办法。
就在此时，我家来了个陕西人，种食用菌平菇的！这下子，我父亲母亲眼前一亮，觉得种平菇就是他们要找的生活的路。那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干劲十足，借钱建大棚、备料、买种子，干的是不亦乐乎、热火朝天。
种平菇是个细活，也是个熬人的活。首先要备料，主要的原料是棉籽壳（棉花的一种废料）、麸皮、生石灰，按照比例配好后，装成一个一个菌袋，然后高温灭菌，再点上种子，待菌丝全部长好之后，脱去菌袋，十五天后就可以出菇了。
首批试种了两千袋，成功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我父亲和母亲信心大增。两口子谋划着扩大规模，种平菇技术是关键，现在技术不是问题，只要扩大规模，就有效益。
但钱是问题啊！我父亲多方争取，跑关系，从银行贷款六万，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这一次，这两口子做了两万袋！计算着按照每袋出一斤平菇，两万袋就是两万斤平菇，一斤按照两块钱计算，可以卖到四万块钱。照这样计算，那么最多三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了，而且还可以利用技术种植其他更有经济价值的食用菌，比如说木耳、金针菇等等。这样，两年以后应该就可以盈利了。
算的是好的，可问题是成事在天。这两万袋，最终全部长好的只有四袋！这是什么概念，几乎是全军覆没，我父亲的六万块钱全部打了水漂！而那个陕西人早跑了！我们家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那段日子，可苦了我母亲了，她的头发迅速白了，整夜整夜失眠睡不着！脸都瘦削了下去，每天都是满面愁容。六万块钱呐，估计我母亲都没亲手经过六万块钱。
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父亲和我母亲买来书，没日没夜研究问题出在哪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灭菌不彻底！既然是食用菌，那就必须面临真菌与病菌的抗争，灭菌不彻底，真菌的菌丝就必然长不过病菌，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找到了症结所在，首要的办法就是重新建设灭菌灶。为了省钱，我父亲带着我母亲，愣是一块砖一块砖地修了一个标准的灭菌灶。重新搭台重唱戏，可钱又成了问题，银行是不可能再贷款了，我父亲只好找他的朋友借。
就这样，重新开始备料，这次吸取了教训，只种了五千袋，为了省钱，两口子硬是用手一袋一袋装了五千袋，一袋一袋抱到灭菌灶，又一袋一袋抱回大棚，一袋一袋点好种子，没有雇人，全部手工操作。当最后一袋种子点完之后，我父亲和我母亲睡了整整一天！
这一次，成功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出了大概一万多斤平菇（实际上一袋出一斤半平菇），减去成本收入了大概一万多块钱。尽管不足以偿还六万的贷款，但至少是看到了希望。
就靠着这点希望，我父亲和母亲相互支撑着开始夏天利用高温种木耳，冬天反季节种植平菇，这一种就从我高三种到了大四。在我大四毕业那年，我家总算是挣扎到了温饱线上，再也不是解放前的水准了。
与此同时，我母亲得了职业病—孢子粉过敏。食用菌的母种是一种孢子，我母亲有一段时间一进大棚就发烧，流鼻涕，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可是后来发现吃感冒药也不起作用。这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在医生的询问下，最终的结论是孢子粉过敏！自此，我母亲进大棚都要戴一个口罩。而且，因为种植食用菌必须保持一定的湿度，我母亲的双手有了关节炎的趋势！这些，都是辛劳的代价。
在我大四毕业之后，按照我的意愿是不想让我父亲母亲再种食用菌了，可这两口子闲了没事就磕牙拌嘴，谁看谁都不顺眼，还都齐刷刷要我评理，就跟两老小孩似的。我一度怀疑这两口子是不是更年期同时到了，都是四十多岁，按照理论也不是没有可能，去检查结果又是正常的。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闲得慌！还是不阻拦他们了，喜欢种就种吧。
直到二零一一年春节，有一个晚上我父亲去本家的大伯、叔家满脸通红的喝酒回来了，一看就是喝醉了。摇摇晃晃上了炕，就歪倒在炕上打鼾去了（我父亲喝醉酒会打鼾），我在一边看电视，我母亲嘟囔了一句，老贼，又喝醉了！就去忙她的事情去了。等她也忙完了，也上了炕，对我说，把被子拉起来给你爹盖上！
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我父亲和母亲这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几十年了。
我父亲和我母亲作为中国万千农民中的普通百姓，他们的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有的只是勤劳、清贫的平凡日子。他们的生活就像是蚂蚁一样，只是在大地上忙忙碌碌不停地寻找食物，以此来养家。我母亲跟着我父亲过了几十年，除了修房子风光了一下，后半段的时间都是过着拮据甚至有些时候寒酸的生活，还有了过敏、疑似关节炎等疾病，可我母亲照样没有怨言，照样跟着我父亲吃苦、还债，供养我上学。
我作为被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儿子，我父亲喝醉酒我也只是看在眼里，而我母亲却是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她想的是我父亲喝醉了酒不盖被子睡在那里会着凉感冒。而这，只是他们生活中再细小不过的一件事了，可就是这样一件细小的事情，说明我父亲和母亲早就将这种谁也放不下谁化在心里和生活里了。他们的相守，没有语言，有的只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平凡而又普通的生活！
祝愿我的父亲和母亲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