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县县衙
叶县县衙在老城东大街，建于明洪武年间。因古时叶县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叶县县衙按五品府衙规模建造，叶县县令也是由五品官员担任。
中国古代官制品位等级森严，上至皇帝老儿，下至七品县令，其官服、佩饰都有严格规定，衙门府邸建筑类型、规格也有严格标准，甚至门上钉几颗钉都有限制，不得僭越，不然就是挑战天子权威，轻者罢官消爵，重者人头落地。
叶县县衙占地面积一万六千多平方米，房屋一百五十三间，建筑形式融合南北风格，气势宏伟，比北京故宫历史还要长久。
我和朋友到叶县时正是上午，买好门票，进到县衙，不知为何心情突然变得肃然起来。这座官衙虽然经过几百年风雨侵蚀，但余威仍在，不得不让人心生敬畏。我们来到大堂，看见头顶上方有一块“明镜高悬”的匾额，我突发奇想：古代的县太爷每天在干什么？批阅奏文，监管地方财政、管理治安、开堂审案……于是，我闭目遐想，眼前仿佛人影幢幢，堂前台阶上，一人高喊：“升——堂——”堂下东西两侧，衙役们头戴黑帽，身着黑衣，手执“水火棍”有节奏地敲打地面，嘴里喊着：“威——武——”整个地面似乎跟着晃动，就见县太爷端坐在公案后，县丞县尉分立两侧。县太爷将惊堂木在案桌上猛地一拍，厉声喝问：“堂下所跪何人，为何击鼓，有何冤情？”
这场景十分热闹：皂隶们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县太爷一脸正气，镇定自若……堂下所跪之人，想必是胆战心惊，浑身发抖。俗语道：“见官三分灾”，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一说。为何？官衙太黑暗。若不是为了争得一口气，或是走投无路，谁会击鼓鸣冤？
中国官场文化融进了太多的孔子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些封建道德标准，至今依然在某些层面上成为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官与官、官与民，等级的差别泾渭分明。而所谓官场文化实质上是儒家文化在官场上的一种反映。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始终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孔子似乎一直是个悲剧人物，总被人找个事由牵出来“揉捏”一番。一捱造反起事，就先打到孔子，砸烂孔家店；一捱天下大定又把孔子祭起来，当做招牌，“夫子之道”又大行其势。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似乎成了一个“工具”，就像是炒“剩饭”，只要加入不同的佐料，总能炒出不同的味道。(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对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我无法做褒贬议论。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也无论是儒家的“仁政”还是法家的“法治”，都是围绕皇权阐述治国理念，方法迥异，其目的相同。
叶县县衙与其他保存完好的县衙格局大致相同，大堂、二堂、三堂沿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排开。东西两侧有吏、户、礼、兵、刑、工科房。大堂是举行庆典、公开审案的地方，二堂是预审、初审、调处的地方，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接待上级官员和商议政事的地方。
据记载，叶县第一任县令应为沈储梁，即历史上有名的叶公子高。春秋时期叶县为楚国属地，楚昭王封沈储梁为叶县伊，当时“伊”被称作“公”， 时人便称沈储梁为叶公。沈储梁的后人即以叶邑为姓，叶公是为叶姓祖先。
公元前489年，孔子周游列国时途经叶邑，曾与叶公交谈，因政见不和，不欢而散。孔子的门生对叶公大为不满，逐写了“叶公好龙”的寓言讥讽叶公，后来汉代刘向将这则寓言收录在其著作《新序》中，使得这则寓言广为流传。刘向是一代大儒，也算是孔子的徒孙了。汉代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自此孔子便大红大紫起来。孔子的徒子徒孙终于又旧事重提，于是，世人皆知叶公是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如此冤案让叶公背了两千多年，由此也看得出孔子及其徒子徒孙小鸡肚肠，更让后人领略了“刀笔无锋，杀人无形”的狠恶。
叶县县衙虽然经过后来修缮，但依旧保持明代建筑风格。用现代的眼光看，其建筑古朴端庄，神秘而又神圣。在这个现代化的、满大街都飘荡着流行音乐的县城，在它的一隅依然保留着独特的拙朴风情。
我在各大堂、侧房徘徊审视，每一大堂前都立有檐柱，檐柱上刻着诸如“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受半文不值半文莫谓世无知者，做一事须精一事庶已心乃安然”等楹联。每一处楹联都是一幅完美的艺术品，或浑圆淳和，或沉着凝重，令人赏心悦目。我对书法除了感叹外，对楹联所赋予的正义感到震撼。它蕴含的思想可昭日月。不过艺术毕竟表现的是人的一种情感，书法艺术亦然，至于读懂楹联含义的县太爷们不知作何感想。
比起巡抚衙门、总督衙门、京城六部衙门，县衙是最低一级的官衙。中国古代衙门建筑风格多是以群体建筑布局，即以单独院落为单元，又突出整体效果。县衙虽然是最低的官衙，但其建筑格局同样以南北中轴线排列，东西对称，营造出一种博大雄伟的气势，突显衙门至高无上的权威。作为文化遗产也好，作为游览胜迹供人观赏也好，衙门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一块陌生之地，总是令人诚惶诚恐。中国人权力意识太重，官权至上观念一代一代延续，几千年来，一直左右老百姓的思想。
古代官员总是喜欢以尧舜为楷模，而千百年来，尧舜之所以能够受到万民拥戴，是因为他们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的欲望，修养自己的人格，去除私心，一心为民，说到底就是凭良心办事。这其实是一种靠道德自律，彰显个人人格魅力的行为，与制度和法律无关。
大堂东侧有一穿堂，堂壁上画了明代十大酷刑，有剥皮、凌迟、锯割等……看后令人毛骨悚然。还有一种叫“梳洗”的酷刑，据说是朱元璋发明，将犯人衣服剥光绑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在犯人身上浇几遍，再用铁刷子地刷去身上的皮肉，直到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就一命呜呼了。过了穿堂就是狱房。狱房由女监、内监、外监、水牢四部分组成，同时设有羁候所，暂时关押有关证人及嫌疑犯，另一侧设有刑讯室。
我抚摸着青砖灰瓦的墙壁，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血液里也似乎流淌着青灰的色彩。这不是明朝建筑，这是经过清代、民国及现代在原来遗址上仿造的明代建筑。狱房墙壁上的血腥经过几百年的拆除重建已经风化，变成了尘烟。就像我们站在长城上，看着每一处残垣断壁，会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于是，一种自豪感油然升起，我们感叹前人创造的伟大功绩，却尽量规避历史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丑恶。
我眼前仿佛出现窦娥满含悲愤的目光，她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子在酷刑面前，坚决不肯屈服。可是，当知府要拷打她的婆婆，逼她就范时，善良的窦娥为了婆婆免受刑罚，违心招供……关汉卿写的只是一个杂剧，却代表了艺术家的良心。狂风骤起，卷起漫天雪花自天而降，空荡的四野变得一片迷蒙。我看见窦娥的冤魂在雪地里奔走呼号，悲切尖厉的呼喊伴着狂风在耳旁嘶鸣。此时府衙里的老爷们在干什么？他们也许在暖炉旁烫一壶老酒，喝上一口，细细品味，酒的香气馥郁芬芳；抑或身旁还有两个丫鬟给老爷捶腿敲背，老爷拉着丫鬟的手揉搓把玩；或许还有丫鬟在一旁手拿小鼓，边敲边唱：旧书信 归鸿可曾递，无音讯 寥寥归无期……窗外寒风袭人，雪花乱舞，正适合饮酒。我感到阵阵寒意袭遍全身，这镜像太过残忍，太不公平。我喉咙发干，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我手扶胸口，稳定一下情绪。太阳光线有些惨淡，泛着一层白白的光。天在刮风，地上的落叶随风扬起。时节是初冬，但不冷。看样子，今年又是干冬了。
我感觉有些累，当我收回目光，重新投向狱房，突然看见两个如影似幻、披头散发的人影从大牢里走出。他们像幽灵般地从我面前飘过，我才看清，他们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皆除去手铐脚镣。由于朝廷干预，经过数度复审，终于还回二人清白。若干年后，在余杭郊外，杨乃武提着竹篮，采摘桑叶。他头顶白云朵朵，水面上轻舟荡起阵阵涟漪，船夫“吱吱”地摇着船桨，小船慢慢向前驶去。岸上洗衣女子互相泼水嬉戏，她们唱着江南小曲，在白云间飘飘荡荡。这自然纯朴的快乐，令人向往，可是这快乐已经离他远去，这些快乐已经不属于他了；余杭南门外的准提庵里，那个曾经叫小白菜的慧定女尼，远离尘世，在暮鼓晨钟里苦读经文，恪守戒律、独自修行。每当夜晚来临，明亮的星星伴着皎洁的月亮，她的心是否得到一丝慰藉，在青灯古卷里是否找到了依托？
我就想，如果当时窦娥的父亲没有考中进士，没有做官；清廷也没有下旨重审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结果会是怎么样？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无所谓冤情，也无所谓冤案。因为官就是法，权力有多大，所代表的法就有多大。老百姓只能屈从于官、屈从于权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莫不如此。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老百姓被奴役的历史。
作为一个古代建筑，古旧的青砖灰瓦不会言语，游客们也是以不同的心态在这里探究历史，拍照留念。古县衙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作为历史的见证保留下来。在县衙，我看见几名外地游客围着一根根檐柱，认真欣赏刻在檐上的楹联，反复吟咏。或许他们也和我一样，都有一个“清官”情节，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寄托在清官身上，因为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教会我们的政治理念就是“仁政”，官员们也把做一个清官当做勤政的政治目标。
不过，这座古县衙并不能体现“法”的意志，我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它太冷漠，缺乏人性的温暖，但它又是天下读书人的一个梦想，一种召唤：读书、科举、做官。于是读书做官就成了金科玉律，它让无数读书人产生一种近乎宗教徒般的狂热，除了盲从和信服，毫不怀疑。我知道，所有狂热的背后都有一个利益的链条。我们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太久，我们至今接受的教育依然是“学而优则仕”。大学考试、公务员考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读书做官的延续。我们只能祈求他们还能保留最初的良知，因为公务员的良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的良心。
我们在县衙游览时，看见有施工队在挖掘土方，建造新的房屋，砖瓦是仿造古人的样式烧制，地下在铺设电缆，不知这样扩充规模是否坏了古人的规矩。
我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游览这座古县衙，为那些没钱打官司的老百姓悲痛，为那些冤死在牢狱中、屈死在酷刑下的冤魂感到悲痛，因为他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可怜的弱者。什么时候，老百姓不再向“衙门”低头，不再向“权力”下跪，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当家作主了。
堂前檐柱上的楹联色彩已经有些黯然了，但愿楹联所蕴含的震撼力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