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明月
天气是异常的炎热了，在办公室喝茶的时候，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我的小学老师郑乾锁7月8日下午6时多，在去乡村小学上班的路上，被一辆农用三轮车撞伤了。还说师母会到县上来找我，让我帮忙办理医疗保险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当时的场景，但从他被撞后两个小时内连续转了两个医院的情况知道，他被撞的不轻。
郑老师在农村从事小学教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1975年我在村里小庙改成的小学校里读一年级，他是我的班主任。郑老师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的样子，不大爱说话，身体也太好，但脾气温顺，待人和气，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教学很努力，每个字母都用很大的声音读出来，这时脖子上的筋会一条一条暴起来，大而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跟他瘦弱的身体看起来极不相称，非常的出力。郑老师写字时粉笔捏地特别紧，在黑板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下课了，地上落满了指头蛋大的粉笔头，我们都跑上去捡了，拿到院子里在地上写字。那时的老师多是民办老师，在生产队领工分，没有工资，郑老师也是如此。
前年回家去参加夏收，在麦场上碰到郑老师。他看起来已经老多了，更象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他告诉我他种了十亩田，女儿出嫁了，儿子在县城的中学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就他跟师母两个人劳作。然而他精神很是振奋，因为他民办转公办的通知刚刚下来。象一个在沙漠跋涉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清泉一样，那种如沐甘霖的滋味又有谁能知道啊！我暗自为他庆幸着。夜已经很深了，我还能看到他往他那个全村唯一盖着土坯房的院子里拉麦子。月亮又大又圆，温暖又亲和，挂在半空，为他做伴，照着他脚下的路。
在汽车站我等到了师母跟他的儿子。师母看起来还算坚强。她从手里提的一个布包里拿出来两百块钱跟一包美猴烟，硬往我的手里塞。嘴里还说着打扰仰仗之类的话。她说来时村里干部交代了，万一医保不给办，就让她去教育局下跪，抱人家领导的腿。师母说她才不那样做，她怕丢我老师的人。师母平实质朴的话感染着我。
我陪师母去了县医保中心，找了在那儿工作的朋友。朋友听了事情的经过，说像郑老师这样的情况是办不了医疗保险的，这属于交通事故，应该由肇事方按责任赔付医疗费。师母立刻傻了，因为她知道开车撞郑老师的也是一个贫困的农村人，值几千块钱的三轮车不但没有牌照，更没有保险。看着师母落魄无助的表情，我的心里隐隐作痛。出了大门，师母告诉我，看病三天，医院已经花了两万多了。他们原本给儿子留了不到一万元，做上大学的学费，现在不但挪用了，而且把家里的牛也贱卖了。再看病，只有卖了屋里存的口粮，还不知道能不能够用。我答应替她先去找找教育局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其他救助的措施。师母拿出两百块钱，让我买了礼物去找人家。我坚决不要，她紧紧扯住我的衣服，又急迫又真挚的求我拿上，还说打扰我就不好了，绝不能让我再贴了钱买东西去找人。一时间我没有更好的言辞来说服师母，看着她孤苦无助的眼神和鬓角的汗水，我无言以对。
随后我找了教育局的相关领导，教育局的意思跟医保中心一样，并说类似情况全县几乎每年都有，也没有特别救助的制度和先例。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我们喝着茶，谈了一段工作生活上的趣闻轶事，悠闲而自在，农村那矮小的土坯房、昏黄的月亮，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找了交警队负责这起事故的警官。警官说为了催要医疗费，他们已经去肇事者家里三次了。肇事者家徒四壁，只有三间破瓦房，只凑到三千块钱，已经转交了医院。看来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出了交警队的大门，我的心里异常酸楚。我知道上下班的路上出现意外，可以按工伤事故来处理。我即刻打印了一份以郑老师所在小学报乡镇教育组的报告，说明该老师在来学校上班必经路上出现车祸，请求按照工伤事故处理。我托人捎给师母，并请她务必去学校盖章后还我。小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对郑老师的事情很是关心，不但盖了章，而且全校四位同事凑了一千元医疗费，并专派了一位老师去三陆医院照料郑老师。
我找了做律师的内弟，请他帮忙。内弟说交通事故和工伤并不冲突。他以前办过一个案子，跟此事类似，可以在处理事故的同时，申报工伤。我让内弟顺便去市医院看望了郑老师，并请郑老师签了法律上的全权委托书。内弟依法去县劳动局申请工伤，劳动局要教育局转报申请。内弟又去了教育局，没有想到教育局不但不转报申请，而且领导异常生气，打电话把郑老师小学的校长训斥了一顿，批评他不该给上面打报告，要撤他的职。师母惊慌失措的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明了这一严重情况。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会这样。从师母的话语里，我明白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她很怕校长被撤职，更怕郑老师由此丢了饭碗。我反复说明申报工伤的程序，并安慰她后果没有她想的那么严重，可她还是坚持要撤回学校的报告，愿意自己来承担一切费用。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师母几近绝望的哀求声，我一霎时几乎落泪。
我无语，我困惑，我有些愤怒，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无助。
我通知内弟停止了依法申报工伤的工作。
数月后，我回老家去，顺便把郑老师签的全权委托书还给他。时令已是隆冬，外面哈气成冰，郑老师的屋子里生着蜂窝煤炉子，一股挺大的煤气味。老师拥着被子坐在炕里面，脸色苍白。师母忙着给我泡茶。我把委托书交到老师手上，老师一个劲感谢我和内弟为他的事情所做的努力，要我转谢内弟辛苦，并从怀里拿出一百元要我转给内弟，算作车马费。我谢绝了。
我了解到事情后来的经过。教育局在内弟找了他们并声称要依法维权后，一面训斥了校长施加压力，一面安排了有关领导专门去医院看望了郑老师，随送五千元医疗费算作补助。同时答应郑老师儿子考上大学后，再列为贫困大学生，按政策优先补助一部分钱。老师一个劲夸教育局的领导平易近人。看完病，肇事方也只拿了八千块钱，郑老师自己落下了三万元的外债。末了老师、师母坦然地相互笑笑，说工资也涨了，田里的庄稼也不错，过几年就会还清债，日子还是一年比一年好呢。看着他们真诚的笑容，我反而觉得自己在城市的滚滚红尘里待久了，在金钱方面锱铢必较，没有承担的勇气和责任了。
离开村子，已是黄昏时分，车窗里看到半轮冬月悬在近空，在寒冬里，泛出一片温润的光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