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堂
郑长春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杜甫脍炙人口、流芳千古的《秋风为茅庐所破歌》。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像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茅屋秋风
上元二年（761）秋八月，怒号的秋风卷走了杜甫浣花溪畔草堂上的茅草，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搞得屋漏床湿。面对这苦难的处境，杜甫不只是哀叹自己的遭遇，而是进一步联想到像自己一样的“天下寒士”们何时才能都解脱苦难。诗中的“寒士”，原本指士人，即文化人，但此处是泛指贫寒的士人们，就是今天那些买不起房子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对时代大潮之冷暖应最敏感，应该算是“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都很自觉地担负着社会良知和时代责任。一个国家再穷也不能让让这类人受穷，否则，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社会再乱，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千万不能乱，如果执政之不能把这个阶层管理好、利用好、服务好，那真是进入到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了。为什么说得这么严重呢？有头脑的人都可以想见，一旦人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一切存在都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这样的社会，绝对是一个变态，甚至病态的社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透过茅庐，我们可以想见老诗人杜甫当时的一脸愁容。那愁容，就是当时整个时代屋檐下所有知识分子寒酸与苦闷的缩影！
杜甫一生写了1400多首诗，可以说出上十几本专集都不成问题。按他在诗坛的影响力和社会交际圈，搞个什么新闻发布会或作品研讨会，签名售书一下，估计销量也差不到哪儿去。有了销量，当然也就有了银子。腰包鼓起来了，还愁买不起个“准现房”？但事实上，杜甫活了一辈子，别说“准现房”了，就是放到现在，估计连个“按揭”都交不起！
他不是没有条件，也不是不会享受生活，更不是“生命诚可贵，诗歌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玩世不恭者。他有理想有抱负，而且是个宁愿为理想为抱负勇于牺牲的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其对诗歌事业的痴迷和执著。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典型的“官二代”。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后又与名扬天下的大文豪李白私交不错，为何到最后连个稳定的收入和归宿都没有呢？
在我看来，这是文化和文化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错位和贬值。文化和文化人一旦沦为主流社会取乐的工具，“文化无用论”就会粉墨登场，那就不仅仅是一种文明的亵渎，更糟糕的是，是一个社会统治秩序的乱伦，其结果是很可怕的。最后，一场“安史之乱”让大唐王朝大伤元气就是有力的佐证！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诗书万里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主要“差事”是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快五十岁的人了，混了一辈子连个“正科级”都不是，他能施展才华、报效国家吗？他纵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纵有满腔热忱、生花妙笔，对于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来说，不就是那回事吗？不给你“用武之地”，你能不“空悲切，白了少年头”？！
杜甫的悲剧，着实让我们唏嘘不已。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们都生长在一个儒学浸染的链条上，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车轮。但，多少人哪里知道，如果过度地迷信这个“教条”，在读书与命运之间做出不合实际的幻想对接，把书生意气当作报国济世的资本，让“为赋新词强说愁”成为一种压力和赌局，最后必然会重重地伤害到自己。
老诗人和我们一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但与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更嫉恶如仇，对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现象敢于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更是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看看我们当下的诗坛，尽管热闹非凡，但有几个所谓的“诗人”能比肩呢？
就其现实主义代表作“三吏”、“三别”而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的文本价值就在于，能够真实地描写出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和平、追求幸福，竭力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完全符合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
尽管危机四伏，但这时的唐王朝总体上还算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并没有到病入膏亡的地步。实际上，最不可救药的是，玄宗好大喜功，挥霍无度地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这才是真正的“隐形病灶”。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毕竟，杜甫不是政治家。话又说回来，就算杜甫是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可社会也没把他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他只有过着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杜甫并没有失职。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像《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他爷爷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
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昙花一现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唐风遗韵
笔者翻阅《杜工部集》看到，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写的一些作品，大多时代气息不浓，个人感情也较淡泊。我推断，这些借景抒情之作，可能与诗人经过长年转徙流离之后，心境得到暂时停歇有关。诗中所透露的，对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动态细致入微的观察，无不体现着诗人对大自然无限的热爱和深切的体会，具有闲情逸致的趣味，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这类作品虽比起那些“政治诗篇”稍显平淡，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说明诗人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与陶冶。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
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像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纵观杜甫一生，看得出，他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据《旧唐书》载：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后起之秀”的推崇，才“留得身后名”。因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杜诗影响很大；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可见，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强烈的教育意义。由于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景在诗外
时光流转，如今市场经济年代，国力强盛、物质丰富，虽是广厦千万间，但“涨声一片”，有人趁机捞钱，哪管你都市男女欢颜不欢颜，俨然一个“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局面。既得利益者们死守着“高价门槛”不放，急需住房者却无力购买。更难堪的是，有钱者已经不需要房（大多据有两套以上），需房者想买又没钱。尽管国家有关部门“穷年忧黎元”，出台各种措施“控制房价”，但对那些投机钻营的奸商们来说，犹如杯水车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说降价，暗地捣鬼，天下寒士们只好“叹息肠内热”了。真不知，像杜老先生这样的诗歌痴迷者（恕我对“诗圣”姑且如此尊称）如果活到今天，居住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辛卯年六月，我到了一趟杜甫草堂。说真的，我是很讨厌把一个世界级的大师跟一个寒酸的草堂（其实，连草堂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个茅草屋）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实就是这样，你不这样“实话实说”就辜负了杜老先生的初衷。献丑就献丑吧，总比“报喜不报忧”好，把一个大名鼎鼎的“杜工部”（因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而又被称杜工部，起码也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弄得流离失所“蜗居”茅屋，揭几句大唐王朝的“伤疤”应该不会掉脑袋吧。反正，一场祸国殃民的“安史之乱”已经把中国人民折腾得不成样子了，写几篇诗歌出出气，又算得了什么？
现在，位于四川成都市西门外浣花溪畔的那个小茅屋，美其名曰：杜甫草堂博物馆，是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到成都。到了成都时，觉“天府之国”果然景色宜人，便决定在此定居，找来茅草和树木，自力更生亲手盖屋。由于当时贫穷，他还写了不少诗来向当地的社会名流索要一些花草树木，亲手栽培。次年春，他看上了浣花溪旁的一块宝地，在友人的帮助下便依溪而建。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便是他诗中提到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杜甫在成都寓居交游，赋诗题画，精彩之作层出不穷。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绝句四首（其三）》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诗人在草堂所见的春色美景。可惜，765年严武病逝，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告别成都，两年后经三峡流落荆、湘等地。
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不存，唐末五代前蜀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成都杜甫草堂，使之得以保存，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再加上近年来成都有关部门的保护与开发，逐渐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当属著名文化圣地，是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局评定的4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
因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是现存杜甫行踪遗迹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特色和知名度的一处，故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草堂完整保留着清代嘉庆重建时的格局，总面积近300亩。园林是非常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博物馆按功能区分为：文物景点游览区（草堂旧址）、园林景点游览区（梅园）和服务区（草堂寺）。草堂旧址内，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其间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象征着杜甫的茅屋，令人遐想，已成为杜甫草堂的标志性景点和成都的著名景观。
离这草堂的不远，便是三国遗迹武侯祠。上元元年（760年）暮春，杜甫搬到浣花溪草堂后，得暇去那里游览、凭吊，一时触景生情，写下了名篇《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见《杜工部集》）。诗里诗外，洋溢着老先生的几多惋惜之情。那么，才华横溢的大诗人究竟在惋惜什么呢？
潮热的初夏，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慕名凭吊老先生的草堂。此刻，我除了沉吟那些远去的诗情，除了感叹诗圣的命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只希望，老先生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诗歌一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不是遥远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