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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干部

2018-04-13 02:26 作者:橹泳  | 8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杨是生产队的会计,他不喜欢干活,整天净是闲转,捧着一个工分账本,也不知道叨咕啥,就那么咿咿呀呀地念着,冒充是个有文化的人。

生产队认字的不多,但凡能认些字的都不需干活,队长总会安排他们去记工分。杨读过扫盲班,记账这种事原本轮不着他,他能干上会计那还得亏他哥哥是队长。

杨的权力不小,不仅负责记工分还负责打上工铃,他的铃声一响队里绝对没人敢待在家里,全得扛上锄头往田里跑。杨倒是不用干活,只是在人群中监督,说是监督,其实就是闲转,看谁不顺眼了骂上几句或是扣他们些工分。

他想扣谁就扣谁,没人敢跟他较劲!自上任以来,他不知扣了多少人的工分。譬如庄前的三上子,那天跑得匆忙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收工时就被扣了一上午的工分。庄后的二傻子曾骂过他一句,年底分粮食时仅分到几个大沙芋其它啥也没分到。

东庄的大疤是个倔强之人,那天他把杨告到了公社,说杨以公夹私总以记工分要挟别人。这无异于捅了个大篓子,很多社员都跟着站出来指责,他们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诉说着藏在内心多年的委屈。

公社领导找杨的哥哥谈话,要求他立即撤了杨。杨这才慌了,他磕磕绊绊地跑去大疤家赔礼,还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话。只是此事终究闹得太大,即便大疤后来去公社解释了三四趟也无济于事,最终杨还是被撸了下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没了职位,杨就像一个泄气皮球,整天低着头下田,叹着气收工。回了家也不串门,只闷在屋里睡大觉,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人。

我记不清是过了一两年还是三四年,国家有个政策,乡下没回城的知青都可以就地安置。杨才开始得意起来,因为他老婆茹就是下放知青。

他从村头宣传到村尾,从生产队宣传到大队部,逢人就说自已当年竟有如此卓越的眼光娶了茹,一个既漂亮又给他带来幸福的人。

茹的上班手续刚办下来那天,他特地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还请来公社有头有脸的干部,踏踏实实地显耀了一番。他说队里的会计算啥,还能比得上自已老婆这个铁饭碗?

那段时间,我常看到杨美滋滋地,嘴上叼着烟到处显摆。他会去粮管所老兆那里听书,或是到刘家剃头铺看人下棋。他原本不喜欢听书,也不喜欢下棋,只是觉得那地方汇聚的人较多,他有优越感。

分产到户那年我初中毕业了,父亲怕我在家待坏了便托关系把我也弄到供销社上班,恰巧就与杨的老婆在一个柜面。

茹比我大十几岁,我管她叫姐。她为人随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譬如南京中山陵,夫子庙,中央门等。我们常天南海北地闲聊,有时还能聊上一整天。除非是杨过来了我们才不聊,因为杨一看到茹和别人聊天,脸就拉得老长,阴沉沉的,一点笑容也没有。

一次我问茹,她当年嫁给杨是否是因为自已种不来地,还是厌恶干活的缘故。她沉默半晌也没言语,许久才忧伤地说,那会儿杨是会计,管着记工分,是队里最有权力的人,她若不同意,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说到这她还会抹起眼泪,我也不好再问。

其实也不须问,街上早就传开了,说茹原先倒是打算嫁给街后大疤做媳妇的,最初相亲也是跟大疤见的面,只是结婚那晚不知怎么就换成了杨。

茹的工资不少,却很难维持家里的开销,她有二个年幼的儿子不说,每天还要管着杨的喝酒抽烟。好在供销社的领导知道她家困境后也还给杨安排了一份工作,只是杨恶习难改,不管分到哪个柜面上班,哪个柜面都会短款亏空。

常在河边转,哪有不湿脚!一日,杨在仓库偷香烟时被人抓住。这可是件大事,领导们都慌忙赶过来处理。杨却无所谓,他死皮烂脸地反驳说,自已压根就没想偷,只是觉得好玩,烟既然被你们搜了去,还能有多大事?说完便撸胳膊挽袖子要跟领导干架,一点悔改的意思也没有。

领导当然很生气,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把杨和茹都开除!这下杨更堕落了,整日无所事事,净是喝酒打牌,茹也不敢劝,只有随他去。

茹曾央求杨去做泥瓦匠,一天赚上十几块,孬好也能贴补点家用。杨总是不愿意,可他一时间也想不出啥好办法来。为了生活,他只有硬着头皮去。可是每晚回家,他便会没事找事,说自已累的半死,腰也疼得要命,时不时还会打骂茹,说当年要不是自已瞎了眼,哪会去娶她这个扫把星。

时间不长,杨就不干泥瓦匠了,他每天不是溜到墙根下晒太阳,就是跑到村口与妇女们瞎吹牛,只有捱到吃饭时才会回家。他可不管家里有没有生活开销,更不问老婆孩子有没有吃的,总之只要茹伺候不到他便会拳脚相加。

为了安宁,茹决定自已去做泥瓦匠,她扛上一把铁锨跟着一帮大男人后面去干活,卸沙子,拖砖头,从清晨干到日落,从盛干到隆,渐渐地人也瘦了,背也驼了。

终于,茹生了大病!起不来床,也干不了活了。她娘家人闻讯也从城里赶了过来。

亲戚们见到茹面目憔悴,家徒四壁时,都难过得转过身去默默地流着眼泪。他们恳切地和杨协商,看能否能把茹接走,养她后半辈子。只是杨一直坚持说自已和孩子都离不开茹,怎么也不同意。无奈,娘家人只能凑了点钱给杨,劝他做点生意,说有了钱才能照顾好老婆孩子。

杨觉得这倒是个理,自已荒废那么多年,也应该做点事了。可做啥生意呢?考虑多日,他认为卖辆三轮车搭客倒是不错,你看开三轮的人整天在路上兜风,风景不少看,钱也不少赚。自已那天坐一趟车去县城花了三块钱。一个人三块,一车可以坐十几个,也就是三四十块,那一个月下来就是....

杨得意地算着,然而,街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刚开始只有两三辆三轮搭客,可几个月下来,整条街上却冒出了二十多辆,他们也不寻求到其他乡镇跑,就待在卢集本地,僵持到最后弄得每辆车都没生意了。

后来杨把三轮又换成了马自达,说是替人拉货。这下更倒霉了,这种车空间小,也没力气,三天两天头出毛病。杨虽说能赚上几块钱,可除去修车和喝酒的钱,一点结余也没有。

马自达最后被杨换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汤做了下酒菜,他又变得啥也没有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回到村里。此时,他已与村里的村民没有多少区别,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再也没有原先那份孤傲之气。

他开始变得麻木了,遇上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他会像其他人一样端着饭碗走门串户去聊天,有时还会蹲到墙根和老头老太太聊,一聊就是一下午。他似乎接受了农村的一切,接受早出晚归的劳作,接受清汤寡水的饭食,接受补了又补的衣衫,接受了这些简单枯燥的日子。

那天,他的二个儿子和茹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日子便偷偷地跑了,这一跑就再也没了音信。

其实,杨也想去城里找儿子,只是他觉得没脸见茹的娘家人。为了掩盖自已的羞愧,他常故作姿态地对人说,人孤单不要紧,只要有地种,还不照样活着!嘴上虽是这么说,可当听到别人说他的儿子已在城里定居不可能回来时,仍旧会跑回自家的屋里偷偷地啜泣。

近些年家乡的土地已被大户承包,乡下早没了种田的人。一些没地可种的老人和孩子,每天都在村头徘徊,遥望着荒芜的田地叹气。杨却很幸运,他是村里唯一留有土地的人,他家那块责任田的位置比较偏僻,是一块又窄又长的河边地,承包人不愿种那些零零星星的地,因此也就放弃了。

年轻时混混沌沌,也没学会其他营生,只能老老实实地种地。只可惜他家的土地不是太多,收成自是有限,即便他已认识到往日的过错,甚至还学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可每到年底他依旧还是赶不上趟,总变得饥一顿饱一顿的,过的既窘迫又狼狈。

去年的麦口,我回乡时遇见了杨,他推着一独轮车的麦子,一脚光着一脚穿鞋,正蹒跚着往前走。我看到他的脸被晒得发糊,腰也弯得厉害,像一枚枯萎的落叶。

他看见了我,远远的就放下车子,微笑着迎过来跟我打招呼。他得意地跟我说,村里现在没几个种地人,许多地荒了也没人管。这不,村委会让他出来做了队长,害得自已除了种地还得关心大家的事。

我们是老熟人,虽说过去没啥交情,可终究多年未见,无论好坏,我也应该敷衍几句.......

我随意问了他一句,问他为何总抱着这点地不放呢?现在种地的早就没有什么利润了。他显得有些失落,怏怏地看了看我,而后叹口气说,自已年轻时不安分,现在也该醒醒了。更何况自已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不种地又能干啥呢?说完他又长长地叹上一口气,复又推着独轮车慢慢地往前走。

我看到,他的肩上勒着一根由烂布条编成的车攀,脊背的衣衫早已湿透。他推的那辆独轮车是多年前的旧车子,高高的麦子压得车子摇摇晃晃,时不时就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在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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