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失眠，竟想起老屋来。都说日有所思，夜才有所梦，可我突然想起老屋，没根没据，就象突然想起不是竹马青梅、不是同学、不是同事、不是同行、也不是偶像、更不是同床的那些女明星一样，日未思，夜未梦，莫名其妙啊！
我想起的老屋，不是我教书时的单人间，那只不过是学校租给我夜里搁身体的地方而已。
房子在女生院里，小青瓦、穿逗架、篾笆墙的。墙到处是洞，形同虚设，老鼠访亲探友，不必出门绕道而行，穿墙即可，来去自由；同事递烟借火，也借洞而为，甚是方便；若遇已婚老师家属探亲或恋爱中的男女“非法同居”，相邻的家伙必须自觉离窝，一是怕影响别人复习或预习“二人转”，二是怕听见那要命的呻吟声。为让别人“摔开膀子干革命”，走时还得故意提高嗓门：“今夜有人叫我打牌打通宵！”屋顶也破烂不堪，雨天大落大漏小落小漏，锅碗瓢盆必须一起上阵，不然屋内必成水田。男老师住女生院，很不方便，说话行事都得小心谨慎，热天浑身汗流，也不敢过分裸露，得一副“师表”模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学校在乡下，没什么好玩的，只有靠写点文字消耗青春，结果却写出了很多文字，先后在《百花园》《青年作家》等杂志和报刊发表。瞎猫遇到死耗子，不是战绩也算战绩，竟然产生了当作家的妄想。后来条件好多了，想写却放不出啥屁来。其实，人的很多创造，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凭一股蛮劲、凭一种固执弄出来的，事后连自己都难以置信。
我想起的老屋也不是到县城工作后居住的房子。
在县城到目前已住过3个地方。一处是租单位的，第二处是房改时买的，它们早就因城市改造被消灭了。第二处面积不大，拆的时候领导给我做工作，叫要支持。我二话没说就签了协议书。当时拆迁，国家规定拆一还一，不补差价。但本地政府穷，规定差价互补。政府说这很合理，旧房换新房出钱天经地义！可房子不是衣服，换起来不容易。让拆迁人富起来是政府和被拆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很多人不理解，生活又很拮据，不同意。但我是干部，干部就得听组织的话，就得讲原则，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不然要干部做啥？要下级干啥？据说在台湾，如果老百姓不同意，城市建设就只有调整规划，不搞什么强拆，台北市城里现在依然还有农田。很多地方叫嚣要彻底消灭“城中村”，但城中村未必就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日本还在城市里种水稻来改善空气质量呢！我们一些所谓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在一些地方，事实上还是个人决策，硬要将长官意志说成是组织决定，是群众要求。水中捞月亮工程很困难，但再困难我们也必须把月亮捞起来，哪怕花再大的代价，不做人民不答应，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资金问题嘛，老百姓强烈要求每人捐3000元。呵呵，人民知道吗？人民愿意吗？房子被拆迁后，我卖掉返还房，又借了些钱，买了现在的住房。房子地处城乡结合部，在坡上，进出不便，便宜。窗外就是庄稼地，下楼抬脚就走进了如画的田野。可城市发展象瘟疫，眨眼就扩散开了，根本无法控制。没几年，我的住处又沦落为城市的中心地带，被繁华和喧闹所包围。饭后要再到乡间走走，已成了一种奢侈的要求，难了！城市象一头饕餮的巨兽，正不断地吞噬着乡村，很多东西已经或正在消逝，乡村似无处可逃！我只希望不要哪一天，又说是我强烈要求要拆，叫我又另找住地，又补价差，弄得一生都在为搬家所累。
因为工作，我还居住过很多地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我想起的不是那些房子。
我想起的是乡下老家的土墙房子。
老家离县城40公里左右。我在那里时还不通车，赶车要走十几里路。因为穷，老家人很少出来过，有的到死都没看到汽车是啥模样。我都是因为到县城高考才第一次坐上汽车。后来路通了，也有了班车，但由于没钱养护，公路象滑线不补的毛衣，烂得不可收拾，下雨就没法通行。每次回去都得步行好长一段路，所以我没法经常回去看父母，做一个至少看起来很孝顺的孝子。
土墙房子是1975年冬天修的，因为我们的房子刚被烧了。由于雪和幺妹的到来，我对建修的时间很深刻。刚筑完墙，幺妹就出生了，雪也来了，就用两张晒席临时搭在墙上住了进去。我们从火灾后的院子里抱着棉絮和坛坛罐罐，穿过积雪齐腿的红萝卜地，艰难地挺进新屋。被烧的房子是祖传下来的，只一间，父母住，我们住搭在旁边的猪圈楼上。房子是五爸的二儿子——我的二堂兄烧的。因为饥饿，他从集体地里偷了红苕来烧，不小心把房子引着。大人在坡上劳作，来不及扑救，五爸幺爸和我们家的几间遮风挡雨的房子，瞬间就化为了灰烬。五爸把二堂兄吊在树上抽得喊天叫地，浑身是血，就象当年日本鬼子打老百姓一样，惨不忍赌。可房子没了，70多岁的奶奶也因受到惊吓离我们而去。父亲几兄弟还想把房子修在一起，那样可以共墙，节省。但五妈经常有事莫事就找母亲吵架，母亲坚决不答应，一定要修出去。“眼不见，心不烦！”母亲说。几年后，家族迁往新疆，我们一家坚决留了下来。五妈他们走后，母亲却经常念起他们：“不晓得他们怎么样啊？”后来五妈回到老家，母亲就象见了亲姊妹一样，把家里什么好的都煮给她吃。摆谈间，不住抹泪，悲悲戚戚的样子，很小资，点都不象农村妇女。
那时，修房造屋很不容易。那年头穷，所谓富人，不过是比别人家里多几斤米和红苕罢了。由于子女多，我们家是队里最穷的人家，吃的东西少，也很单调，经常是包谷出来包谷当顿，煮包谷、包谷糊糊、包谷凉粉、包谷粑粑；红苕出来红苕当顿，蒸红苕、煮红苕、苕粉皮、红苕丝。十冬腊月到正二、三月，一般就靠吃水咸菜（白萝卜缨缨盐水浸泡后晒干）度日。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顿米饭，更不要说肉什么的了。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红苕和包谷，不管专家们叫嚣有多大营养，有多大防癌效果，都不吃，吃伤心了！为了吃荤，我们经常到田里摸鱼捞虾。一遇发大水，我们就冒着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黑夜里去码口接鱼和黄鳝泥鳅，一接就是大半背篼。但最后却不得不拿去喂猪，因为没油，吃了清口水长流，差点把胃吐出来。一家人个个皮包骨头，长得象篾块，前胸贴后背。家徒四壁，连老鼠呆着都怕饿死。5间房啊，多大的工案，父母是怎么修起来的？那时请人不给工钱，但必须顿顿白米干饭，父母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米的呢？
房子终于修了起来，我们也不再住又臭又脏的猪圈了。但为了偿还债务，必须多挣工分。我和弟弟每天天不见亮就爬起来拾狗粪。“鸡公叫，鸭公叫，各人找到各人要”，拾狗粪纯粹是市场经济，没有垄断经营的说法，得走前头，晚了就被别人拾了，不存在什么后发优势。拾完后回家立即煮饭，吃了背上烂书包就往学校跑，怕迟到被老师骂。学校离家9里多路，一天得跑4趟，两个来回。放假了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比如担塘泥上山面土，挑水灌粪坑等重体力活。雨季来临的时候，父亲和我们就把老屋的瓦翻整一次，把周围的排水沟掏理一次；年边了，就把屋里地面泼上水，挖松，再夯紧夯平，好过上一个穷困但还算整洁的年关。
因为是土墙，干后，就四处开裂，但墙里布了篾条，如混凝土里布了钢筋，依然牢固。夏天还有徐徐的风溜进溜出，有自然空调效果。当然，也会很潮湿，不把铺盖经常拿出来晒，就会一股霉味。
在老屋生活的日子，印象最深的就是挨打。农村人教育孩子主要是靠打，他们相信黄荆条条出好人。我们家子女多，穷，父母心情经常是“局部地区”，不是阴有小雨，就是大到暴雨，晴天少，动不动就拿子女出气。老屋里经常会传出打骂声和哀号声。但我们挨惯了，经常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痛，依然调皮扯蛋，惹是生非，不知不觉又引来一顿饱打。那时候我挨打最多，多得都记不清次数和原因了。但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至死难忘。
当时农村穷，家家户户都要偷生产队地里的东西，包谷出来偷包谷，红苕出来偷红苕，什么出来就偷什么，只要能填饱肚子。古人说，贫穷生盗贼，但做贼，不一定就是人品问题。情愿饿死也不偷的很有气节，但却不尊重生命；为了保命在特殊情况下做贼，只要不谋财害命，不伤天害理，应该也无可厚非。做贼家家做，彼此都心照不宣，都不觉得有啥丢人的。不过，一旦被抓住就不好过了，轻则扣工分，也就是扣粮，重则要弄去批斗，打得死去活来，甚至弄去劳改。所以大人都不去，小孩嘛，可以说不懂事，发落从轻。一次母亲打我，情急之下，我就说：“贼娃子，偷红苕！”我以为这样说，母亲会怕，就会放过我。可恰恰被过路的五妈听见了，母亲怕五妈到处去说，脸吓得卡白：“短命鬼，你乱说！”抓住我变本加厉地打。我挣脱就跑，边跑边大声喊：“贼娃子，偷红苕！贼娃子，偷红苕！”父母害怕我一路喊下去，让更多的人听见，就和姐仨人一起对我围追堵截。撵了3个坡后，他们终于把我堵在了一条田埂中间。“敌军”步步紧逼，“我军”寡不敌众，无路可逃，又不甘束手就擒，只好跳进水里。那是冬天，当时的冬天可不象现在动不动就什么暖冬了，水冰得刺骨。围观的人很多，都说冷病了不好办，劝父母不要打，让我起来回去。我其实已意识到惹了大祸，知道母亲饶不了我，再冷，也不敢上去自投罗网。母亲说：“没哪个打你，快起来！”我不信！母亲又说了三次，我半信半疑就起来了，毕竟太冷了啊！“走！回去！”母亲说。一路上，母亲乌云密布，一言不发，我心却悬在半空，想到回去来后的暴风雨，脚就不住地发抖。果然，回到家，母亲原形毕露，用关门打狗的办法，把我反锁进屋就挥棍如雨，还拳脚相加。“短命鬼，哪个叫你说的！”母亲边打边骂：“你跑得快，跑啊！给老子跑啊！早晓得你不争气，老子生下来就把你丢进尿桶淹死算了！”母亲越打越疯狂，好像不打死我就难解她心头之恨。直到打得自己没力气了，母亲才把棍子一丢，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其实，说打人，父亲应该比母亲厉害，因为父亲在朝鲜战场当过侦查兵班长，与美国佬干过仗。但父亲基本上不动手打我们，每次当打手的都是母亲。也许是父亲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需要用对付美国佬的办法吧。我们怕母亲，也恨母亲，但最终还是理解了母亲。人穷被人欺，穷人只有把相子画恶点才会少被欺负。小孩做错了事，打了骂了，说明大人没有指使没有包庇，外边的人你还计较啥？湾里曾有一个富农分子的儿子偷包谷被发现，队里认为是大人指使的，要斗富农分子，富农分子一气之下把儿子丢进了水库，直到现在也不知死活。队里见状，才说是小孩子自己的行为，与大人无关，富农分子一家才幸免于难。母亲那次的行为，一方面是对我出卖家庭行为的痛恨和恨铁不成钢的气愤，另一方面也是要让我长点记性，免得再干同样的傻事，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同时也有对外宣传家教严厉的成分。
再就是老屋读书。都说穷则思变，知识改变命运。可苦难的生活却并没有让我开始就发奋读书。事实上很多苦难的人家的孩子，也没有通过读书改变什么，有的是没想去改变，有的想过，但最终毫无办法。好的大学不是哪个都考得上的，大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得起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经营教育，以盈利为目的。现在我们口口声声喊素质教育，行为上还是应试教育，魂还是科举。不管你多优秀，你必须得过高考这一关。现在什么都要考，升学要考，找工作要考，晋升职称要考，考不死你算我没本事！就连个厨师都得考外语，你娃川菜做得再好，外语不过关，也别想炒菜的干活。按照现行的大学教育模式，是否能培养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民富国强所需要的人才，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个叫“范跑跑”的北大学子，历史系的，按理，应该是一头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和宏扬者，可“5.12”汶川大地震中，那厮身为教师，竟弃学生而逃命，比刘翔还跑得快，一步就跑出了社会主义、跑过了资本主义，跑出了地球，一言一行活脱脱一个外来物种，地球人都感到没法与之交流。共同富裕是个梦想，都过上挥金如土的日子，没门！梦去吧！进高中以前，我对读书毫无意识。小学作文时写《我的理想》，说长大了第一要当解放军，当不了解放军就当工人，当不了工人就当农民，当不了农民就当科学家。呵呵，好象当科学家是最简单的，想当就可以当！真不知天高地厚，纯粹一个混球。当水稻又一次成熟收割的时候，我以最后一名混进了一区中学。其实本来没考上，是因为成绩好的和家里有钱的都往县重点挤了，区中学招不够，扩招进去的。那年，我们邻队有人考上了中专，全村人都在赞扬，走到哪里都说他能干，风光得很。这件事突然激活了我的虚荣心。其实虚荣心是个好东西，他会让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妄想，还会使你产生巨大的动力。夜晚，我独自坐在老屋前的堰塘边，听见夜风拂动树叶的沙沙声和此起彼复的蛙鸣，望着高深莫测的星空，感到孤独和落寞。那夜，我突然有了出人头地的冲动，发誓要努力读书，走出老屋！走出农村！
学校离家40多里，不通车。为了多出时间学习，我很少回家，一月最多一次。回去都是下午课完了才走，又背5、60斤红苕和米当夜返回。那年，土地刚下到户，粮有吃的了，但弟弟妹妹都在读书，没钱用。我每月5毛零花钱，主要用来买汤。老师家属和学校周围的农民都到学校卖东西。带的咸菜没了，就去买汤泡饭。5分钱一瓢，60克左右，除了上面漂着几粒猪油花，几乎什么也没有。更可恶的是老板在舀汤的时候手还不住地颤抖，非要把那几粒已舀进瓢里的油花再抖回汤桶，硬不给你吃，看得你直吞口水。纯粹是在抢学生的钱！我一个朋友，穷得舔灰，几年前承包到一中学学生食堂，现在就有车有房，款模款样的，交友也上了档次，不是贵人就是达官；见面说的不是和某某领导喝酒就是和某某领导OK，就差没说和布什斗地主和拉登打麻将了。卖学生伙食的油水可想而知。营养跟不上，我经常感到头晕和流鼻血。高考预选结束，为了吃药方便，我不得不回到老家自己复习。为了身体能尽快好起来，白天我干些体力活，中午睡觉，晚上则坐在堂屋里独自看书，直到天明。老屋是船，我是箭，我借助老屋的力量，蓄势待发，准备着射向理想的彼岸。离开学校的时候，班主任劝我就在学校复习，说有老师辅导，效果好些。还说药可以帮我熬，饭可以在他家吃。我成绩一直很好，高考肯定能给班主任挣来荣誉，他是怕我回家复习不好，万一考落榜，他的指望就落空了。但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没等班主任同意，就背着被盖和一大摞书悄悄走了。那时考大学很不容易，区中学最多就考上一两个，有的年年“打光脚板”，一个也没有。到县城考试那几天，班主任见我感冒，又是跑医院，又是帮我找饭，对我比亲儿子还好。结果都知道，我虽然没发挥好，但还是考上了，不然，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当然，也可能因为没考上，会走上比现在更好的一条道路，就象我那儿时的一个朋友那样，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却捣弄了个什么科技公司，腰缠万贯，把一帮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官员们、美女些狗一样呼来唤去的。
突然想起老屋，想起与老屋有关与无关的很多事，大概是年龄大了的缘故。有科学家研究说，人到了40多岁就开始怀旧、开始保守了，建议干部就用35岁以下的，才有创造性。也有的说男人40一枝花，成熟、稳重、事业有成、经验老到、家底殷实、怜香惜玉，好处大大的，是美女们“打猎”的首选。拼命挣钱不如嫁个有钱人！嫁谁不是嫁呀！人生不过床上床下两件事，床上那点事外人不知，床下的事可是要见人的，穿得惹眼，回头率高，出手阔绰，感觉好极了！人嘛，有得必有失，不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吗？爱情和财富兼收的能有几人？
可老屋才33岁。33岁的老屋看上去却很老了。墙裂口更大了，大得可以过鸡过鸭；檩子更烂了，烂得快撑不住上面的瓦；瓦也朽了，朽得象风都可以吹破。父亲已请人换了一些檩子和瓦，但怎么也无法让老屋青春焕发，怎么也不能让我们喜欢了。就连在农村的弟弟，在外面打工挣不了钱，也愿在外面到处跑，很不愿在老家住。我每次回去，也都当天返回，因为老屋太破旧了，又脏。人啦，提高不得，提高了就降不下来，降了就生不如死。当干部的，能上不能下，下了，有的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不好，有的甚至短时间就气绝于人民了。喝几百上千一瓶的好酒惯了，倒回来喝几元一斤的散装，喝不下。不是有明星在光环消失后自杀吗？哄惯了，宠惯了，捧惯了，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象破鞋一样把我给摔了，我哭，我闹，我做好事你们没反应，我嫖娼卖淫我吸毒贩毒我杀人放火你们还是不理我，我活着还有啥意义？死了算啦！是你们逼我死的！你们也不得好死！可老屋不哭也不闹，非泼妇亦非怨妇，土墙的，天生就贱，注定没有风光，修好后就开始变旧，在日晒雨淋和风摧霜冻下，一直走向破败。只有父母，我那生来就没有吃过好的穿过好的的父母，或者说与老屋门当户对的父母，润育了它，一直陪伴着它！多少年来，我叫父母进城来住，不答应，还说城里喝口水都要钱，不舒服！叫把老屋推了重建，更不答应。我知道，老屋也是他们的儿女，舍不得，老屋是他们的伴，更舍不得！当我们为了工作为了儿女为了名为了利，为了那些我们自以为值得追求的东西忙得颠三倒四的时候，只有老屋始终陪着父母，只有老屋默默地讲述着父母一生的荣耀。老屋是父母的宫殿，父母是老屋的王！
春节时我们回到老家。见儿孙都回来了，父母非常高兴。午饭后，父亲把我们叫到院坝。难得你们回来得这么齐，照张像吧！父亲说。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围在父母的周围，个个笑口如斗，定格了我们家四世同堂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的背景，就是那几间破破烂烂的老房子。
“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父亲在县城输液，他马上就要回去。我说还得输2天，完了再走。父亲不干：“回去看看房子垮没得！”“那么烂了，垮了就重修。”我说。父亲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烂也是自己修的！重修不要钱？再住几十年也没问题，有钱也不该拿来来浪费！”我无言以对。
老屋只是被震掉了一些瓦，土墙裂归裂，却牢固如初。父亲高兴地说：“换点瓦就行了！”
老家多数人家都修楼房了，四四方方的，外墙贴上白砖，厕所一样。我知道老屋也有消逝的那一天。就象某些戏曲，不管我们怎样保护，哪怕列入小学生教学内容，也逃不了从事者和听观者越来越少的命运，能耐着性子听把一个“啊”拖腔拖调、迂回曲折吼上半个小时的人毕竟不多！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想尽了千方百计保留，但最终还是去了，不管我们怎样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对于老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她深深地种在记忆里。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照全家福时，父亲指着老屋说的那句话：“不管你们现在怎样，今后怎样，你们都要记住，你们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