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的印记
“农业学大寨”的印记
神龙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
大寨红旗迎风摆
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
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坚决学习大寨人
敢把那山山水水
另呀嘛另安排
干起来干起来
大寨的红花遍地开
干起来干起来
大寨的红花遍地开
.......
学大寨,赶大寨,一首60年代中期家喻户晓的群众歌曲，把我带入了对学大寨年代的回忆之中。
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号角在中国大地吹响，农村实行农田责任制，土地分产到户，“农业学大寨”也就随之而终止。
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经历了1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
我经历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从1964年学大寨开始，到1967年夏天，这个时期在校读书，接触的新闻传媒极少，每天早上6点半，学校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从广播里听到了学大寨，大街上的标语，帮助加深了记忆。
1967年夏天，初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直接投入了“学大寨”劳动，亲身感受了学大寨的魅力，红旗猎猎，喇叭声声，车欢人叫，热闹非凡，场面壮观。每个人干起活来都不示弱，“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1968年秋后，参加黄壁庄水库建设大会战，这是石家庄地区的学大寨战场，自己被评为劳动模范，大会发言，登台领奖，也着实荣耀了一把。并因此而被推荐进入供销社工作。
真正对学大寨运动的感受，当属调入县委机关的1974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时期，又遇戛然而止的急转弯。
1974年11月，调入县委后，抽调在学大寨办公室工作。这是全县的中心工作办公室，主要力量是从县委办、宣传部、组织部抽调。
当年，特别是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全县学大寨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职工，组成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农村推动工作。尤其是冬春季节，平整土地、改河造地、挖渠打井、建方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遍地开花，全县社社有工程，村村有战场，到处是战天斗地的壮观场面。
红旗招展，人海人山，炮声隆隆，喊声震天。这是当年“农业学大寨”工地的真实写照。
为了改变我县贫水状况，县里决定，倾全县之力，开“三渠”、引“三水”入元。引岗渠、引槐渠、长村水库及“八一”水库防渗工程，是那几年全县主战场（引甘渠项目没有动工），施工队伍由各公社从村抽调强壮劳力组成。民工吃住、报酬由各村自理，整个工地参战民工最多上万人。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学大寨，赶昔阳，正定栾城做榜样，大干两年过黄河（粮食亩产500斤）！大干五年过长江（亩产800斤）！”地区对县，县对各公社、各村，逐级下达赶超目标，并以农田建设工程和粮棉产量衡量决定各级干部升降，落后的地方限期改变面貌，从上到下提出了带有政治高压的口号：“一年不行，两年行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意思是最多限期三年、四年改变面貌，不然迫降或走人。在全县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县委周书记，因实事求是上报粮棉产量，元氏县排名靠后，在全县1000多名四级干部参加的学大寨会议期间，被地委突然调动，含泪而走。高压之下，一些村搞“帮忙田”，少报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些村浮夸虚报产量，成了“高产穷队”。一些村在“想过江，种高粱”的驱使下，大量种植高粱，又因高梁营养品质和适口性差，国家征购不要，只好苦了社员。
那几年，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与贫下中农划等号”，提出了县乡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即：县级干部每年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百天，公社（乡）干部必须劳动二百天，大队（村）干部必须劳动三百天.还制定了考核办法：每个干部自带记工本，县乡村三级干部在哪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就由哪个生产队的队长签名记工，每年一汇总，汇报到县革委办公室。开会时，县领导还要检查干部手上有没有茧子。实际上，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一般都达不到，因此，生产队长通情达理，对参加劳动的县干部都热情地说：“领导来，就是无穷的力量。”只要到工地劳动，就算一天。说实话，那时候三级干部参加劳动形成了制度，只要有时间，就自觉参加。干部参加劳动期间，一律到农民家吃派饭，每天付给管饭的家庭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农民看到干部们干活都挺累的，都愿意做点好吃的，全家人和干部一起吃。那时候，农民们不习惯叫干部的职务，一般喜欢在姓前加上“老”字，叫“老张”、“老李”什么的。干部和社员一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边吃边谈，也挺高兴，密切了关系，还能了解到实情。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干部群众充满一股豪气和冲天的干劲，形成了攻坚克难的无穷力量。“大干加苦干，建成大寨县”、“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天上的月星，夜战的明灯”、“贫下中农学哲学，雄心壮志震山河”等口号。因此，遇到困难大家都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尽快克服。比如，解决苏阳公社“三庄”缺水，隔山十几里，从苏村修建九龙口扬水站，解决了春夏播种无水难题。跨越三县的“引岗渠”，凿洞，劈山，架桥，挖沟，硬是靠人工，奋战几年，从百十里之外，把水引来，真是受益匪浅。
那几年，县学大寨办公室任务繁重，忙得不可开交。向地区学大寨办公室每天一次口头电话汇报，每周一次书面汇报。县里的现场观摩会、电话会、经验交流会、分片汇报会，隔三差五不断，而且大部分是起早贪黑。我们办公室一般除留一人值班守电话外，两人搭伴，骑自行车下去了解工作进度，总结先进典型，解剖落后原因。为组织筹备各种会议，赶写领导讲话、典型材料，经常昼夜“连轴转”。骑车下乡每天来回少则三、四十里，一般六、七十里，到山区村至少要100多里。全县20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每月转一遍。山区的牛家庄、佃户营、杨家寨，平原的万年、院家村、大陈庄、西尖中等都是当年的先进典型，好几个村支部书记成绩突出、贡献大后来转为国家干部。
轰轰烈烈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从整个运动方向看来，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一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纠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二是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了生产条件，如我县的引岗区、山区的改河造地、小型水利工程、平原的方田建设、机井建设等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这种作风，值得永远保持。运动中“左”的方面，除了不适当地搞阶级斗争，伤害了相当一批干部外，主要的还在于，脱离实际地去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穷过渡”，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发展集市贸易等。在好些地方，不注重科学，不顾群众利益蛮干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河道裁弯取直、建设“人造平原” 等等举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一些“左”的东西尽管后来得到纠正，但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体制，推行了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很好地发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进步。
农业学大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在我的脑子里，仍然若隐若现。全县近70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特别是山区、半山区，那个时期留下的印记随处可见：水库、坑塘、大寨田、河坝、水渠、扬水站......每当看到这些现在还默默奉献的基础设施，总能感受到那种“战天斗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激励、感染着象我之类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