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989、1、13
“幸福”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或许是诗人用得较多的一个词。而这个词语相对于诗人来说，却是在物质之中难以企及的。诗人曾说“做物质短暂的情人”，也就是意味着在物质的幸福中没有诗人的存在领域。诗人一生所追求的也是幸福，可是这种幸福却只能闪现在诗人敞开的诗意的故乡。可能许多人都知道，诗人在写下这首诗时，距离他的死亡时间已经不远了。这首诗可以说是诗人最后的最温和宁静的一首诗，是诗人在极度痛苦之中写下的。诗人的这种极度痛苦就是绝望。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首绝望的诗，是对物质幸福的一种绝望呼唤。克尔凯郭尔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绝望的三重性，可是按我们中国人的解释来说，绝望就是希望的断绝，毫无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什么？当然，这还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希望是一种心理活动，即心里想达到某种目的或状况。这也就是说，绝望就是心里想要达到的目的或状况是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的事物，就是在本诗中诗人所极力去描述的，也是诗人真正面对的朝向实情本身。诗人在绝望之中，用温暖的诗意在告诉人们，物质的幸福就在我的四周游荡着，我却把握不住。诗人在诗题中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词语，这也是许多人想拥有的幸福。“面朝大海”是朝向实情，“大海”可以指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指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也可以指浩浩荡荡的人类历史。而“春暖花开”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在诗题所表达的含义就是：当我们在朝向实情本身时，也就是在遵循自然规律。这种遵循就是一种幸福。遵循自然本质的规律，就是在遵循生态文明；遵循人生本质的规律，就是在遵循做人准绳；遵循人类历史的规律，就是在遵循发展的道理。可是，这种遵循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极度的痛苦。为何诗人在极度的痛苦之中，还要作如此宁静温和的诗呢？或许就朝向实情本身而言，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就是：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诗人为了追求这种事业的幸福，于是在痛苦之中还是作诗了。他遵循了诗人的使命，使诗的事业朝向了实情本身——幸福就是痛苦。这意味着：如在物质文明之中得到幸福，那么在物质方面应该是痛苦；如在精神文明之中得到幸福，那么在物质方面应该是痛苦。而诗人作本诗就是在第二个层面上遵循自然规律。可是，当诗人从人类社会体会到的幸福却是绝望的时候，这种致死的疾病也就在本诗中得到了呼唤。于是诗人作本诗也仅是以愿望的心情来铺垫温和宁静。诗却是以未到的时间作为起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明天，这个指向未来的时间概念，引领着诗人追求幸福的诗思走向了难以企及的领域。明天，总是跑在诗人思想的前面。于是诗人的愿望只能是“从明天起”。而“做一个幸福的人”，也就是诗作下面所道出的人的基本衣、食、住、行。人的一生所苦苦追求的最大幸福也仅是衣、食、住、行的满足。当然，这种最大幸福是常人的。相对于诗人来说，对于这样的物质幸福，他只能愿望，而难以企及。也就是说，他想做一个平凡幸福的常人，可是他的诗人使命使他无法去实现平凡人的人生历程。是人所想像的常人幸福是：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关心粮食和蔬菜
…有一所房子，……
海德格尔说：常人是一种生存论环节并作为源始现象而属于此在之积极状态。衣、食、住、行在生存论环节中，就是一种源始现象。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积极地推进这种源始现象的富有程度向前发展。房子、粮食、蔬菜、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都是道说一种常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所萦绕在它四周的就是诗人所道说的幸福。因为人们追求了这种生存状态，于是幸福便在人们生存论上产生了。然而，这种生存状态仅是常人的人生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不可能是常人，诗人是作为神圣不可言说的高度思维的预言家。诗人之所以愿意地道说常人的生存状态，这本身就是对这种生存状态的彻底绝望。当然，诗人的这种绝望呼唤，起码可以揭示诗人之所以作为诗人的本质特性，毕竟诗人也是处在常人的生存状态中，并从这种生存状态中进行清白无邪的事业。这是诗人最伟大的事业，于是这种生存状态的幸福就真正地闪现在了诗人敞开的诗意的故乡。返回常人的生存状态，这是清白无邪事业的真正返乡。“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诗人通过返回常人的生存状态，并把它建造在诗意的家园，因而到达了一种称心如意的境遇：诗人拥抱了诗思的幸福。只是现实的物质难以成为诗人的生活状态，它只能永远流浪在诗人的诗思之中。流浪，是永远处在“大海”的世界之中。大海把浪推向四周，同时又把浪推向中心。也就是说，流浪是禁闭在大海里面。因此，诗人把常人的生存状态流浪在诗思之中，就是把这些词语禁闭在诗意的故乡。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诗人已经把这种生存状态禁闭在一所房子里头了。这是诗人真正的朝向实情本身——朝向了常人的源始现象的积极状态。而从诗思的本质出发，这种朝向是一种绝望的呼唤。诗人把生存状态中的常人因素禁闭于一所房子里，也就是对这所房子的一种绝望。这所房子是诗人独有的。它不光仅是为了住，而且它是真正的诗人的诗思的墓地。诗人把所有的衣、食、住、行禁闭在这个墓地之中，进而使这种常人的生存状态到达诗意的精神幸福。当然，诗人所拥有的这种幸福，希望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于是诗人的愿望进入了下面的言说：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亲人”，仅仅是亲属关系的人吗？或许从诗歌的角度出发：凡是作诗的人都是一种亲属关系，他们共同在“诗人”的称谓中进行着清白无邪的事业。这种事业同时把他们推进了亲属关系之中。在海子的诗人亲属关系中，这些人物——荷马、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拜伦、雪莱、荷尔德林、波德莱尔、兰波、惠特曼、艾略特、庞德、叶芝、里尔克、叶赛宁、博尔赫斯、聂鲁达、艾青、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金斯堡、普拉斯、布罗茨基、北岛、顾城——应该是诗人所要与他们通信的，并告诉他们：诗人正处在诗意敞开的幸福之中。和这些人一样，是人感受到了他们的真正的幸福——一直从常人的生存状态中升华而来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道出了这种幸福的短暂性。这种升华而来的幸福，以转瞬即逝的状态出现在了诗人的头脑里。毕竟幸福是以精神为活动领域的。为此，闪电般的幸福照在了诗人敞开的诗意故乡，并在瞬间又逝了。或许这种幸福就是人们常说的“灵感”。诗人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诗歌不是视觉。甚至不是语言。她是精神的安静而神秘的中心。她不在修辞中做窝。她只是一个安静的本质，不需要哪些俗人来扰乱她。她是单纯的，有自己的领土和王座。她是安静的，有自己的呼吸。”诗人对诗歌的这种观点，就是在言说作诗是清白无邪的事业。而“灵感”是处在这种事业的中心，她是安静的本质，也就是诗人的心。而诗人在痛苦之中还能安心于诗，就在于诗人对物质幸福的追求已经绝望，因而走向了诗意的故乡。是人把握住的灵感和亲属关系的诗人一样，他们用这种灵感为我们铸就了一个王国。然而，“那幸福的闪电”又使许多诗人走向了绝望的疾病当中。当诗人处在这种疾病之中，与每一个亲人通信，那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诗人开头就说：从明天起。也就是说，这一切幸福如真的发生的话，那是还没有到来的。这就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绝望。同时也是这种绝望，使诗人成为了自己。“将”，一个在“明天”之中才有可能的事情，让诗人在亲属关系中永远处在一所自己的孤独的房子中，并在这所房子之中朝向实情本身；而所有的灵感又以闪电般逝世，想要对任何一位亲人诉说幸福，就现实的意义而言，也只能等待未来。可是，在诗人所处的这个时间段中，诗人正在进行清白无邪的事业是无比幸福的，因此诗人才会呼吁：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对于这样的呼吁，我们忍不住要提问：为什么要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或许要回答这个问题，这得借用鲁枢元在《精神守望》中的一段批评：
发轫于两百多年前的英国，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的“启蒙运动”，曾经给人类的存在“开凿智慧”，人类社会曾经因此而奋发图强，一日千里，经济的发展，物质的积累，这200年超过了前边的两万年，包括曾经是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几乎都认为自己差不多就快要进入“人间天堂了”。“启蒙”给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好处，甚至从来没有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者曾对“启蒙”做些斟酌与反省。庄子的“寓言”或“预言”被讥为“愚民之策”，最后，当现代人类为世界性的生存危机开始感到震惊时，人们重新对“启蒙”进行审视，才发现“启蒙”的悲剧终为庄子不幸所言中。在持续200年的“启蒙”以及“再启蒙”运动中，人与自然的这一仗打得很奇特，很宏伟，也很壮烈：人类在向大自然进军的节节胜利中，突然面临全军崩溃的失败；人类在对大自然包括对自身的物质性存在攫取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人类反倒在一片庆功声中面临灭顶之灾；当人类毫不愧色地宣布已经树立起人类发展史上的最伟大的里程碑时，人类又颓然无奈地惊叹自己已给自己挖好了墓穴。生态危机已经给这200年的世界舞台拉上大幕，按照文学家詹姆斯·乔伊斯形象的说法：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是在精神熔炉中化为一滴泪水！诗人之泪是否在为死去的混沌哭泣呢？
可能这样的回答还不能进入问题的核心，但是这起码已经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生态危机由来已久，在前面我们也有所论述到。自从人类有了智慧之后，，生态危机就伴随左右，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真正的危险。之所以要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是因为自然生态的危险已经是全球性的了。“温暖”，是一种意识。只有把自然生态还原，或许这才有可能到达温暖的意识。可是诗人的绝望，使他时刻对常人的生存状态感到胆寒。人类的所有征服都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而这样的征服是以自然生态为对象。因此，自然生态危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常人对生存状态的意识是难以到达这个层面的。自然生态的危险性，也就导致了诗人更深层次的思考：精神生态何尝又不是在陷入危险的深渊？鲁枢元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批评，他说：
在科学之光的照射下，地球不再是上帝居住的宇宙中心，而是银河系中的一颗小小行星；大地也不再是上帝的血肉之躯，而不过是可供工农业开发利用的资源；人类与其说是上帝的孩子，不如说是猿猴的孩子，实不过是动物行列中的一员；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甚至只是一只生了病的动物；上帝本人已被科学实证剥夺去神圣的光环，上帝由神圣殿堂逃往哲学。而哲学也以科学化、实证化为荣耀，上帝已被逼得无处藏身。往常，人们在危险中总是向上帝呼救，现在上帝遭遇到危险，那么谁能救救上帝呢？神经兮兮的尼采最后喊出一句实话：上帝死了。上帝死了，那些手握科学最高成果氢弹原子弹的掌权者却坐到了上帝的位置上，而每个地球公民的屁股下面正平均堆放着相当于10吨梯恩梯炸药的原子弹，天堂更加渺茫，地狱迫在眼前。上帝死了，对上帝的信仰、虔敬、畏惧也随之死去，上帝在人间播种下的道德情操也随之死去。“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成了科学操纵人类的强大有力的杠杆，被效益、利润吹胀的功利心取代了为理想信仰而牺牲的献身精神，被电脑装备的算计心取代了赤子般的率直与忠诚，被科学传播渠道齐一化的思维活动取代了精神领域独立支持的个人创造性。总之，科学取代了信仰，理智取代了感情，实证取代了想象，机械取代了生命，就连精神现象也被当作物理学操作控制的对象物，人失去了灵性，更失去了神性，仅仅成了物质，成了“被降格为单纯的，本身无本质的可塑造的某种东西”，当人的机体中配置的全是人造的器官，流动的全部是“科学的血液时”，人的本质、本性、本真的存在便被毁坏了，抽空了。在海德格尔看来，“与之相比较，氢弹的爆炸也算不了什么”，因为这就等于在氢弹爆炸之前，人就已经完了。在科学文明的统治下，人被束缚于因果的链条上，被捆扎进逻辑的网络中，被控制在体制的框架上，人变得更容易被操纵，被他人操纵，被机器操纵，被官僚体制操纵，被社会一体化操纵。在20世纪的后期，福柯终于痛苦地喊出：人类死了。弗洛姆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过去的危险是怕人成为奴隶，未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也许结果比弗洛姆估计的还要糟糕，那就是人将“成为机器人的奴隶”。
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已到这样的危险境地，诗人的呼吁也是苍白无力的。痛苦在这样的情面上诞生，绝望估计也是在这样的情面上诞生。而诗人处在“人类死了”的时代中，还会对幸福朝向实情本身，这是因为诗人在正在到来的危险中还能进行清白无邪的事业——作诗。或许这样的诗作就是一种预言。然而，透过诗作背后，人类还依然在行尸走肉般活着，诗人却走到了人类的尽头。诗人在尽头中对人类的这种活着只能祝福罢了，实在没有了任何的眷顾之情。诗人写道：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从与“亲人”的通信到对“陌生人”的祝福，这种用“陌生人”切换“亲人”的途径，正是诗人处在痛苦的极限之中。所有的亲属关系的诗人都已先行承受了疾病的命名，而这样的命名就是朝向实情本身——死亡总是在命名的过程中降临。诗人在“亲人”中切身领会了这种承受疾病的命名，因而只能把祝福送给“陌生人”。这“陌生人”就是常人，就是在“人类死了”的时代中，还得继续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的常人。这些常人包括苦苦追求灿烂的人生前程的人，追求婚姻家庭传宗接代的有情人，在尘世中追求幸福生活的尘世人。诗人以三个“愿”字开头，就是在人类尽头的危险境地中的一种呼唤。当人类处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高度险境中，诗人对这些还在追求着的人只能如此祝愿罢了。在未来的时间中，诗人也只能祝愿，因为是人此刻的预言正在加速他自身的死亡。诗人在诗的最后用“只”字来转折这种祝愿。而这个“只”字是诗人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绝望。“只”字把诗人从“做一个幸福的人”拉到了致死的疾病当中。诗人最后的朝向实情本身——就是在朝向诗思的墓地。这墓地不光指埋葬着肉体，而且也埋葬了精神。为此，我才说这是一首绝望的诗，同时，我还要说，这是一首死亡之诗。只是在死亡的宁静温和到来之际，诗人先行承受了死亡的命名。诗人的最后一个“春暖花开”就是死亡律令。于是面对死亡，诗人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自杀是人的结局最大的幸福。在“人类死了”的命名中，绝望使诗人走向了自杀之途，同时也可以说，诗人绝望地成为了他自己。诗人真正地完成了他的天职：诗人返回到了诗意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