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的症结
中国当代小说的症结
齐凤池
文学是什么？词典上解释，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斗争的艺术。说白了，其实就是人学，社会学。文学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等。对于文学的门类，很多文学大师，文学理论家都下过定义。我不再赘述。
我个人认为，戏剧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就象北京过去的四合院-----老百姓的日子。又象是医院里的综合病房。
诗歌象是神经科，散文象是心理咨询门诊，小说更象是妇产科和普外科。上海的朱文更敢比喻，他说：写小说好象生孩子，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写散文则是手淫，带点聊以自慰的性质；写诗是操！短暂，瞬间，极致。根据朱文的理论，文学应该是社会中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劳动，生育，死亡的总合。其实，简单说，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只是朱文说的更直白，更形象化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写作方法上，我觉得诗歌更多元化，散文更放松。散文写作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形散而神不散的说法，早已淡化了，散文正朝着更放松，更随意的方向发展。只有小说一直保持着传统的面孔，用故事吸引读者。
有一位评论家说：“中国的诗歌从北岛开始，就接近了世界诗歌平台。如今，已有一大批诗人登上了世界诗歌的舞台，正和世界上的诗人同台朗诵。”
而散文这支文学的轻骑兵，如今，早已更换了座骑，乘坐着现代化文学工具，在世界的文坛驰骋。
一大批散文家不仅耀眼文坛，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从人们的茶余饭后的小报杂志，已经走进了教科书，成为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文本。
而小说从二十年代的《象牙之塔》到今天的《白鹿原》也在改变自己的服饰。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从西装革履到时尚休闲。外观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传统生活习惯一直在延续。
从“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到知青岁月文学，从知青岁月到企业改革，从企业改革到城市改革开放，小说在每个阶段都热过一阵。《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高山下的花环》，《大厂》,《学习微笑〉，《废都》，《白鹿原》，《丰乳肥臀》等等。每部小说，在当时都红火过一时，有的被称为当时的文学力作，还获得国家最高文学大奖。
时隔几年就被人们忘记了，问起小说的事件，故事情节，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再说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早就模糊了。我有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常说，一辈子，也不用写多少部小说，就有一个人物让读者记住就满足了。他这话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可就太难了。我这位朋友写了四十年小说，不用说读者记住他小说里的人物，就连他自己发表后的小说人物也没记住。他说，一说起《水浒》里的鲁智深，武大郎，人们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他们的形象，一说起《艳阳天》里的马小辫人们眼前马上就出现那个农民形象。再说《羊脂球》的女主人公，《欧也尼.葛朗台》里的老葛朗台，《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静静顿河》里的葛里高里等等，都看了几十年了，我仍然过目不忘。
看起来，塑造一个小说人物形象，能让读者记住太难了。因此，我前几年说的那句话，算是说对了。我曾经针对一位加入中国作协并且出了几本书的文友开玩笑地说：“别看你出了几本书，加入了中国作协，你也算不上是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得让文本说话，让读者说话”。这话说得他几年没理我。后来，我给他的小说写了一篇评论，夸了他很多好话，才算缓和了气氛。
前几年，在石家庄开会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聊起小说，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被法国一位华人获得了。很多人都很兴奋，总算有华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有人说：如果高行健还在国内，他写的再好，也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都认为有道理。至于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政治体制问题。另外，还有作家自身的问题，有人问：国内很多一流大作家就没有一个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吗？比如，象陈忠实，贾平凹，河北的“三驾马车”，北京的“三刘”，等等。
有一位评论家说：“贾平凹，在中国算是一流的作家，比后几位要高一个层次。但他也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中国缺的不是一流作家，缺的是指导这些一流作家的高手。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还说，“斯德格尔摩文学院，五个评委中，有四个不懂汉语。只有一个懂点汉语，就是举手表决，也只能是四比一。中国作家想获诺贝尔文学奖太难了。”我感觉他说的有一些道理，但也不完全。作家本身的问题，作家的选材问题，作家的写作手法问题，多少也制约了他们迈向诺贝尔文学奖的步伐。有些作家一直认为，小说必须故事要好看。他们的思想观念始终停留在编故事，虚构情节，多写床上戏的传统思路上。南方一些评论家在评价“三驾马车”时就说他们的写作手法太传统。只凭着聪明的脑袋编故事。他们的东西不如北京“三刘”的作品。对小说我不懂，“三驾马车”的作品读的也不多。他们的代表作读过一些。最近，我正读谈歌的，《都市豪门》。关仁山的写大海系列也读过几篇。他们的小说故事确实很好看。谈歌的《都市豪门》与《豪门恩怨》《都市夜话》基本上是一个炉里烧出来的瓷器，只是形态、大小、颜色有所区分。另外，刘庆邦的小说我读的比较多，他发在《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上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过。与“三驾马车”相比写作手法更细腻，故事更好看。刘震云的作品，刘恒的作品相比分量重一些。但淡歌的《大厂》毕竟轰动了一时。对于作家与作家之间，我反对谁比谁水平高的说法。只能说文本与文本相比谁更有读者。
再接着前面的说，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翻译成外文到外国去发表，如果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我记得，前苏联获诺贝尔文学奖者世界著名诗人帕斯杰尔纳克，他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就是在国外出版后获的奖。中国作家如果有世界级的作品也可以到国外去吗。关键看实力。看文本。
前年五月，我与作家淡歌小住两天，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关于小说的创作，他始终坚信，小说必须要好看的观点。他说一篇三五千的小说，有三四个精彩的故事，就可以把小说撑起来。编辑看的是什么，读者看的是什么，关键是小说的故事。小说里的景物描写，人物的描写，再精彩再细腻，读者也会跳过去，没人去看。我一直在听淡歌讲，不敢插嘴。淡歌毕竟是大作家，我的老兄。淡歌在谈小说的创作方法上，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给我阐释了他的观点。他说：“一个作家就是鲁班。写小说就是木匠活。有了好的木料，有了精美的设计，就看作家的手艺了。其实，写小说就是一个手艺活。”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写作本身就是手艺。但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技术。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诗人从职业和手艺转向科学。从已知世界转向尚待认知的世界。这样从向海员，护林员，铁匠，钳工，炉匠求教，到向历史家，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和几何学家请教，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没有哪位诗人生来就懂得土壤层构造和历史年表。”作家铁凝说：“看短篇小说，首先想到一个词的是景象；看中篇小说，首先想到一个词的是故事；看长篇小说，想到一个词的是命运。”
淡歌关于小说故事必须好看的观点我不反对，但也不敢苟同。中国当代小说的特点，至今还停留在故事好看的水平上。这就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疾病的症结。中国作家如果还停留在这种观念上，只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外徘徊或者说在斯德格尔摩以外的大街上徜徉了。
我读过一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那些小说里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没有让人声泪俱下的场面。但他们的小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凭的是什么？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选材问题，不论是政治的，还是人性的。在写法上，与中国作家的传统写作有着截然不同的技术和表现手艺。国外作家写反映政治事件不说政治，写人性不直接写人性。他们所要说的都藏在小说的每个细节里。如：《羊脂球》的一辆马车，拉着一个法国社会。《静静的顿河》是一个畸形的葛里高里。《巴黎圣母院》则是真善美，美与丑的对比。而中国作家的小说总是围绕事再说事。看了开头就知结尾。人物刻画上好人与坏人从相貌上一看就分清了。这就是传统的症结。也是中国小说疾病的症结。
前几年，河北有位女作家刘燕燕写了几部新潮小说，她的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写作手法象是新闻。她把故事情节贯穿到整篇小说之中。看得人眼花缭乱。但她的小说确火了好几年。她的小说被评论家称为新写实小说或称为意识流小说。她小说不象淡歌说的那样小说故事精彩好看。她的小说也不象铁凝说的那样，景象壮观，故事情节感人，人物的命运大悲大喜。然而，刘燕燕的小说火了几年后就被传统小说淹灭了。我读过铁凝早期的小说《夜路》《哦，香雪》。对《哦，香雪》的印象最深。铁路上一个小女孩卖水果换铅笔盒的寓喻太深刻了。反映出生活山村里的孩子渴望知识这个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和渴望知识的永恒主题。中国作家的传统写作手法，就象血缘的召唤一样，一代延续着一代。
我不敢说中国作家获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传统手法的小说永远也打动不了斯德格尔摩文学院的评审官们。但现在不会出现，也许中国作家在不受政治体制约束的情况下，可能改变中国文学的命运。中国当代小说顽疾的症结得到彻底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