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文化价值新思考
?中文系曹成利
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在法国宣布诞生，出现了米勒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绘画作品关注现实，守住了社会良心;风格高贵、单纯、静穆、伟大。
新世纪中国艺术继往开来，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发展，更加清醒地提出“荣辱观”，在思想意识上，提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多方努力下，中国艺术向现实主义回归。
现实主义回归，而非诞生，必然带来镜像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不能再在打打杀杀的镜像中忽悠人的智商，不能在高楼大厦中虚构生活，更不能在暴力色情中污染人的心灵。关注现实和关怀人文。《命运呼叫转移》中有了对命运的思考，有了心灵的悸动，有灵魂的颤抖。《色戒》中有人生如梦的清醒，有了政治权术中的真情思索，有了近于荒于情色的冷汗。《云水谣》中有真情的执著，有了痴情的等待，有了永恒与真的探询。
这些回归，多以正面题材构筑影片。《命运呼叫转移》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讲叙了三个故事，涉及到从都市到乡村两个地域里不同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都因手机而被戏虐了一把，但谁又能否定这儿戏般的命运呢？一个公司大老板，一个大夫，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在机场错拿了手机，致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大老板向自己的妻子撒谎，偷偷地去会网友，想借机色一把；他的妻子明明知道丈夫去外面偷情，但无可奈何。秘密地去找大夫治疗心理的压力，结果由于三个男人在机场错拿了手机，想偷情的丈夫和秘密去看大夫碰在一起，而孙大夫代替黑社会人物去会了黑社会的老大，而黑社会人物大头去了以色情骗人的网友。真让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这里面有这当下社会的诸多内容，如对夫妻情感的痛苦拷问，有对社会阴暗面的鞭笞如妓女，网络色情敲诈，男人偷情，黑帮角斗等；也有心灵的悸动，如孙大夫面对黑帮，有惧怕到勇敢，偷情的丈夫意外地听到了妻子的心声，有了情感良知的悔悟。第二个故事讲了葛优演的三儿，落后的山村里，既有缺点又有品德有点的贫民三儿。无知识无文化，视野狭小，显得有点愚昧，但有这个社会所缺失的传统人格品性。一个城市人来山里画画，三儿待人厚道老实，得到城里的画家的信任，三儿以一个破罐子换回画家的手机，以致全村人大大小小的事都依仗三儿的手机，生孩子的人家，吵架的人家，最后在手机的命运呼叫下，三儿和他村的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这一切自然归结于三儿的传统的好人品。第三个故事讲述了一个都市富人在生活中，他谈化了人之间的情感，如欺骗他妻子的情感，伤害老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失去了朋友对他的信任。当一次意外的车祸发生了，在临死之刻，终于有了可贵的醒悟。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引起现代的思索和灵魂深处的颤抖。
《色戒》讲述了一群青年学生立志报国的事，以美人计刺杀反动派头目易先生，一个青年女学生在报国的感召下，把自己的青春的身体稀里糊涂地献出去了，并没能引起任何人的同情，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毫无辨别力没人性的畸形报国方式，实在可悲。当她向她的同友诉苦易先生百般地虐待她时，她已开始有了觉醒的意识，在被逮的时候，她似乎明白了这一切。这种文化历史的反思很是沉重，影片最后易先生诚惶诚恐的表情，不难看出他内心的惊恐，一切如梦方醒，回到戒色的主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云水谣》演绎了一代人生死别离的爱情故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陈秋水和王碧云一见钟情，他们跨过门第阻碍，却阻隔在时空里。陈秋水为躲避政治迫害，在一个风雨之夜逃往大陆，又去了朝鲜战场，隔着时空想念彼此的两个人，王金娣的出现，无疑是对陈秋水情感上的考验，在西藏两人的结合，并不是陈秋水在情感上的背叛，王金娣是以王碧云的影子出现的，在陈秋水心里，他是和王碧云的结合。影片在探讨我们每一个的情感世界，现实的阻碍，重重磨难，能否经得住考验。“是什么让两个相爱的不能在一起？”导演尹力说，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真爱还能持续多久？这种深层次的思索与引导，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再对比回看九十年代镜像世界，九十年代镜像世界异常喧闹，艺术在探寻中发展。先是电视机的大量增加，电视艺术地发展，后又有网络媒体的发展。但浮躁时代的文化给我们留下沉思。一直被声讨的丑陋现象不仅出现了，而且成了大众公认的时尚。娼妓不耻，暴力不耻，色情不耻，人渐趋异化，退为动物本能，吃、喝、睡、性交。而九十年代揭示社会，多负面东西展现，以致于混淆了是在批判还是在取宠。
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镜像给我们带来的价值示范。
“我们的灵魂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15]同时，“我们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天边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16]当以卢梭的这些话作为思考的基点，来审视九十年代的镜像文化社会现实时，我们或许会惊讶出声。这分明是评说我们的社会吗。“科学艺术使人怠惰、虚荣、奢侈，造成社会风尚的解体;而社会风尚的解体，又反过来造成人们趣味的腐化……”[17]
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提出“回到自然”理论。主张回到原始，古朴的生活。显而易见，“回归自然”[18]只是一种设想。是回不去的。同时，我们灵魂腐败，德行消逝，完全是科技和艺术的结果吗?科学和艺术本身并无过错，是使用它的人出现了问题。在今天，我们又不能像斯巴达，把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科学家一并赶出城镇。我们要加强自身修养，以健康的镜像文化引导社会。
只有艺术家摆正了方向，艺术才会高质量服务于人类社会。新旧两版的《水浒传》我们也可看出这一问题，如西门庆和潘金莲的那点破事，在新版中被放大，本身并不附着任何意义，也不会带来什么深层的思索，而是退向低俗，来取悦观众，再如黄秋生演的西门庆和潘金莲，更是糟蹋镜像世界。张艺谋在拍下《红高粱》《菊豆》这类后现代影片后，放弃后现代的尝试，向传统美学回归，拍下了《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警察故事》和《新警察故事》前后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新警察故事》更关注社会问题，一个高官家庭的子弟的悲剧，也是后新时期社会的悲剧，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缺少的是心灵的健康成长。影片的最后，祖被持枪的警察包围了，作为警督的父亲不是自我谴责自己缺少对孩子的关爱和管教，而是气愤地向祖吼叫：祖，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祖的表情异常扭曲，似哭似笑。是无助还是对世界的自我无可奈何。退下所有的子弹，然后把枪指向他的爸爸，他知道只要举起枪，警察就会向他开枪，他还是这样做了，可见祖心里失望至极。我们想祖最后的一刻，他恨谁。恨他做警督的爸爸？还是恨自己，那他的爸爸转过来又会恨谁？最终我们找到的是是社会的根源上。
《长江七号》与周星驰以前颇具后现代特征的影片相比，也发生了转向。影片中的周先生是一个穷苦农民工的形象，失去了妻子，只身带着孩子，在都市里幸苦地生活，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将来有一天能有出息，不再像自己这样幸苦地活着。他一再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好好努力读书，不要像我没知识没文化。周先生在建筑工地受工头的欺侮，作为穷人的孩子在校受老师的鄙视，受富人孩子的欺侮，在穷人和富人的两个世界里，周先生一再告诉儿子：我们穷，但我们不去偷不去抢，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不去拿，意义能养的尊重。这些影片中可贵的转变，让我们感动影片故事的同时，我们也会谈论给我们讲故事的艺术家们。郝尔德说，诗人好似“人世间的神，双手向捧着水一样捧着人民的心”。[19]雪莱也说“最伟大的诗人一向是品德最无疵点而到达无所不及的人”。[20]诗人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最文明的人。无不道出艺术家、作家加强自身修养的必要。因为伟大作品之后都有一个伟大作家。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