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呐喊》《彷徨》对愚弱的国民性的暴露
伟大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蕴含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旧中国下层人民——农民、农村妇女及小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现状和令人痛心的生活状态。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鲁迅先生在这两部小说集中对广大农民及农村妇女的灵魂及命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从中可以见到鲁迅先生那颗伟大的爱民之心和那份崇高的使命感。然而，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农村题材的作品，主要不是描写在那极端沉闷、闭塞、一潭死水般的封建农村的典型环境中地主对于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从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把重点放在了刻画人物的灵魂上，写出农民的“辛苦麻木”的“病态”的灵魂。鲁迅先生说他“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当初他认为最需急切地疗救的，应当是人的“病态”的灵魂，也就是愚弱的国民性。他看到造成“病态”灵魂的根源在于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他笔下的农民和农村妇女便是被沉重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压瘪了的人物。鲁迅先生对他们怀有深切的同情心，同时也为他们任凭命运的摆布而不思反抗感到无限的悲愤。因此，鲁迅先生对笔下那些“不幸的人们”（这里主要指农民和农村妇女）的愚弱的国民性的暴露就表现得格外深刻，很有爱之深而恨之切的意思在里面。这既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的激烈控诉，又饱含了鲁迅先生重塑国人灵魂的强烈愿望。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鲁迅先生所描绘的愚弱的国民性做一简要的探讨。
一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将中国国民性首先概括为“奴性”。鲁迅先生在他的多篇小说中对中国广大农民及农村妇女的奴隶性做了深刻的描写。
《阿Q正传》中的阿Q在诸多的性格中，就有着明显的奴隶性。作品对阿Q革命不成反被诬为劫匪而在衙门被审讯时所表现出来的奴隶性做了精彩的描写：“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的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这种奴隶性实在是根植于阿Q的骨子里而又很自然的表现了出来，也难怪长衫人物也鄙夷的说“奴隶性”了。值得提一下，《阿Q正传》中对奴隶性的揭露还表现在赵太爷身上。未庄的统治者赵太爷在阿Q喊出了“造反了”之后，对着阿Q“怯怯的迎着低声叫”“老Q”，没话找话的极尽巴结之能事，虽则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恐惧和要探探革命风声，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奴性心理。这就使得作品对国民奴隶性的暴露更具深度和力度，这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封建统治者们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奴颜婢膝的丑态。可见，奴隶性在那个时期是深入了国民的骨髓的。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对国民的奴隶性的描写更是入木三分。祥林嫂第一次在鲁四老爷家做工时，作品有这样一段描写：“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百胖了。”这是一段平常然而又是极其深刻的描写。鲁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段描写就表明了祥林嫂为“暂时做稳了奴隶”而感到满足的心理。然而她的奴隶梦并没有做得长久，她被婆婆强行绑去卖给了贺老六。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第二个丈夫和儿子阿毛相继死去）之后，她又重新回到鲁四老爷家，幻想着再重新做稳了奴隶。但此时她已为封建礼法所不容。冬至祭祀时候，当她以为捐了门槛赎了罪，坦然的去拿酒杯子时，鲁四妻子的一声大叫“你放着吧，祥林嫂”彻底击碎了她的奴隶梦，使得祥林嫂落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可以说，祥林嫂是在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的悲哀中走向死亡的。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奴隶性的描写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有所涉及。如《药》中华老栓等对刽子手康大叔的毕恭毕敬;《离婚》中爱姑对趣味低下的老古董七大人的敬畏；《故乡》中闰土称儿时的朋友为“老爷”等，都表现了他们具有奴隶性的一面。
麻木、冷漠的灵魂也是鲁迅先生着力描绘的国民性的弱点。长期的封建统治和自耕农的封闭的农村经济，使旧中国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令人窒息的麻木、冷漠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杀死了许多的人。
祥林嫂在死了第二个丈夫和儿子阿毛之后，变得更加孤独无依，尤其儿子的死亡更是使她变得神情呆滞。这个孤苦伶仃的妇女，是非常需要别人的同情和支持的，可在当时的社会，她却没有得到，她所得到的是可怕的冷漠和嘲弄。祥林嫂几乎背诵如流、一字不差地向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不幸，“我真傻，真的……”可这巨大的哀痛在与祥林嫂处于同样社会地位的那些听众那里换来的是什么？“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从这段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完全不是怀着同情和关心去听她的故事的。男人的“敛起笑容”便表明了他们是怀着一种罪恶的目的来同祥林嫂说话的；而同样受着夫权压迫的女人们肯来听祥林嫂的故事，则是为了向祥林嫂的痛苦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从故事中换取她们那毫无同情、麻木冷漠到残忍的心理上的一时满足。这是多么可怕的麻木和冷漠呀！同样是被压迫着的人们，以咀嚼别人的悲哀为快乐，这就是我们国民的悲哀。后来祥林嫂被从鲁四老爷家赶出来而沦为乞丐的情状，便在没有一个人去闻去问。应该说，怀着又冷又尖的心的祥林嫂的命运的听众、看客是祥林嫂走向死亡的又一重要因素。《药》对群众的麻木、冷漠的灵魂也做了深刻的揭示。夏瑜的革命应该说是为了把华老栓们从封建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华老栓不独不理解，反而用了烈士的鲜血蘸了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病；茶馆中的老少茶客们也为牢头红眼阿义打了夏瑜而大喝其彩，足见他们麻木的灵魂了。而《明天》中的群众环境的冷漠强奸了单四嫂子的母爱。当单四嫂子的儿子病危时，她是何等的焦急！然而周围的人们都漠不关心，有的还趁机揩油，如蓝皮阿五假帮忙之名，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间，直伸下去”。一俟她儿子死去，冷漠的人们就热情起来，忙碌着按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办丧事和吃帮忙饭。他们的帮忙，说到底是为了吃帮忙饭和从中赚几个酒钱，并非真正的关心单四嫂子。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夜深人静时单四嫂子的感受：“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便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叫他喘气不得。“这是鲁迅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冷漠无情社会环境给单四嫂子带来的绝望的压抑感。
三
保守、顽固的思想已深植于受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农村妇女的脑髓中，成为他们愚弱的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祥林嫂被婆婆从鲁四老爷家抢走后，被迫改嫁到深山沟里去，她拼命的反抗，甚至撞得头破血流。她的这一举动，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认为的反抗别人强加给她的命运那么简单。其实她是在顽固地守卫着“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法，不愿自己落得个一女嫁二夫的坏名声。这完全可以从祥林嫂被迫改嫁贺老六时，“大家还都说大约因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这一卫道式的赞叹中，以及柳妈告诉她嫁了二夫死后阎罗王要把她锯开分给两个男人时的恐怖和认为自己有罪而捐门槛赎罪的行为中得到佐证。阿Q的灵魂深处也有着保守、顽固的一面。阿Q虽没学过“三纲五常”的教义，也不懂得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的理念，但却对此谨唯奉行。“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很有“卫道士”的保守、顽固不化的味道。他还遵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法，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个女人了，但这绝不是从恋爱的角度出发的。阿Q的保守、顽固还表现在他不能接受未庄这个小圈子以外的新事物，如他不满意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不满意城里人煎鱼用葱丝；又如他叫钱太爷的大儿子为“假洋鬼子”，绝非是因为阿Q爱国，只是由于他“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而已。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