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一场梦

八十年代还是计划经济，住房靠分配，吃粮靠供应。因此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干部职工能分到一套住房比登天还难。特别是年轻人因无房而无法结婚者比比皆是。因此握有分配住房的政府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也就有了不正之风。我那时在教育学院念成人大专，老婆孩子在医院五十年代建的烂土房里居住，屁股大的个地方，一进门就得上炕，院比地还高一尺，下雨直往家里灌，做饭就在院子外面支了个炉灶。为房子问题我找过不少领导，但始终得不到解决。本文有感而发，故事情节及人物纯属虚构。

——作者题记

原来是一场梦

王卫东

高所长调到了房管所又掌握着住房分配的大权。

高所长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掌上了权。几十年“戎马生涯”，虽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没有提拔重用。不过政治上没有得到重用，生活上却是捞了不少“好处”。要不高所长也就没那二百来斤的块儿头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身材短小，只有一米六五，因而显得特别臃肿，站起像个弯弓，坐下像个树墩，面颊凸起两个肉蛋儿，活像平原上凸起两座“山峰”。人们说高所长能耐不大，确有一套溜须拍马的本领。对上就像领导的儿孙，对下就像阶级敌人。人们常说好汉不求人是事没逼住的过。这回高所长调到了房管所，我这个万事不求人的人也不得不有求于高所长。

因我没有房子，婚期一推再推，眼看都快三十的人了，父母急得团团转。为此我曾多次向领导申请，但由于房源紧张没有得到解决。

听说高所长调到了房管所，凭着我和高所长的老乡关系，我满怀信心来到了房管所。一进门，我看见高所长坐在那把交椅上，嘴里叼着一根烟，面前放着一杯茶，手里拿着一张报，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不知是那两座“山峰”过于高大，还是那道鼻梁过于扁平，眼镜竞落在鼻垂上。进门后，我很有礼貌地尊称道：“高叔叔”？

高所长眼皮向上一翻，从眼镜上面的缝隙里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声，只说了一个字：“坐”。

看到高所长这幅似理不理，冷若冰霜的面孔，才体会到人们说的正确，顿觉心里凉了半截。我勉强将我的困难说了一遍，但高所长只管看报、喝茶，连眼皮都懒得再往上翻了。我说完后，高所长老半天才慢悠悠吐出来两个字：“没房”。

看到高所长这幅姿态就够生气的了，加之我说了老半天，才慢悠悠、硬戗戗地给我回答了两个字。当时我没好气地在心里想道：“你们有权有势的都有房，不仅你们有，连你们的儿子、女儿也都住上了好房，一轮到我们这些没权没势的平头百姓就没房”？想到这些我是怒从胆边生，火从胸里起，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我又一想：我必定是来求人的，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强压怒火，勉强地恳求道：

“高叔叔，你看我也工作好几年了，父母亲为我的婚事着急的一催再催，你看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再考虑考虑”！

这时高所长放下手中的报纸，摘下架在鼻垂上的眼镜，不耐烦地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我满以为这回高所长一定会答应我这一最低要求的吧，没想到高所长口气更加生硬，用无名指敲打着桌子，丧惺惺地把我劈头盖脑丧了一顿：

“你看你这个后生这么罗嗦，没房就是没房，我又不会造房，有什么考虑头，不相信你找政府去”。

听到此处，我是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我的口气也变得生硬了起来：

“找政府？找政府要你们这些领导干甚”？

“干甚，政府不给拨款，我会造房了”？高所长气急败坏地摆出了他的理由。

我说“不会造房，你也不应该这么讲”。

“我怎么讲，实事求是吧，没房就是没房嘛”。

“没房？你们就有房，轮到我就没房了？不仅你们有，连你们的儿子也都住上了房，难道就没房？”

我一鼓作气把几年憋在肚里的窝火一古脑儿地全部倾卸到了高所长身上，高所长气得那两座“山峰”直抖。

“谁家的儿子住上了好房？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这时房管所的其他职工听到我们吼喊都跑来看热闹，凑红火。有的职工故意瞎起哄道：“后生，你说话可得负责任，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了，你得给大家说清楚？”其他人也故意说：“对对对，话可不能胡说。”其实对高所长的做法大家也是褒贬不一，多数人对他很有意见。

借此机会我也豁出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就挖到了高所长的烂处。“我当然要说清楚啊。”

我故意把声音拉得老长说道：

“高所长的儿子。”

“哪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哪家的王法？大家也给我评评这个理！”

接着我继续说道：“高所长的儿子参加工作才有几天，我参加工作几年还分不到房子，难道当官的儿子是儿子，平民老百姓的儿子就不是儿子，当官的儿子能结婚，平民的儿子就让打光棍。”

让我这么一通数落，高所长疼得直叫，那两座“山峰”抖得更加厉害。但他还不想输这口气，结结巴巴强词夺理的吼道：

“你这是血口喷人，胡说八道。那是组······组织上同·····同意的。”

“组织上同意的。”

我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用意。这原本是非常正确的一句话，现在却成了herng这句话的用意。这原本是非常正确的一句话，现在却被这些人用来推卸责任的法宝。好像一颗没边没际、没楞没角、没抓没挠的刺猬，你就是想上去咬一口，都找不到下口处。

“这是哪个组织同意的？那个文件上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我这一问，高所长那两座“山峰”再也不抖了，向下坠了好长。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高所长的大儿子要结婚，却没有房子，急得高所长也是团团转。

高所长原在计委任副主任，机构改革开始以后，计委几个头头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如果原班人马不动，年龄降不下来，年轻干部就提不上来。正好房管所有一个空缺，县委几次研究，高所长几十年来大错没犯，加之又不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文化虽然不高，也捉不住放下去的把柄，就这样高所长理所当然，趾高气扬地来到房管所任了一把手。

这一调整，正好解决了高所长的燃眉之急。上任之后他马上在房管所要了一套住房，他原来那套住房就留给儿子结婚用了。离职时他把计委几个头头请来吃喝了一顿，酒足饭饱之后高所长提出了最后一次要求，计委几个领导也就顺水推舟，送了一个人情：“哎，老领导，房子虽然是计委的，但还是由你掌管，你说了算，我们没意见。”

“这就是所谓的“组织上同意的。”

这样既不在计委工作，又不在房管所上班的儿子、儿媳就名正言顺地住进了父亲那套一进两开八十多平米的瓦房里。

后来，群众对高所长这一作法意见较大，反响强烈，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不正之风，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在一次县委召集的环节干部会议上，高所长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并承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尽快将儿子的住房腾出来。

高所长嘴上虽是这么说，心里却早就另有打算。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把儿子调到计委工作。就这样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套八十多平米的瓦房理所当然，名正言顺地“屋”归原主。

这时，高所长心里虽不好受，但表面装得却一本正经，洋洋得意地反问我一句：“我的儿子不也是计委的干部吗？有什么问题？比这严重的事多着呢，你看不惯，可以到纪委告去！”

这时，房管所的另一位领导进来，见我们僵持不下，便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解释了一番，最后答应给我“研究研究。”

我们这场“风波”也算平息了。

这天夜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其中我期望尽快改革现行住房制度，由公建改为民建，或改为民建公助。这样只要公家能支助一部分，我也要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盖一座瓦房，和高所长争争这口窝囊气。

高所长的嫉贤妒能、穿小鞋、戴帽子是出了名的。在计委任职时，曾有位“文革”前的大学生因和他吵了一架，计委几次分配住房都没有他的份儿，直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才在县委的干预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这回我知道只要高所长在房管所掌权，我的住房问题肯定是没戏了。如果国家真能改革现行住房制度，允许干部建私房，那么我就是贷上款、借上钱也要盖一座好房！我甚至列出了借钱的名单，设计了房子的结构、布局。

然而，这一切就像水中的月、雾中的花。

远水难以解近渴啊！

后来遇上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时代，我这个穷小子念了两年成人大专，也被称其为“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也掌上了权，坐上了组织部副部长这把交椅。

有一天，高所长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便惊讶地说：“啊呀，李部长，这就是你的家呀”？然后他环顾四周非常关切地、装腔作势地说道：“这房太危险、太窄蹩了吧”。然后双手一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真成问题，这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

高所长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这时的高所长再也不是原来那个高所长了，那副对付阶级敌人，冷若冰霜的面孔早已丢到九霄云外，臃肿的脸上披露出一种自责、羞愧、内疚的声色。我见他这种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摇尾乞怜的做法心里不觉好笑，便吩咐老婆：“高所长第一次光临寒舍，不管条件好赖，你给咱们炒两个菜，我和高所长喝两盅”。

高所长见我这样，也没加阻拦。三杯下肚后，高所长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端起酒杯在炕上跪了起来说道：“李部长真是大人大量，老哥我过去有些事情做得实在有点过分，实在对不起！李部长大人不计小人过，如果还能看得起老哥······”说着便把腰一弯，头一低，双手把酒盅举过了头。

本来高所长比我大将近二十岁，我刚当了个副部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兵头将尾的副科级。高所长的工龄也快有我年龄大呀，这样恭维已经让我很不自在，他又左一声“部长”、右一声“部长”，让我非常难堪。现在又和我称兄道弟，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这种人就是这样，一旦遇上了管官的官，不把你“拍”个晕头转向，也要把你“溜”个颠三倒四，加之拿出他那副卑躬屈漆、低三下四、摇尾乞怜的架势，再坚强的汉子也会在他面前发三分善心！用高所长平时的处世哲学说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嘛！然后他又对我恭维奉承了一番，什么“年轻人前途无量”、“后生可畏”、“好好儿干呀”，如此之类。

临走时，高所长悄悄对我说：“最近畜牧局陈局长调到了S县，马上要搬家。李部长不嫌旧的话，你就搬过去。我马上派人维修维修，等下一年盖起新房，给你分一套”。

几天之后，高所长领着我看了这套房子。两个单元挂厨房，凉房炭房带围墙，朱红漆大门在中央，红墙蓝瓦起脊房，蓝腰围白灰墙，玻璃门窗亮堂堂。虽说是旧房，经高所长这么一折腾，跟新房相差无几。

不几天，我便举行了乔迁之喜。这天，前来帮忙的人络绎不绝，高所长也踮着个大肚子前来“祝贺”。一进门高所长两手合抱，头一点一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像完成了一件重要任务似的那种喜悦的神色，那两座“山峰”也由此而显得更加丰腴光润了。见了我两手合抱“恭喜恭喜”！

我说“多亏了高所长的帮忙”。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房管所应尽的义务，也是领导干部应该享受的呀”！高所长在说这话的时候，声调拉得很长，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是啊，“应尽的义务”、“应该享受的呀”！我感慨万分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官”的“好处”和“权”的“神奇”！

“三星照你，四季来财，一定你输······”

房间里回荡着高所长猜拳行令的洪亮声音。

“哈、哈、哈，”高所长笑道：“你输了，我赢了，这盅盅烧酒你喝了”。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嘈杂的声音。

我被惊醒了，嘴角还挂着一丝甜甜的微笑。

定睛一看，我还睡在医院我那十二平米的烂土房里。

原来是一场梦！

1984年5月22日于伊克昭盟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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