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来的媳妇
我是1987年正月初四结婚的，当时我22岁，妻子21岁，在我们那一代人中算是早婚。回想我们的婚姻，到现在妻子还说她是被我骗来的。我们的故事就从“骗”字开始——
骗来的姑娘
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下发，供销社改姓“农”字，县供销联社在农村高中毕业生中招收300名合同制工人，我赶上了改革的首班车，以较好的成绩跨进了供销社大门。
我被分配到离家三十多里路的五甲供销社当化肥发货员，教我发货的丁师傅是临时工，文化水平低，进销调存盘点做帐弄不起来，所以在我进门21天后，领导就让我当上了化肥仓库的实物负责人。
这是个多大的官呢，其实就相当于现在商场里的一个柜组长。但那时是计划经济，买化肥要用计划票，手中的权力还是有一点的。当时我深知自己家里穷，要娶上个媳妇比较难，于是便借这个绿豆芝麻官的头衍为自己大造声势。
星期天一回家，我首先把我“当官”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我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快嘴，什么话到她耳里超不过一天半个村子就传遍了，这也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果然不久，有人对我这个“当官”的来兴趣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她到她大姐家来换小麦种子，听说我年纪轻轻就当了供销社负责人觉得太不可思议，在她印象中能当供销社干部的，起码也得三四十岁，为了一睹庐山真面目，她和她大姐借口串门走到我家。
我是第一次见到她，穿一件白底蓝花的短袖衬衫，水灵灵的大眼睛扑闪扑闪，“你真当了供销社负责人？”“算吧，一个乡的化肥供应大权都在我手上。”我矜持地回答。“我家田亩多，能不能开个后门帮我家买一袋尿素？”她忽然觉得有点冒昧，不好意思地笑了。“小事一桩，明天到供销社来拉”我爽快地答应了这其实我也不容易办到的事儿。
我和她从此建立了单线联系，并和他们一大家子人确立了多边关系。凡她哥哥姐姐、叔叔伯伯家要买计划物资，都由她到供销社来找我，我也总是有求必应，因为在我的意识形态里，她一定会成为我的老婆，我也非把她追到手不可。
我们以化肥为媒，在来来往往的相处中迅速升温，到我们结婚时她已怀上了我们的女儿。婚后我找领导帮忙让她在供销社找了份临时工工作，直到既变成我老婆又成为我同事时，她才弄清了我这官阶有多大。
“什么狗屁负责人？原来你就是个发化肥的！”她一把扭住我耳朵，咯咯的笑声在屋子里翻滚。
骗来的结婚证
我的丈母娘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对子女的教育一向很严格，我妻子在家排行老五，虽然是家里的瘪奶丫头，但对她的管束丝毫没有放松。
一听说小丫头怀了孕，丈母娘暴跳如雷：“你这小杂种，叫我老脸往哪儿搁？姜清，请你把这不要脸的东西领走，不要再在我面前现世报！”那时候不像现在，姑娘家未婚先孕很难过父母关。
怎么办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准备结婚。先是要解决住房问题。当时我们单位有条规定，单身职工分半间房，结了婚的才能分到一间房，为拿到这决定我终身大事的房子，我动起了歪脑筋：证明结了婚，就是弄个结婚证，有了结婚证，就说明我们结了婚。我一拍大腿，有办法了。
第二天一早，我从供销社买了两瓶好酒，两斤糖块，一条带嘴的“大前门”香烟，找到乡民政科科长家里，因为我在供销社上班，彼此混得都很熟悉。我开门见山：“科长大人，这回就全靠你了，帮我弄张结婚证”。“你够不到法定年龄，我不好登记呀”科长摇头。“不要你登记上报，给我个红本本再盖上个红章就行”，在我死皮赖脸的央求下，没有登记的红本本顺利到手。
有了结婚证后面的事就好办多了。供销社主任亲自找来瓦木工，把原来做仓库的一大间房子重新修缮一新，我也从校办厂赊了点橱柜简单布置了一下。万事俱备，只等迎娶我的新娘。
正月初四是我结婚的日子，我家父母在三十里外的乡下，我也没邀请任何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早早地起来，买了点鱼和肉，从老家拿来一些糕和粽，买了两盒红烛，把一切布置妥当，一个人静静地等待新娘子到来。
大约晚上九点钟光景，她坐着我姐夫的自行车来了，陪同新娘子的还有她表弟。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进门时的模样，娇美的脸上，两行淡淡的泪痕，“骗子，我是你的人了，你会好好待我吗？”楚楚动人的哀怨。我无言以对，只是紧紧地把她拥入怀里。
六个月后，我们可爱的女儿来到人间。
二十五年过去了，我这个骗子一直把妻子当宝贝，一路走来，苦乐相伴，不离不弃，如今我们的女儿也已成家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