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的舵手——韩愈
韩愈是个勤学苦吟的文人，他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思想，他遵循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专心做学问，专心做人。他很自负，自以为才高八斗，相信自己是国家的栋梁。
他在《应科目时与人书》中说：“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泥沙，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他当然不会“好风凭借力”，他认为在官场就像在文坛上，他可以游刃有余，举手可摘星辰。针对当时读书人喜欢拜某个大官为师，自称门生；或者朝中名流，延名引誉。他是不屑于此的，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有同赴考的人对他说，如果落榜会怎样？他没有回答，但他心想：治理国家的重任非我莫属！如果自己这次应试不成功，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自己国家的不幸。
天道酬勤，韩愈最终高榜得中。
进士及第后，他辗转各地，在荆州，长沙节度使幕府中做幕僚。他们公务之余，经常进行诗歌唱和，并且自编了诗集《荆潭唱和诗》，以各显风雅，韩愈为此诗集写了序。文中有对他们的诗的称颂，但主要还是阐明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见解。他在文中开门见山的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优秀篇章往往出自那些漂泊异乡，隐居山林的贫苦文人，那些王侯将相，志得意满，若非擅长而又爱好作诗，那就不可能写出深刻的精彩的作品的。
他的这种观点杜甫已经表述过，杜甫曾说：“文章憎命达。”同时代的白居易也说过：“诗人多蹇。”宋代的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见解恐怕也与韩愈的观点有启发意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这篇序中，明显的看出了韩愈的诗歌审美情趣。他称颂诗集中搜寻奇字怪词，精心雕琢文字的现象：“搜奇抉怪，雕镂文字。”韩愈以后的诗歌的主攻方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奇崛”“险怪”成为成为他诗歌的主要风格之一。而且由诗歌延伸到古文，也由于过度的追求文字的惊险而使文意艰涩难懂。
在文学上的坎坷论，不幸落脚到了他的政治生涯上。他太有责任心了，他希望唐王朝能够再次复兴，回到“贞观之志”，回到“开元盛世”。但积重难返，纵使太宗玄宗在世，也无力挽狂澜之力了。而且在朝中作谏官的身份又激励着他兢兢业业和直言进谏。唐宪宗从开始有振作，也鼓舞了韩愈，他相信，照目前的局面下去，唐宪宗必是复兴唐朝的皇帝。也就在这时，有人上表称贺，说碰见麒麟了。在古代，麒麟是象征祥瑞的兽，能见到或获得麟，是十分吉祥的。《春秋》中就记载过鲁国猎获麒麟的事。
韩愈并不满足于朝廷的一时的胜利，毕竟藩镇只是暂时迫于朝廷压力而转入地下，韬光养晦，还是会伺机割据的。他就写《获麟解》，认为人们见到的不一定是麟。他认为，只有圣人才知道什么是麟，凡夫俗子是见不到，认不得的。而且他还补充说：“麟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那些见过麟的人，恐怕见到的不过是一些不常见的怪兽。
他在文中最后总结说：”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宜。“如果没有圣人在世，不是太平盛世，而有麟出现，那么它是不能叫祥瑞的东西。韩愈并没见到自己所追求的清明政治，他自然不同意有麟出现的现象，也当然隐晦的表明，唐宪宗虽有所作为，但还没有达到圣人的标准。
他也深知自己的力量，国家振兴任重而道远，依靠他们这一代人是不行的，后学才是他的可持续的力量。因而他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政治上的，都注意奖掖后进。为了能培养更多的后继者，他广收门徒，自称老师，却遭到了很多旧官僚的反对。他著《师说》来坚定自己的立场，不为群小的攻击而放弃自己的努力。而且，他还鼓动柳宗元在广西为师，教育延续了更多的年轻人，柳宗元做了，但不敢称老师。
才华横溢的俊才自然成为韩愈的重视。独孤申叔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二十岁中进士，任校书郎，不幸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去世，与王勃一样，英年早逝。当时政坛上很多人都惋惜他，纷纷写文章悼念他。韩愈也写了《独孤申叔哀辞》。
韩愈指责了上天的不公正裁决，对上天的无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抗议。当然，他所指的天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狭义的自然的天，还包括当朝的统治者。天的不公，正体现了人间的是非不分，贤愚不辨。韩愈的不平之气，最终落脚到死者的身上，赞扬了他的杰出的人品和文采：“灼灼其英，晔晔其光。”独孤申叔的音容笑貌，他是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的。
韩愈对年轻人的支持和鼓励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在政治上，他没有几个真正称得上朋友的人，对文坛上的后进，他是从不以师道自居的。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韩愈不会放弃择友的标准，他是宁无优也不胡乱交朋友的。更何况韩愈总是逆时尚而动，自然没有几个人愿作他的朋友。孟郊，既是他的后进，更是他的朋友。韩愈对孟郊的情感，是很深厚的，他曾作诗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朋友有时也是一处港湾，他能给自己带来慰藉和鼓励。
韩愈非要把孟郊请来的，在《与孟东野书》中首先表白了自己的苦闷和孟郊的同感受：“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写了自己的苦闷和孤单：“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也推想了友人的苦闷：“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韩愈的渴望会晤的心情是急切的，他似乎是要不择手段也要把朋友请来，因而所有的能用的条件他都表述出来了。他最后用三件事来表达殷切之情：第一，路远不要紧，“要皆舟行可至”。第二，自家亡兄之女要出嫁，你得来喝喜酒。第三，“愈眼疾比剧，甚无聊。”我的眼睛越来越坏，你能不来么？
但韩愈的“奖掖后进”，不仅遭到那些达官贵人的辱骂和抨击，还引起了一些隐士的不满。其中一位吕医山人，就责备他不能以战国时代的信陵君为楷模，屈尊执辔迎接贤士。可能是韩愈忙于公务，来往后生多，而没有礼节性的招待好他。为此，韩愈给他写了一封信《答吕医山人书》，申辩了理由。
他首先表明，自己虽然礼贤下士，但同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不同。“夫信陵君，战国公子，欲以取士声势倾天下耳；如仆者，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信陵君是为了“市于道”，把交友当作买卖，用以扩张自己的声势，不以道义为基础。为了改变文章的没落风气，他才“奖掖后进”，当今做官的人，大都是通过科举和卿大夫子孙依赖祖先的荫泽。因而，这些做官的人，与世仰俯，见风使舵，使“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自己是为了重振朝纲，他才努力选荐政治新秀的。
他赞美吕医山人“衣破衣，系麻鞋”，是位有朴素美德的人。他猝然而至，却没有得到自己的优厚待遇，是事出有因的，决非无理。他希望吕医山人再次来，那时，韩愈将会以当年齐国人接待管仲的“三浴三熏”的礼节来款待山人。
韩愈致力于提携后进，自然是忘了对同辈以及长辈的礼节交往。那个时代，韩门弟子遍天下，是与他的悉心教导分不开的。吕医山人作为隐士，却不以山林为意，仍旧恋恋风尘，可见并不是个纯粹的自然者，也难免沽名钓誉。
韩愈的最志同道合的朋友自然要数柳宗元了，但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并不相同。柳宗元是个激进的改革者，他参加了“王叔文革新运动”，希望能力挽狂澜，挽救中唐的颓势。而韩愈是个渐进的改革者，是个以古风来影响现在风气的复古者。我们说他是变革者，主要是因为韩愈希望社会风气回到以前的太平气象。他是个很有道德传统的人，他的古文运动，也不过是从文学上来教育学生，让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能够扭转糟糕的社会风气。他就是“敢为天下先”，希望自己的火把一代代承接下去，用文学来推动政治清明。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