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大论
论与说，原本是一样的，不知从哪时起，论表高雅，说为凡俗，只有学问家才能发论，而老百姓则只能说说而已。说只是表达个人所欲，论就有关人世大事了，因此“论”是要有资格的，说就可随便了。一些不老实的老百姓也想发论，那自然就只好以“说”的形式伪装，这就是开始于南宋时期在杭州出现的“说话”，“说话”的故事情节、人物造型任凭塑造，甚至是杜撰，无人干涉。其时杭州的“说话”人大说梁山造反英雄，赵宋王朝竟然不察。“说话”者的玩世褒贬，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了老百姓的心愿，不想它十分受人欢迎，说者也就在得意中使“说话”更有艺术性，因而一个民间艺术就形成了。或许在“说话”中有些评世的成份，又从“说话”变为“评话”。一些落泊的读书人，仕途无望，又看到“说话”能推销自己的思想，便丢开四书五经，坐下来或记录整理，或塑造，将“说话”变成异类文章，甚至是书。文不溶九经，人不入九流，这种知识分子为上层者所不齿，作品却畅行得很。这书不受八股约束，又尽皆民间顼事，又是“说话”人之作，何言“伟大”之有？大的反义是小，因此这种不算文章的文章，就只自谦地叫做“小说”罢了。“说话”人拿这书去演讲，也便是“评书”。因为有读书人的参与，评书比之说话就更有艺术性，更受群众的喜欢，干脆就配上器乐，加些板眼，叫做“评弹”。评弹之称过雅，民艺以俗取胜，便又有叫“乱弹”的，乱弹不衰，后来竟演变成了一行专门的戏曲艺术，这是后话不提。
因为百姓喜闻，小说尽管不登大雅，实质上它已成为一门专门艺术，艺术门类的形成从来都不是官府规划，是百姓说了算。正因为是自由生长，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大分支很快茁壮成长起来。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西方小说成长于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小说也好正成熟在同时期的明清时代。小说的人情味使它风靡于社会，正人君子的内心脱不了俗，朝廷大员也悄悄在枕头下藏一本《金瓶梅》，于是乎，小说畅行于社会，流传于上层。小说的作者用尽心计地将自己的“哲学三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溶入作品，小说开始影响于政治，于是官家不得不正视小说了，于是有了“禁书”，有了出版制度，于是有了“小说家”的称号。因此小说进入大雅之堂是现代之事，古时的所谓小说家大抵都是因有利于造反成功者，或附和官腔而追封的。光荣称号是必官家赐给，有了称号，就入了上流社会，入了上流那还不替人家卖力？小说产生于百姓，植根在民间，因此畅行的小说大多出自落泊者之手，一旦授予光荣称号而成名，后来的作品就难有“处女作”的光辉了。我想小说之正不了名，尽管是百万、数百万言大作，都始终不能成为“大说”之悲，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了。说是悲也是喜，保持了“小”，这一艺术才不朽。
与小说相对的“大论”，由于它的出身成份不同，始终是那么高贵。大论出于士大夫之手，历朝满篇的出将入相之道，坚决执行、加强管理之论，洋洋洒洒，尽显哲人风度，尽管百姓只看题目，依然是那么金光熠熠。因为它的高贵性，学起来要十分小心，先是“试论”，成功了才正论，如果有运气，正论就成了大论，等到高论既成，就飞黄腾达了。
窃以为，君欲攀龙，宜走正道，小说到底是具有野性，带有野味，即使看了也藏于腹内，莫张扬。作文时要“飞黄腾达去，不能顾蟾蜍”，文章不必适众，但要入时。出典要生僻，多几个“子曰”（时麾的句式是：伟大的儒学家孔夫子指出），夫子自然助你高升。大者利于升，小者益于民。俗话说宁大勿小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