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背影
一
《施琅大将军》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那时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赋予了新的思想，激发了新的内涵，也让当时历史一系列人物在爱国的坐标上发生了错乱。看了朱大可先生的《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更让引发我对施琅将军的卖国者还是爱国者的思考？抵抗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与尊严，这是每一个爱国者的本能。可是回首那时历史前后一百年来看，盲目排外与民族气节、一味封闭与抵御外侮、正常交往与卑躬屈膝、审时度势维持对已有利的和局与卖国投降等等问题都交织在一起，让人昏昏的理不清头绪。这不单纯只是“忠君”与“爱国”之间的模糊问题。由此历史上的被受仰慕的爱国者都要登上质疑的审视台。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引发一些新的思考，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历史有的时候也常常出现绝妙的讽刺功能，看当时袁崇焕与洪承畴，谁个爱国，谁个卖国。袁崇焕之死可谓是继南宋将领岳飞含冤受害之后的又一桩著名冤案。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肢解于市中心，京城百姓广受蒙蔽，指忠为奸，惟有袁崇焕的部下佘义士冒死偷出其头颅，掩埋在自家后院；可是那洪承畴呢？洪承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到崇祯时已是兵部尚书，同时封为蓟辽总督，崇祯把一个朝廷的命运都交到了他身上。崇祯十五年，督师与清军死战于松山，兵败被俘，消息传到京师，说洪承畴已经殉国，崇祯大痛，亲自设灵祭悼洪的亡灵。
更有讽刺效果还是过了几十年，清兵入关南下，洪承畴领兵镇压反清义士，抓到一名头目夏完淳。
对夏完淳的审讯开始了，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用一副温和的语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汗如雨下，坐不安席。
1647年九月，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临刑时，昂首挺立不跪，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在秦淮名妓李香君、柳如是身上也可以找到某种品格。当浩浩荡荡的清军入关，大明江山已经是雨打飘摇如风中莲叶，可就在这样一个低贱的妓女身上也闪着光点。这光点过了几百年之后，我们不仅要质疑，是不是不知时务？是不是看不到历史的发展？是不是某种愚忠？连同那文天祥、史可法我们也要质疑了。他们的爱国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我们敬仰的他们的的什么呢？想来想去也只是那“气节”。
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永远伴随着“打破压迫－－反抗－－改朝换代－－新的压迫－－新的反抗”的循环之中，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被列强的枪炮激发了新的新代爱国意识。不样的爱国意识重新的又诠释了清明之交的历史，在针对“台湾”这个烫手的问题上演绎了《施琅大将军》，施琅大将军就肩负了新时代对台湾的呼唤。新时代的新问题去审视那个时代的故事，也难怪电视刚刚上演不久，天涯网站上都立了头条话题，“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两方的辩论真到的白热化的地步。
我们不妨先还原一下那时候历史，自后金建立以后，那么它和大明就一个两个国家。皇太极改大清后对明朝边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战争，显然就是侵略不是什么友好访问。只不过公道不是人心，是非全在实力。实力高的征服了低的站在高度，之后整合思想，进行新一论的诠释。否则被打回去，如日本侵华一样。那个时代国民政府与明末一样是一盘散沙，他在这个时间进行侵略，只不过他被赶了回去。如果如清朝一样征服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江山，那么今后爱国又要被诠释。大和民族也是一个新的大民族中的一个成员。
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屈原、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纳入了国家英雄的光荣谱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则“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统治者，而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
纵观中国历史，清朝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元朝也是一样。以至于有些人常回味道：“想当年我们元朝，那是什么样的版图，其他的国家都算是什么啊？”我想，凡是元朝版图上的现在国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叹。俄罗斯人也可以感叹，“想当年，元朝那时候是多大的版图啊。”
千年的历史里，一个朝代被一朝代推翻，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我们有的时候欣喜若狂，有的的时候痛心疾首，情感的认同成一个圆圈一样，爱国的坐标不断定位。
施琅在当时两国之间，放去正统反统。无所谓投奔谁算是弃暗投明，只不过自己的一个厉害审视了。不过更残酷的是他和“台湾”问题打上线，如果打不上，如洪承畴、祖大寿、范文程一样很难在被提起了，也不用被推上舆论的审视台，挣扎于是非之间。他只不是过是一个历史的过度人物，一个知道时务，不喜欢杀戮出现，期盼和平场面出现的一个和平将军。
二
前些天电视里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说，“踢足球吧！看足球比赛吧！不看就不爱国啊！”不过我想这足球与爱国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那顶多算是一个球迷。我当然希望中国足球在世界杯上能一展风光，不过有的时候这个奖杯只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试想一个人关注奖杯比人命都重要，是否算是爱国呢？也并非奖杯才能体现爱国，关键注重它的精神含义。有一个国家的一流足球运动员，嫌弃自己国家给的报酬太少，一股脑的去了西方、美国去一表风采，刹时间的身价涨百倍，那奖杯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爱国是不是建立的钱财之上的，哪个国家给我钱我就给人踢，他有“祖国”这个概念吗？爱球是好物，爱钱是好利。一个人仅仅以好物好利为人生目标，他心理能有爱国的概念吗？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国际主义精神。
爱国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是不互相发生冲突的，都是建立在人道主义与宗教关怀的基础之上。就有的人在祖国正能用到他的时候，他去国外，明明是自了汉，可偏偏把自己标榜成一白求恩式的摸样，真是天大的可笑。他能像裴多菲是一样发自肺腑的说道：“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这样的话吗？正如李存章先生写道“不管一个人是双重国籍，还是只拥有一个国籍，他的祖国只有一个，所以，我认为，‘爱国]’一词，应该包含‘热爱祖国’的内容，才够全面。”
一个人绝不应该忘记最初补语自己的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她是那样的神圣，不论她怎样的贫穷，怎样的落后。“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苏洵语）“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语）“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岳飞语）“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语）
爱国是一种气节，不过气节有的时候不是一种爱国。有的时候让人困惑，那是不是意气用事。气是一种浩然之气，一种敢做敢为。节用礼仪衍生出来的君子不所不为，想那方孝孺死不从燕王，建文帝自焚后的第二天，朱棣登上了奉天殿，立即召见了方孝孺。没想到方孝孺却穿一身孝服，痛哭失声来见朱棣。朱棣却显得大分地有忍耐，还是和颜悦色地请他起草一篇诏文。方孝孺执笔写了，写的却是大大的“篡”字，并说：“万世之后，脱不得此字。”朱棣听了也没发火，好言相劝说：“此吾家事。我请你来，是想让你替我草拟一个诏文，告示天下。”“我不会！”“你真的不会？“真不会！”方孝孺便是骂不绝口。朱棣再也坐不住了：“你不怕杀头株连九族？”“灭十族也不怕！”
撞死华表柱前绝命词云：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三纲易位兮死维不修。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奸臣得计兮谋国为囚。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有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可是这种死让后人如何评价呢？他的节重于他的气。对知识分子这种种表现，也可以理解，但是那时候一个东湖僬夫，日负薪入市，口不贰价，闻燕王即帝位，恸哭投东湖死。而温州乐清亦有樵夫，闻京师陷，其乡人卓侍郎敬死，号恸投于水。二樵皆逸其名。（可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三列传三十一王艮廖升等）真是荒诞中带着几分自嘲，他们的死是为国，还是为君呢？
在解放前，中华民族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劣等民族，有些国外华人也是自卑不尊。吉洪昌将军被国民党政府派美国考察，在国外，人家总问他是不是日本人，他就生气地写了一块牌子挂在胸前，牌子上写着“我是中国人！”五个豪迈的大字。那牌子上的字虽然不会光照史册，但是现在想来，也是历史的见证吧！那个牌子不是为是什么政府为挂的，而是为一个民族。现在想想这个故事让人振奋，可若回到古代，势必会是“我是大唐人”、“我是大宋人”、“我是大元、大明……”这样的称谓，也难免不让交替中的人出现情感的错乱，让人这么去审视这样的个变更，那么“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一出，我们不会被政府的变更而在国家的情感上出现分裂，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我是中国人”。
在世间上唱的最响亮，最持久，最令人振奋的就是爱国者之歌。没有祖国，就没有幸福．每个人必须植根于祖国的土壤里，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一个漂泊者走到哪里都要思念自己祖国。
一个爱国者爱最初哺育自己的那块土地，关心那里的民生、民权、民主，以及代代相传的优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