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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佑民

2018-07-19 17:51 作者:漫卷诗书  | 10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我初中时的老师刘保民,现在我要记的人叫刘佑民。但他们不是兄弟。刘保民是江苏徐州人,而刘佑民是江苏兴化人,1962年考入我地师范专科学校。我认识他是在1984年,他时任我市石油公司职教科科长。不久,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凡有文凭的人,兽医、护士,都当了领导,他一下被提拔为市石油公司经理。1985年,体制改革,石油公司脱离商业部门,成为市政府直属单位,由正科级单位升为副县级单位。但刘佑民却没有随着体制而上升,仍留在商业部门,到市糖烟酒公司当了书记。那时,企业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书记已不再是一把手。他感到大权旁落,很不舒服,和经理争权闹矛盾,拆台,搞小集团,凡对经理不满的人,都成了他的亲信。1989年,公司经理换届,他竞选经理失败,又失去书记位置。闲置两个月后,报纸上突然出现了他的名字:市纪委换届,他“当选”新一届市纪委常委。用糖烟酒公司的人的话说:“他科级干部还没有当好,却当上了县处级干部。”后来得知,他和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徐某,是师专同学。徐某的两个女儿,在南京上大学,毕业后,刘佑民通过他的哥哥帮她们安排了工作――刘佑民的哥哥时任南京市人事局局长。作为交换,徐某就将刘佑民安排到市纪委当常委。

1990年,我到市纪委工作,开始和刘佑民接触。他分管宣传教育,还协助书记分管干部工作,因此大家对他都很巴结。他常对我说:“我们都是商业部门过来的,你以后听我的,有我呢!”说是分管干部工作,其实,提拔干部,他是一点儿也作不了主。某年年终提拔干部之时,有一个干部,按照论资排辈的惯例,根本还没有轮到他,但可能是刘佑民平时在他面前说足了大话,所以那个干部以为这次提拔肯定有他。未料没有,他大发牢骚,去找刘佑民。刘佑民这时不再说“有我呢!”了,直说:“这事我又做不了主。我在会上提你了,但书记不同意。”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人在医药公司,给我买点人参。”我将人参给他送去时,他说:“给你钱。”我客气了一下说:“随它吧。”他就不再给了。后来,他又陆续请我买过三次人参,都没有给钱。有一年发大水,机关党员交特别党费,他过来对我说:“今天我没带钱,你帮我垫一下。”以后他也没有将钱还我。

1992年,我 市兴起大搞经济建设热潮,市委要求党政机关,“言必谈经济,行必为经济”。我在市纪委宣教部门,接到一个任务,为我市某企业家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造势。文章写成后,先在我们自家刊物上发表,我们部门的领导对我说:“你将刘常委的名字也署上。”我不以为然,说:“这又不是领导文章,署他的名干什么?”在我们机关里,领导经常要在报刊上发表工作文章,但那些文章没有一个字是他们自己写的,都是由秘书代笔,稿费由写稿人所得。此前,我曾为刘佑民写过三篇文章,稿费也给了他。但这次写的是报告文学,署名是“本刊记者”,我就没有署他的名字。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我们书记很高兴,表扬了我。可当我见到刘佑民时,他一脸的怒气。我是个敏感的人,立即就想到了文章署名的事。他气冲冲的走进我们办公室,说:“把手上工作都放一放,过来开会。”他足足发了半小时狠,说:“今后不许犯个人英雄主义错误,不许个人抢功劳。文章――他说文章叫‘蚊帐’――写得好,不是哪个个人的功劳,是集体的智慧,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说完扬长而去。我对我们部门领导说:“真没想到,他会在乎这个!”部门领导说:“我叫你署他的名,你不听。他这人我知道。”

后来,文章向外投稿时,我就署上了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个,还署上了部门领导的名字,我的名字放在最后。文章在多家刊物发表。每次发表,我都将寄来的刊物送给刘佑民,他也不再生气,很仔细地将刊物放在一个橱子里,那里面放着很多署有他名字的文章的刊物。文章还在《经济日报》上刊载了,整整一个版面。有一次,他问我《经济日报》的稿费来了没有?我说没有。不久他又问了一次,我还是说没有。他显得有些不高兴,说:“那你要催催呢!”我没有去催。第三次他再问我时,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但稿费没来,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我还听说,他让人到邮局去查,稿费究竟来了没有?这让我很是生气。

1994年,市纪委换届,他想在这次换届时,提拔副书记。但这根本不可能,一是他已超龄,二是书记对他很不满意,书记曾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过他,这也是很少见的事。结果他被调到市物价局当副局长。临走之时,我们为他送行,那天他发了很多牢骚,后来酒喝多了,反复说:“纪委有什么好的,清水衙门。到物价局有吃有喝,最起码以后喝酒抽烟不要花钱了。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找我。”

到物价局后,他还打来一次电话,问稿费的事,但稿费还是没有来。有一年年底,市委组织党风廉政检查,我随一个检查组到物价局。接待我们时,物价局领导和我们一一握手。当握到我时,刘佑民没有和我握,而是把手伸给了下一个人,弄得我很尴尬。我想,他还在耿耿于怀于稿费的事吧。又有一次,他到纪委来,我见到他,和他打招呼,他又没有理我。第三次,我到机关医院看病,与他迎面相遇,我真不想理他,但面子上过不去,就跟他打了个招呼,但他依然没有理我。我非常恼火,我怎么你了?一而再,再而三,从此,我遇到他,就再也不理他了。《经济日报》社的稿费来后,我没有给他,交了公,,我为什么要给他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97年,市里开展清理干部多占住房工作。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纪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工作证,一个党费证,狠狠地摔在负责清房工作的廉政办主任面前说:“我是国家干部,是党员,今天,你们就是开除我的公职,开除我的党籍,房子我也不退。”他原先在石油公司时,曾分有一套住房,后来到物价局又为他买了一套住房。最终,他多占的石油公司的住房还是退了出来。市委主要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不是因为他曾在市纪委当过领导,差点通报批评他。

后来,他查出患上了喉癌。动手术那天,我们部门的人去医院看他,从我上交的《经济日报》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送给他。部门领导喊我去,我说不去。部门领导说:“他都这样了,你还和他计较什么?”我说:“我没有对不起他,他一再那样对待我。不去!”

大约10年前,我又见过他一次,脖子里围着一块白布。那时他已退休,精神还好,骑着自行车。听说他已于201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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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佑民的评论 (共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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