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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字之缘

2018-03-12 18:00 作者:漫卷诗书  | 13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曾经有过许多好,大多见异思迁,因时而变。但也有两种爱好,几十年始终不渝,一是写文章,一是看电影,惟写文章能忘记看电影,惟看电影能忘记写文章。年轻时曾野心勃勃,想创作电影剧本,做个作家,当然没能圆。一是因我不是文曲星下凡,才气不够;二是不与“主调”合拍,批评多于颂扬,讥讽多于说教。故所写文字见诸报刊杂志者,不足十之一。但仍兴趣不改,未尝辍笔。

我最初学写文章,是在青年当兵时期。那时读了许多鲁迅先生的文章,赞叹文章竟能写到如此境界,便产生跃跃欲试的欲望。当时所写,主要是一些好人好事的报道和快板词。我们连里有一个黑板报,营里有一个广播站,当我见到我写的东西,在黑板报上刊登,在广播里播出,就会获得一种成就感的满足。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就开始写较长的文章,最长的一篇批判文章有两万余字,到各处去巡回宣讲,大出了风头。我也由此被我们连指导员所赏识,常为他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并由此入了党。

有一段时期,我读了几期《解放军文艺》,便模仿着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模样的东西,寄给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稿件被退了回来,凑巧被我们团副政委看见,以为我很能写文章,便将我抽调到团政治处新闻报道组,专门写文章向外投稿。写了半年,投了20多篇稿,一篇也未发表。那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事,全军的报刊,只有《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画报》,我们军区只有一种小报《人民前线》。当时部队的领导,都很重视宣传工作,只要能在《人民前线》上发表一、两篇文章,就能被提干。在部队搞文艺创作,条件也是相当优裕的,不愁生计,可以到基层部队体验生活,一门心思创作,所以优秀军旅作家层出不穷。但我未能抓住这个机遇。我那时还在我们部队宣传队,到宣传队集中的时候,宣传干事就向新闻干事要人,于是我便离开了新闻报道组。

1975年,我从我初中时一位老师那里,借到了一套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和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我惊叹于其中的古诗词的优美,不仅全部抄了下来,而且还全部背熟。俗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我就胡诌了许多古体诗词。当时我在单位任团委书记,团委也有一个黑板报,这些诗词就全在黑板报上登出了。1984年我迁居时,丢了一箱书,这些诗词稿也一同丢失了。文革结束以后,文革中被焚毁的文艺书籍,陆续出版,我读了大量外国小说,于是又来做小说。当时志大才疏,好大喜功,准备模仿高尔基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第一部还没写完便写不下去,感到生活积累不足。这时,一个朋友给我从内部买到一套《史记》,于是又计划创作一部刘邦的长篇小说,书名定为《大风歌》。未料历史小说更难写,虽有现成的故事情节,但细节、场景却不易虚构,连鲁迅先生都说历史小说难写。大约是1978年,话剧《秦王李世民》上演,我忽然又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认真读了莎翁的全部悲剧后,写了一部五幕历史剧《三垂冈畔》,内容为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英雄悲剧;还写了一个独幕喜剧,取材于汉文帝的宠臣邓通的故事。写好后,被我单位的一个同事拿去给文化宫的一个老邵看。老邵是个业余剧作家,写过几个小淮戏,他看后说还要大面积修改。我按他的意思修改了一遍,重抄就用了半个月时间,抄得我很失去耐心。我的同事再送给老邵时,老邵说:“叫他人来,给我抄文章。”我去了,他对我说:“还要改,不急,慢慢来,改个十遍八遍。”要收我为徒,说先从给他抄文章起步,拿出一叠他创作的剧本草稿叫我给他抄。我是最怕抄文章的。我一下对创作戏剧又失去了兴趣。他也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但他告诉我缺其中的第4卷,将我的借了去。我的书是从不借人的,他不但破了我的例,而且一借不还,使我的书成为残编。莎剧第4卷中的《第十二》、《天的故事》、《约翰王》、《理查二世》4 部剧作,我至今也未能读过。我写的两部戏剧文稿,一直收在我的书橱里,已40年,稿纸已经发黄。老邵后来在九十年代写了一个反映新四军的长篇剧本《喊魂》,他很聪明,拉市委一位副书记做合作者,被省电视台拍成电视连续剧。此外,那时我还写过十几个短篇小说,也都没有发表。倒是我不喜欢的散文,在我市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十几篇。

1990年8月,我调到我市纪委工作。此前我在一个干部学校任教务科长,但仍心心念念想搞创作。由于所教专业为政治经济学,与文艺没有太大联系,同时学校接触社会的面较窄,不利于积累生活。正好市纪委向基层选调干部,我就来到纪委,想一边查案,一边积累生活,为创作作准备。市纪委有一个机关刊物,一次,我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谈诸葛亮斩马谡执法的言论文章,被领导看见,就将我从查案一线调去编杂志。我很不愿意去,我市一个曾与李存葆一起在济南军区创作室的剧作家对我说:“业余写写文章,其乐无穷。而成为工作,就是一种负担。”但我不能违反组织决定。这个刊物的主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发表过两百多篇短篇小说,两百多篇电影评论,出版过三本散文集,两本诗集。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我在这个编辑部4年,写了一些报告文学、通讯和评论文章。也写过一个反映企业创业的电影剧本,是应一个企业家所请,与我市报社一位记者合作的。写好后,该企业效益不佳,没有钱拍,剧本便束之高阁。

从编辑部出来以后,“文字”就如影随形,无论到哪个部门,都让我承担机关公文的工作。机关公文是一种大话、套话、空话的文章,观点和文字都不属于自己。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领导讲话稿,好像是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领导讲话,其中套用了辛弃疾的诗:“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领导就将我叫去,说领导讲话要明白如话,不能有文采。我就不明白了,领导干部讲话为什么就不能有文采,不能有点活气呢?况且还要看是什么场合的讲话。这位领导还是属于懂文章的,五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中央党校做老师。最不可耐的是绝大多数领导,不懂文章,将你写的文章糟蹋、蹂躏得一塌糊涂。每次听他们在台上念被他们改过的文章,我总是跼促不安,脸上发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机关搞文字工作,要有“创作”的本领。领导要政绩,政绩哪里来,从文字中来。领导出题目,或者题目也没有,只提要求,就由我们来绞尽脑汁搞“创作”;你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写不出。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央级领导讲了“要创新工作思路”的话,层层级级便放下常规性工作不干,专搞“特色工作”。我市有一个县的纪委,一年竟搞了12项“特色工作”。一次,中纪委一位副书记来我市视察,我市领导临时抱佛脚,急中生智,说我们的特色工作是严查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案件,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中纪委领导一听来了兴趣,向我们要文章。可我们哪有啊?于是我便“奉命于危难之际”,赶紧创作。成立了一个班子,查了古年八代案卷,只找到不到10个案例,案犯还大多不是领导干部。我便使出浑身解数,将案犯全“升级”为领导干部,再发挥想像力,完成了一篇经验文章,竟也在中纪委内刊上摘要刊出。

在机关搞文字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而且辛苦不为人所知。周五扛着大扫把,上街扫马路,招摇过市,大家都看得见,而独处斗室,绞尽脑汁,则辛苦惟有自己知道。有一次,一篇不该我写的文章,个个推来推去,最后推到我头上。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写完了这篇文章,走出办公室,见机关里空无一人,原来都在机关活动室比赛“斗地主”。当时我直觉一股酸楚涌上心头。后来,“斗地主”获奖者都发了奖品,所有参加者都有纪念奖,惟我没有。机关工会的同志给我去讨,办公室说:“没有,谁叫他不参加的呢?”

现在的领导,大多胸无一策,讲几句话也要给他写讲话稿,主持会议还要给他写个“手头稿”;而且说要就要,就好像文章不是装在脑子里,而是装在衣袋里,随手就能掏出来。我在市廉政办时,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领导将我喊去,说书记明天下午要参加市委常委会,汇报党风廉政工作情况,要我写个《工作汇报》。明天上午下班前一个小时,《汇报》要送到书记手上。为了赶时间,我建议分开写,我和廉政办主任一人写一半。廉政办主任马上推托,说:“你写第一稿,我写第二稿。”我说:“要写什么第二稿,又多一道环节。”秘书长说:“第一稿就还由你写,老崔也不要写第二稿了。初稿写好后,直接交给我。”秘书长知道这个老崔,既不能写第一稿,也不能写第二稿。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我一夜没睡。那时还没有使用电脑,写好后还要抄写一遍,还要抄得认真,不然书记不认识。一篇6000余字的《汇报》,抄一遍就用去6个小时。紧赶慢赶,终于在上午上班时完成。然而下午市委常委会又没有开,文稿被办公室要去,作为他们的年终工作汇报了。

我们那个秘书长,是个杂文作家,也是个写公文的高手。我写的文稿,往往自以为很好了,但经他一改,就看出先前的不足。他改过的地方,我都认真揣摩,从中获益很大。那个老崔,是个当大领导的料,从当办事员时就什么也不干,也什么都不会干,终日牛皮哄哄,谈天说地,吹牛的胆子极大,毫无诚信,随说随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可这样的人偏偏提拔得快,和我是一张文任命的正科级,三年当了廉政办主任,县处级干部。工作毫无章法,突然就叫你写个材料,说要就要,要得很急,你加班熬夜写好后,他能搁在那里很长时间。领导查问,他就将责任推到写稿人身上。有一次,他叫我写一个调查报告,三天就要完成,说是省里打电话来催了。这个调研材料我知道,省里两个月前就发了传真电报,他不闻不问,这时想起来了。我写好后,将其中一页折起来交给他。他搁了一个多星期后,交给我说:“再改改,还没有写到位。”我问:“什么地方不到位?”他说:“我也说不上来,反正觉得还要修改。”我将材料翻到折起的地方,那一页还折在那里,他根本连翻一下都没有。我也放了一个星期,他不催,我也不交,然后一字未改又送给他。第二天他对我说:“这一稿好多了,改与不改大不一样。”

还有一次,书记要在一个会议上讲话,晚上机关学习时,秘书长过来对他说:“你去办公室问问,明天大会领导讲话稿准备了没有。如果没有,你们还要赶紧准备一个。”他说:“不用问了。”又对我说:“你就晚上回去准备一个吧。有备无患。”我一听火冒三丈,斥责他道:“你说得倒轻松。你写一个看看。你连问一下的事都不做,你到底干什么?”他就到办公室去问后回来说:“办公室已经准备了,你就不用写了,晚上歇歇吧。”

年过55岁,我彻底告别了公文写作,也就是所谓“到了二线”,对新同志进行“传帮带”。但几十年的积习改不掉,

还是想动笔,就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吧。创作电影剧本、长篇小说,已是脑力所不及,文章写到一万字,心里就发躁,就写写短文吧:回忆往事,怀念故人,品鉴人物,纵论古今。也不愁发表,现在网络上有足够大的空间,印在报纸刊物上,反而没有多少人看。到了退休以后,更是心无旁骛,一身轻松,不打牌,不跳舞,没有多少社交应酬,也不玩手机、游戏,每天上午到街上、乡间走路,下午在电脑上码字,晚上看电影,其乐无穷。

《川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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