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9）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9）
有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就会有拉帮结派，所以川江才会有那二十四船帮。船帮的主要使命，主要为执行各地官府旨意，向船工指派官差，收取杂费；掌握本区域码头，形成一家独大；当然还要主持祭祀活动，出头承揽客货，与货主协商运价；订立行规条款，督促执行，调解各方纠纷。川江上的船帮会首多由袍哥大爷担当，船主和船工必须他缴纳各种费用，如靠岸费、业务介绍费、船头费、红利钱等。还有阴历三月十五的财神会、四月廿八的岳王会、六月初六的王爷会等费用。史料记载，1936年，万县码头的袍哥大爷张晓岚组织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将万县港各船帮置于其管辖之下。订出规矩：凡在万县港装货，均须按货物分类收费，比如食盐每包收费三角；揽载船要送“四节”钱，即腊月辞岁、正月拜年、端午贺节、六月六王爷会四个节日，不送钱者封船禁航。这就是封建把头的厉害。
但是随着马力大、承载力强的轮船陆续进入川江，除了标志着川江航运的机器时代的到来，却给木船运输带来了灭顶之灾。尤其是1922年和1923年，连续发生针对轮船抢运大宗物资的杀人事件之后，盐商们将盐全部托交轮船运输，其他大宗物资的客商也纷纷效仿。大势所趋，加上有官府撑腰，木船业走向衰落只是时间问题。由此，也可以再看看黄锡滋每年花三万两银子搞的假合资的法商聚福洋行和悬挂法国旗帜的好处。当时，豫鄂滇黔各路军阀占据川江沿岸的城镇，不仅巧立名目收钱，还经常征用轮船装运军用物资和官兵，连挂旗船也不放过。那些挂旗船只好声明“不载军人，不载军火”。可是有一次，刘湘的21军航务处强行要求聚福洋行的轮船出兵差，经过秘密协商，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办法：21军的官兵全部换上蓝布衫，装扮成普通的旅客，所带武器交由船上代为保管。
黄锡滋1940年病逝以后，其子女懒得料理航运公司业务，经营大权集中到黄瑾瑩等人的手里。鉴于1941年法国被希特勒所占领，黄瑾瑩决定另找靠山，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在徐部长的支持下，公司成功赶走了法国人，将聚福洋行改组为“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将五分之一的公司股份赠与徐堪及其助手，但这回是干股，而不是法国人那样的虚股。因为借助国民党高官的势力，加上当时抗战爆发，重庆成了民国的陪都，强华公司要钱有钱，要货有货，要船有船，一度出现高速发展。徐堪为了加强对强华公司的控制，派亲信王孟范出任总经理，黄瑾莹退居副总的位置，至此，黄家的经营权旁落。尤其是王孟范上任后，大量安插自己人，造成机构臃肿，开支庞大，以致公司负债累累、收入江河日下。更要命的是，华强公司由于有徐堪的背景，1949年，国民党战败溃逃，新中国成立后，强华公司在反五毒运动中自然会挨整。这就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