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7）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7）
黄瑾瑩在那篇回忆录中提到三万白银挂旗费“真的值得”的原因自然还有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使得商人们不得不选择寻求洋人势力的保护。当时的官吏们的贪腐世人皆知，摄政王对被后人评价为“贪腐亡清”的盛宣怀居然还能言听计从就可见其严重性。宣统二年（1910年），御史董丙炎上奏说，商民在缴纳厘金的时候，要遭遇许多需索留难：“譬如一船到卡，未完厘以前，必须花钱报到，名曰挂号。既完厘之后，又须花钱请行，名曰打号。否则将船扣除不得行，是为需索一类。”“又如一货到卡，初卡既已全完，至中卡必照数而议加，名曰补票。中卡业经补过，到末卡又必照数请益，名曰加票。否则将货盘查，必至稽延时日，而损伤更多，是为刁难之类。”
李作栋在《新辑时务汇通》中也回忆说，国人如果想办事：“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所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或谓其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内河行轮，或谓碍民船、碍厘金，……凡待华人莫不如是。”
1905年7月19日的《中外日报》上也刊登了商人朱立兴对苛捐杂税的诉苦。他是徐州人，以贩运油、酒、饼、豆、牛皮、猪只、枣梨鲜果为业，虽然照章纳税纳捐，依然屡遭阻挠需索，“惟悬挂洋旗者，彼不肖之徒，皆畏之如虎，不敢扰害……且洋票经过捐卡，验规皆有减折，华票则格外留难，私费则转形益重，若不及早挽回，势不至尽为洋商不止。商等情愿悬持商旗，以振我国之威，而杜外溢之弊。但仅悬商旗而无保护实据，仍不足以抵制洋商。”
举例说明。1924年6月19日下午，英商太古洋行的“万流”轮抵达万县对岸的陈家坝停泊，那里存放有英商安利英洋行的大批桐油待运。桐油一般由万县的川楚船帮承揽，用木船装载从万县航运出川。但安利英洋行的大班（经理）美国人郝莱却在陈家坝码头宣布：该洋行存放在陈家坝待运的桐油，全部改由“万流”轮装运。于是，那座码头的帮主向必魁自然会代表广大船工出面与郝莱交涉，但依然被拒绝。在争执和对抗中导致的混乱中，郝莱失足落水，丢了性命。
事情发生后，英国方面一方面胁迫万县知事及当地军警，要求斩首领头闹事的船帮会首；如不能捕获并斩首船帮会首，就要处决船帮所属、参与其中的两个船夫，以抵偿郝莱溺毙之命。同时，还提出郝莱下葬时，地方当局必须亲自送葬以表示敬意，还要附送抚恤款给郝莱的家属，并强硬的限定在两天以内履行这些条件。驻泊在万县江面的英国军舰的舰长槐提洪更是宣称：若不能完全照办，军舰的大炮就要对准城市轰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并派其驻渝领事来万县督办此案。本来就一贯媚外丧权的北洋政府不敢怠慢，自然会一再饬令四川善后督办署严惩“凶手”，而当时的四川军阀对英国领事百依百顺，这一点和宜昌一模一样，外国使团俨然成了当地的“第二政府”。于是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不仅于6月22日将川楚船帮船夫向国源、崔帮兴等二人杀害在陈家坝河边，还答应了英方的所有要求。
熊登洲在《万县港木船运输的演变及发展》中写道：“当年（1924年），经万县知事衙门裁定，上水棉布、海带，下水油、盐、糖、纸，均由木船承运。不久，知事衙门又规定，四月初一起由轮船装运，十月初一起由木船装运。”（注：因为秋冬季川江水浅，大吨位轮船不上驶）。由于轮船运输比木船运输具有快速、安全和价廉的优点，加之轮船增设了油柜，取得了装运散舱桐油的优势，1925年万县知事张某，会同城防司令刘某致函当地海关，今后不再加限制，是装木船还是装轮船，听凭货主自便。从此，木船只能吃轮船的残汤剩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