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6）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6）
挂旗轮船的理由之二就是对付木船船帮的反抗。黄瑾瑩在那篇回忆录中写道：“川江运食盐出川，过去一直由木船装载，转运到宜昌、沙市。我们为了贪图更多的运输业务，曾与当时军阀官僚联系勾结，破例地将运出川外的食盐交由福源轮（聚福洋行的轮船之一）装运，当即引起木船船户、船工大为不满，认为‘抢夺了他们的生意和饭碗。’因此，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待启航时，即被聚集起来的几百木船船户、船工阻止，不许开航，发生冲突，并上船捣毁轮船锅炉，杀死三领江颜永林。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保护’，驱散聚集的船工和群众，后又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瞧瞧，这就是三万银元买来的坚强后盾。
有人说得好：“我认为民国是病态的，它同样像一个被虱子爬满的华美长袍。大多数人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那部分看，有人只看到了虱子，有人只看到了华美的袍子。这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如果喜欢民国的，也只是思念那个时代的自由学术氛围和民主意识启蒙，也不会说自己喜欢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动乱与战争吧。我并不否认民国时期的先行者们的努力和伟大成就，但民国时期的中国是没有国际地位的，没有丝毫的尊严可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洋人一次次入侵，无一不是为了掠夺和扩大势力范围，无一不是给中国带来严重灾难，所以，中国朝野有一种普遍的排外情绪是很正常的。比如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民国初年的抵制日货、保护国货的运动；解放前夕反对美国大兵的特权、抵御救济物资；以及文革期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都是一呼百应、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就是明证。
其实从清道光四年（1824年），清政府试行将运河漕运改为海运，原本的考虑是认为漕粮海运既安全又方便，而且还可以使得双方图利。但事实上从一开始，官府就对应募商船作出了免税、优价、奖励等的承诺，导致多达1955艘木船加入，却完全没有顾及原来数量庞大的漕运船队的生存。直接使得四千艘漕船、数万船工、纤夫、脚夫因为失业而沦为盐枭或土匪、清兵或农民军，最终形成强大的清帮组织。《经世文续编》卷四一也概括说：“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为为贼捻。”
随着轮船运输业的兴起，挂旗轮船越来越多的进入川江，无论是运输量、快速性和安全性都是传统木帆船所不可相比的，就等于是夺去了几十万船主、船工和纤夫、以及修建造业工人的饭碗，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和排外情绪的滋生。面对强大快捷的轮船，那些终日劳作，却收入微薄，除了勉强糊口，还随时不得不面临死亡威胁，应为生意被抢走而挣扎在生死边缘线上的普通船工和大批纤夫对趾高气扬的洋行的外国人，收入丰厚的轮船上的船长、领江等高级船员极其不满，木船船帮曾经因此而发动过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搏斗。比如他们在那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冒险家立德乐驾船进入川江时处处设置障碍，还将那个川江巡江的英国船长蒲兰田从新滩赶走，虽然蒲兰田从宜昌带来英国水兵对那里的民众给予了血腥镇压，但在他死后，当地民众三番五次的将他的纪念碑被砸、碑文被毁，也可见仇恨尤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