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2）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2）
如上所述，到了清朝晚期，大清也算有了自己的龙旗，可在实际运用中似乎不太理想，除了各级衙门前，就只有清兵行动时能看见罢了。据1904年11月号的《东方杂志》披露，福建厦门每日开往外埠“计商船三百数十余艘，皆各埠华商所有，现均挂英法美各国之旗，由各洋行代为经理。此项利权，终年核计，溢于外人之手者，不下数百兆。”《中外日报》1905年10月7日也报道说：江苏镇江一带，商船多挂洋旗，“最为恶习”，经当地官绅报请商部批准，决定设立商船公会，“普劝改挂龙旗。”
可能是本国的挂旗轮船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地方政府甚至下令改革，原定商船挂龙旗要交纳的五十两牌费一概豁免，劝令华商勿挂洋旗，可是依然收效甚微。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轮船的旗杆上基本上都挂着欧美国家的旗帜。据1925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报道，从事川江航运的16家轮船公司中，未挂洋旗的只有3家；总共36条轮船中，32条挂着法国、意大利、美国或瑞典的国旗，比例高达89%。
如果说，清朝末年，大清国危机四伏、外忧内患，人心思变、社会动荡，全国航运业的客商如此大规模地抛弃龙旗，纷纷挂上洋旗还情有可原。可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被现在的一些史学家吹嘘成民国最好的那段时期为什么那些本国商人依然还抱着洋旗不放、而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依然不屑一顾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拉大旗作虎皮，二是逃避苛捐杂税，三是抵御各路军阀的派差，四是对国家和政府极度不信任。这一点从吴思的《洋旗的价值》一文里、在黄锡滋的那个假合资公司案例上就很能说明问题。
1927年11月26日，那个极具经商天赋的重庆富商黄锡滋与法国吉利洋行签定协议，成立法国聚福洋行，下设相应的轮船公司从事川江航运。可是一份密约却显示，两家合资的聚福洋行其实是假合资，因为没有法方的注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三分之一股份是“虚股”；中方不过就是想借用法商之名，每年支付“挂旗费”三万两白银以获得悬挂法国国旗，争取法方给予法国公民应有的庇护的权利。（详见拙作《让我再看你一眼之强华里》2）
以1901年至1910年的米价折算，三万两白银当时可以买到五百多吨大米，折合钱的话，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多万人民币；而黄锡滋那家假合资的聚福洋行旗下满打满算也只有三条百吨级的小火轮往返于宜渝之间，在川江水道上从事客货运输；总投资不过三十万两白银，每年却付给法国人这么一大笔“挂旗费”，相当于总投资的10%，可见得那个呆在重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个宅男似的商人除了高瞻远瞩，还有些胆大妄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