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7）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7）
那个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首任总理、上海沦陷后因与日方暧昧，被蒋介石密令暗杀、后来又说杀错了给平反的唐绍仪（1862-1938年）就曾经说过：四川自“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这话说的极是。军阀割据无论是巩固地盘还是对外扩充都需要钱，养活军队更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源，而四川军阀就是抓住了以鸦片“创收”的这条途径，先后发动了1920年的川滇黔战争，将分享鸦片红利的滇军驱逐出境。然后又是川军内部绵绵不休的一次又一次“鸦片战争”，同样是为争夺川东那一大片鸦片主产区而开战。
1917年至1934年的四川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各路军阀分防区割据，防区内所产的鸦片就成了购买枪支弹药、筹集军费的最好方式，从而使得那段时期鸦片贸易最为盛行。当时四川烟税如毛，枚不胜举。有根据种烟多少来计算的烟苗税（又称烟窝捐）；购买鸦片的票据上必须贴有军政府印发的印花，以示交过印花税（又称普通税）；运输的出发地有起运税；把鸦片运到出售地有落地税；路过的地方要交过境税；在本防区销售的应交内销税；贩运出川应交外销税；烟民吸烟或开设烟馆点红灯供人吸食应交红灯税；当然还有五花八门的附加费。
就不由人想起了那句著名的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的开场白：“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军阀本质上也是和土匪是一丘之貉。对了，还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懒税，如果被强迫种烟的农民敢拒绝，就指责农民懒惰而处罚以税收。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其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简直闻所未闻。
从宜昌海关《十年报告》中可以看出，虽然宜昌和恩施所产的“桥土”仅勉强足够供应本地销售，但更多来自西南数省的鸦片却因为厘金过重、税收过高，“几乎所有的川土都穿过群山运到沙市，再由船运到汉口，这条线路的优点在于它为逃避沉重的厘金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在税收水涨船高、海关税也相应提高以后，“山间铃响马帮来”，绕陆路已避关卡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选择。于是，1889年宜昌厘金局仅收取鸦片税8600两，1890年，“通过宜昌常关的土药几乎等于零。”
光绪十七年（1891年）6月，随着逃关的现象日趋严重，厘金和海关税几乎等于零。清廷不得不放下身段、降低收费标准。按照新条例，每担（60公斤）鸦片除了先交4.80两的过境费，就是重庆装船时先交20两出口税，宜昌卸船后再交40两，贴上标签就可以在全国通行无阻。于是，那一年的10月前，宜昌海关土药装船量只有5.87担，可是10月份增至36.21担，11月份131.17担，12月份的225.14担。相对于前一年的几乎等于零，1891年后三个月剧增的399.13担可以解释为“证明商人们喜欢固定适中的税率。”也可以说明，相对于在山区崎岖小道上担心受怕，还不如交些钱来得平安，尤其是后来开始了挂旗轮船大规模运输鸦片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