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6）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6）
而近代史学家客观进行分析，按照川东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多达100多万亩，川南、川北、川中及川西地区各以50万余亩计算，清末四川罂粟的种植面积当在300-400万亩之间，烟土产量当在14-15万担才是比较实际的，但依然可以使得天府之国一举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明禁暗弛，加上宜昌和重庆开埠、尤其是大吨位的轮船加入之后，使得川江航运变得方便快捷，利用轮船托运、辅以武装押运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再加上较之洋药，土药的价钱更便宜等原因，四川鸦片贸易在清末民初相当繁荣，一举牢牢占据四川出口商品的首要席位。
咸丰九年（1895年），清政府为筹集越来越多的军费开支，鉴于当时已在西方列强强迫下允许洋药进出口合法化的现状，除了默认商人在西南数省派发罂粟的种植种子，也开始征收鸦片的土药税厘。除去大量走私掉的，仅川东10个县区的土厘当年就有两，土税更是高达两，两项共计两的惊人收获。仅仅就是这个局部性、不完整的统计数字，就已经相当于清末四川全省地丁收入（68万两）的45.92%，厘金收入（70余万两）的34.04%。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财之道，自然会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从此，鼓励种植罂粟、大力推行鸦片贸易就成为了当时四川相当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
数目庞大的鸦片税收可以有很大的用途。曾在1911年短暂代理过四川总督的王人文（1863-1939）是这样罗列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到三十三年（1907年）年底四川烟土税收支出：“开除长胜三营勇丁月饷，备荒经费，内务府经费，汇丰银行磅价不敷，息借商款本息，北洋军需，晋省协济，云南铁路经费，京师大学堂经费，粤西饷需账款，北洋练兵经费，英法美各国教案赔款，专使经费，黄埔江经费及赴日本看操、赛会并赴上海会议销场等事委员川资旅费，续购修筑商场地价等项，共支银五百三十四万七千八十八两四钱九分七厘二毫一忽六微。” 请注意，在这些列举的开支中，没有一项与民生有关，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鸦片税厘的基本流向，可以看出“竭终岁之营谋，殚全家之心力，乃能得此衣食之资”的广大普通的烟农种植的大片罂粟、最终产出的鸦片所提供的四川历年征收的巨额烟土税厘既没有用于地方的建设事业，也没有为民众谋福利，主要是用于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及新政支出，还有官员们的交流以及出国考察。更为拍案惊奇的是，通过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之手，通过巨额赔款的形式，又将大部分鸦片所得税厘转交给了洋人之手。而随着瘾君子人数的增多，烟农种植面积的扩大，在商言商的烟商根本不愁没有销路，由此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