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8）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8）
最有心计的还是当时在清军江北大营管打仗的那位钦差大臣、终因行为骄纵引起清廷不满，被逮捕解京处死的胜保（？-1863年），他不仅对雷以諴提议征收的厘捐大加夸赞，奏请在全国全面推行；还建议由军事主官征收，各地方官协同配合：“公正绅商经手，避免胥吏侵贪；就近征收，随征随解。”而实际的想法却是明知军饷不济，影响士气；而如果能自行征收厘捐，摆脱地方官掣肘；加上让自己信任的内行人操作，减少中间环节克扣；收了就用，既不上交朝廷，也不让户部插手。这样一来，不仅方便了自己，而且形成了一套新的税收渠道，有别于清王朝既有的国家财政体系。
那个被说成是体弱多病、好色无能、花天酒地、懦弱没主见、被称作最不该当的皇帝之一的咸丰也许真的很差钱，也许根本就没看出胜保的心思，户部也根本没搞明白征收厘捐的收益到底有多大，最后都决定让各省督抚试试看，类似于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有趣的是，这道谕旨却把征收厘捐的权力下放给了各省督抚，而不是胜保所希望的军事主官；而谕旨里也没有写明征收方法和具体标准，这就为各地的巡抚推行自己的地方特色打开了方便之门，留下了极大的伏笔。
史料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那位被并称为“晚清八大名臣”之一的湖南巡抚骆秉章（1793年-1866年），在长沙率先开设总局，由本省盐法道员为总办，本地士绅为会办，绕开州县的那一套官僚体系，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将厘捐收入直接送到藩库，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财政。紧接着，那位被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1893-1976年）说成“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曾国藩（1811-1872年）在江西、与曾国藩、左宗棠一起被史学家称为大清“中兴三名臣”的胡林翼（1812-1861年）在湖北也都开始仿行，湘军的筹饷困难迅速得到缓解。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全国各省均已推行厘捐。至此，“厘捐”就不再是一种临时性的捐纳，而摇身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新税种，被称为“厘金”。
清朝的财政体系采取“收支两条线”原则。也就是全国所有一切的财政收入统归中央国库，地方用度几乎全靠中央下拨。而各地推行的厘金税则是中国历史上分税制的开端。由于当时江南、华南、湖广一带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厘捐自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但由于咸丰的无能和户部的放任，各省只需向户部按季度上报厘金的收支情况，至于谁征谁用，怎么征怎么用，户部一无所知，也管不着；更要命的是，皇帝和户部逐渐认识到，虽然全面推行了厘捐，收入也很可观，但中央国库依然空虚，地方财政却肥的冒油，使得清廷陷入到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在改革开放春风沐浴下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财政部长居然陷入还要向地方借钱，而且是借钱不还的那种窘境，于是，当时的总理在“保障中央收入”的前提下，对国家财政收支体系分配实行了国税与地税新的分税制。结果是肥肉和好肉都归了中央，骨头和画饼留给了地方；结果分税制在中国的实施居然变成了中央进一步集权的入口，也直接导致“中央很有钱，地方很缺钱”的另一种尴尬；同时就进一步刺激了地方追求体制外财政收入的冲动，于是才会有土地财政的开始。那属于别的话题，这里省略不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