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10）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10）
根据有关官方档案材料统计，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奉天十四省的厘金岁入最低数当在同治（1862-1874年）以前的1360万两。最高是同治最初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可达1983万两左右。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各地没什么天灾人祸，也没什么人造反，各省厘金收入依然还有1170多万两，而带来清朝灭亡的那一年、也就是宣统三年（1911年），厘金总收入甚至达到4318万这样惊人的数字。没有核实过，不知是真是假。
由于厘金中的坐商税和行商税的征收对象完全来自本国百姓和本土商人而不是当时蜂拥进入中国的外商，所以这一税收制度严重的阻碍了本土商品的流通，不仅有利于外国洋货在中国的倾销，从而致使本土的国货在市场上丧失了原来的主导地位，也加强了洋货对国货的竞争能力。反过来，后来外商也发现了厘金税收不仅是给洋货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因为本土商人和商品受到打压导致市场日趋冷落，那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所以最后呼吁南京政府取消厘金，最初的动议和最大的压力都是来自老外。
近代学者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指出，鉴于中国各地的厘金局林立，列强为利于洋货在内地销售，特意在《天津条约》中规定洋货进入内地除了交纳子口税后，不再另纳厘金，也不承担其他的苛捐杂税，这就使得本国的工商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样的情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一次神奇的情景再现，从上到下推行的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和大幅度减免税收的做法同样也是本土企业所望尘莫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哀声遍野的“倒闭潮”就成了官方所说的“阵痛期”。
不得不承认，随着厘金课征苛重对国民和本土商人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就有人指出：“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以至“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户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那才叫“苛政猛如虎”！
与此同时，因为所收的厘金名目众多、包罗万象，加上人人有份、油水丰厚，导致各省厘金局所属关卡和旧时土匪占山为王一样遍地林立。如湖北省在咸丰五年（1855）之后，“所役厘金局卡曾达四百八十余处”；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故《申报》评论也愤怒的说：“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样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关卡各地都有。近代学者王振先在《中国厘金问题》一文中举例道：“……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想想就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