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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祖母,我有上海户口了

2018-01-03 15:41 作者:fwfsh68  | 10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中国的城市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在八十年代之前,那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与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简直是做,而城里人到农村去是出于惩罚。一旦丢失了城市户口,不啻是一场人生灾难。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从曾祖父算起可以追溯到百年前的家世。从家谱看,我们是范文正公廿九代孙;听祖母告诉我:范姓在上海虹镇老街也是享有名声的。宅上人家都羡慕我们家里吃饭每次是要扯旗上灯的(雇佣的工人白天看到旗帜晚上看见灯笼就会聚拢来吃饭)。只不过东洋人占领上海后才遭了殃:房子烧了,土地没了,财产抢了,人也散了。

对于上海,那是中国城市化最完善的地方,凝聚着中国各地精华与世界先进文明。那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高贵而骄傲;那气宇轩昂的西装、那美人与服饰犹如玉盘植兰相看两不厌的款款旗袍、那浓油赤酱的海派佳肴、那外婆似温情的石库门、那金山银海般流光溢彩的南京路;连同那乡音乡情、吴侬软语都是香糯甜蜜地飘浮在你的鼻息间……

我是那么喜故乡上海。

而命运却屡屡将我与上海生生剥离。

我七岁那年第一次离开上海,是全家跟随父亲、父亲听从国家去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一家老小六口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将上海户口注销;更令人费解的是:连同自己住过十数载的石库门也拱手交给了政府。两年后,又奔赴福建前线。1962年,海峡两岸战火欲起,我先回到上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上海的户籍已经严格。为了报进户口,整个暑假,年已古稀的祖母带着我一大早就站在派出所门口,等负责的民警上班。

我记得民警对着门柱抽着烟:“上海本来人就多,大家都要来上海,上海怎么挤得下?”

祖母指着我说:“迭个小囡本来就是上海人,户口是从上海迁出去的。”

民警说:“户口已经迁出了,不是谁要回来就可以回来的。”

祖母说:“我们又不是劳改犯人,刑满也得留在原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建设的,怎么就不可以回来?另外,还不是因为福州前线吃紧?”

民警说:“福建是前线,难道上海就是后方?你知道有多少枪炮要打大上海有多少敌机要来炸大上海?上海人都得往外疏散呢!”

说得祖母哑口无言。

我人小,见到祖母说不过民警,心里只有干着急!

但是倔强的祖母还是天天一早就去候上班的民警,弄得民警很烦。于是,今天要你从原居住地打证明,明天要你叫福建单位写战备疏散情况。我们都一一照做。后来另一家逃难回来的薛阿姨户口报进了上海,给了我们一个参照,再与民警交涉则理直气壮了。不久,我的户口也报进了上海。

这一段经历让我牢牢记住:城市户口是出去容易进来难的这条真理。本想这一回来,就像祖母所说的死活也要在上海了,谁知道事隔七年后,领袖一挥手,又要我离开上海去边疆。而这一去,不单单是取消了上海户口,取消了做城市人资格,而且是插队落户当农民,一辈子。

我清晰地记得去控江派出所迁户口的情景。只见民警将户口薄翻到有我名字的这一页,高高举起手中的红印章,带着郑重的神态两眼望着我,在那一瞬间看我是不是还会反悔?随后手中的红印章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名字上。这短短数秒钟,就开除了我的上海籍贯,将故乡的孩子推出了上海的大门。

这一推就是四十年!

户口的迁出,在家里引起过一场震动。祖母抑制着悲伤对我说:“好不容易从外地回到上海,又要到这么远的天边去当农民。上海人从来没种过地,今后靠种地怎么能够养活你自己?”

户口迁出后,街道就上门敲锣打鼓贴喜报欢送我,祖母端坐着一声不响;待人走后,祖母随后将门上的喜报揭下来撕掉了。我们十分敬佩祖母的胆量,当时革命行动再厉害也是奈何不得80岁老祖母的;有了祖母作榜样,我面对学校工宣队送来批准我加入红卫兵的袖章时,断然拒绝道:“我都要下乡种地了,哪有功夫再当红卫兵?”

祖母是大人家出身。我们从小受到她的教诲。印象最深的是,她屡屡用远房亲戚倪家孃孃处世不惊、坚毅刚强的例子教导我们:

解放前,倪家孃孃的先生开过几家戏院,被告成盘剥戏子的罪魁祸首,被抓进监牢。原本说已经没事了要放人的,不料有一日,倪家孃孃正在机器前摇织毛衣。派出所来人通知她:先生已被枪毙。她惊得眼前发黑,但仍然用颤抖的双手将毛衣袖口缝合好。来人都吃惊于她的镇静,催促她交出五分钱子弹费。她在口袋里摸索了许久将钞票掏出来,并签了字。待人走后,她关上门才失声痛哭,直到悲伤得昏倒在沙发上……

这就是有教养的上海女人在外人面前不失态的绝好典型。我们小孩子听了,真正是把倪家孃孃比作江姐赵一曼一般来敬重。

我们一直以祖母为楷模。

插队落户第一年国庆。父亲来信说祖母咳嗽厉害,若能回家最好,祖母也是看一年少一年了。但苦于边疆搞战备,大队党支部说要上海出证明,证明祖母有病才能放人。正当上海居委会在出证明时,祖母的病却好了。她怕居委会来调查,没病也躺在床上。国庆节晚上放烟火,大家都跑到晒台上看。父母知道祖母喜欢热闹,就让祖母站在自家的窗户前看看,祖母不愿意:她怕被革命群众发觉,落得个因小失大——使自己的孙子不能回到上海的家。谁知如此良苦用心,大队党支部仍不同意。真正让祖母望眼欲穿!

两年后的天我终于第一次回到上海探亲。屁股还没坐热,居委会来人要求我马上报临时户口,否则成了三无闲杂人员就要遣送出上海;本来一家人久别重逢十分高兴,被“报临时户口”搅得没了兴致。元宵节还没过,街道又来了调查户口的,说知青要按时返乡搞耕生产,否则父母都要进学习班进行强制学习。祖母慢条斯理地对来人说:“我孙子是的的刮刮上海人;我们世代也是上海本地人;你们要调查请到社会上去调查,来家里调查我们恕不接待。”恼得来人十分生气:“这个老太太如此嚣张,查查她是什么阶级出身!”

母亲知道我们出身的“卑微”,赶忙赔笑脸说好话。在母亲还没“学习”之前,我就知趣地返回了东北。临走,祖母送我到楼下,怕下次回来再不能相见。祖母说:“户口还是想办法要回来啊。没有户口,被人赶来撵去,上海人在上海就没有根了。”可当时户口想回上海,真正是比登天还难。

此后,我的户口一直是祖母的一块心病。当时上海的食品、服装等轻纺产品全国一流。探亲回来,东北朝鲜族老乡央你买条“前门”、“飞马”香烟或扯身的确良卡其,都得由家里人省下票券。因为是凭户口计划供应的。东北人不知道,以为你是上海人,就托你带这带那,可你没上海户口,什么也得不到上海的供应。祖母带头将她那份票证支援我,她知道孙子在异乡客地的不易。她无奈地对我说:“你现在不是上海人,又不是朝鲜人,算是哪个地方人?”

尽管如此,我们对着东北老乡还是自称“阿拉上海人”。

自称“阿拉上海人”的户口,随着天南地北的飘泊,度过了整整四十载:从上海到山村,从公社到珲春,从延吉到长春,从南昌到珠海,从杭州到上海……这四十年梦回魂绕般地挂念着故土,一直没能忘却心中的上海。

记得在农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睡在炕上做过一个梦: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深。我和一群上海知青站在悬崖峭壁上,脚下是黑幽幽的峡谷,连结峡谷两头的是悬挂在半空中的一根独木桥。冥冥中我们似乎已经心领神会:谁要是有胆量走过这根独木桥,到达对面的悬崖峭壁,谁就能够携户口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人人胆颤心惊,却又蠢蠢欲动。心中只有一个情结:拼死拼活,也要回到上海去!于是,有人先上了独木桥,接着一声惨叫跌入峡谷;众人仍然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轮到我上独木桥了,我仿佛是在走钢丝,手脚麻木得不听使唤,在左右摇晃天旋地转中,也是一声惨叫将我惊醒,吓出一身的冷汗!

如此清晰的恶梦,因为带有死里逃生凤凰涅磐般的一丝希望,故经久不忘也不愿忘记。

知青中最先能够回上海的是病退或者是伤残。我们大队有个上海知青小郎,一下农村就得了红斑狼疮,经批准允许她携户口一起转回上海;金塘一知青发了神经病、九沙坪二知青被枪弹误伤致残,均被批准回上海。面对他们我常常换位思考:以这样的代价换取上海的户口,值或不值?当时还真难下判断。

不久我参加了工作,户口也迁到了城镇。1974年,县委宣传部顾群益由于是独子,按政策可以办回上海。临行前,小顾将他穿戴了五、六年的狗皮帽子、棉大衣和大头鞋全送给了我。我心里却闪过一丝悲凉:什么时候也能将狗皮帽子棉大衣像接力赛似的传给他人?

这一等等到大学毕业回南方,在大连工作的知青丁宝康帮我买了回上海的船票。在登船的那一刻,我将狗皮帽子棉大衣和大头鞋全都脱下来留给了小丁。虽然我没有进上海,但是,我回到了南方,上海可就在南方啊!

随着上海的开放,浦东大批招人,很多我认识的上海知青纷纷联系调往上海。当时我也拿到了商调函(因为不安排住房便放弃了)。我的大学同学温玉杰们都搞不明白:“你们上海人都咋的了?珠海这地方多好,怎么老是说要回上海回上海,难道上海有金银财宝等着你去装啊?”

是的,我也没明白。在东北时回上海主要是想念父母家人,想吃大米饭;现如今,祖母过世,父母过世,吃大米饭也已不成问题;论环境,难道不喜欢珠海的蓝天绿草却留恋当时浑浊的黄浦江腥臭的苏州河?这户籍制度本来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完全不能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旦废除了户籍制度,人们的创造性和活力将会进一步迸发,进而创造出比现在多得多的社会财富……然而我却仍然死抱着旧制度要上海户口不放。

那为的是什么?

冥冥之中确实有一股亲情在呼唤着我、骨子里有一股文脉在寻找着我,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让我一直在等待。后来我到了杭州,杭州就在上海旁边,且风俗人情相仿。我为公司的管理层中的外地人都办好了杭州户口。老板宋卫平问我:你自己怎么不办?我没回答,心里却是在说,这里还不是我的故土。

当我决定将户口迁回上海时,珠海朋友劝我:港珠澳大桥马上贯通,据说珠海将和香港澳门连成一体,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你如今老都老了,还迁什么户口啊?为的是小孩读书啊还是自己的发展啊?现如今人们均以拿北美绿卡、留澳洲居住为上策,你还一心一意要上海户口,土不土啊?

难道我仅仅是为了那高贵而骄傲的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为了那浓油赤酱的海派佳肴、那外婆似温情的石库门、那金山银海般流光溢彩的南京路?还是留恋那香糯甜蜜地飘浮在鼻息间的乡音乡情、吴侬软语?

我的思绪真正是说不清、理还乱。

为报上海户口,我去寻找四十年前的控江派出所,取当时的原籍证明。谁知原来二层楼的小矮房已被拆掉全部建了大楼,几经询问无着落;跑到杨浦公安分局,方知控江派出所已经搬迁过4次。我赶到水丰路松花江路口的派出所,当我从民警手中接过四十年前的那张户籍登记表查看,虽然发黄的纸上的蓝墨水字迹已经淡化,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我家的老住址、我的祖母名字宋宝珠……

我的思绪突然飞回六七十年代,那是我的祖母在念念不忘孙儿的户口是否会回到故乡上海?今天,我可以告慰祖母了:是你远在天边的孙儿,在阅尽人间的苍桑变化、满头青丝成了斑斑白发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您的身边。

初回上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跑遍了我童年少年时期在上海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地方:将一部25路电车从头乘到尾,期间可以见到我的出生地石库门、从小喜欢的外白渡桥外滩;一条浸润着墨浓书香的福州路来回地走了两遍;我还特地到倪家孃孃的老房子前驻足良久;急急地拜访母校控江中学、同济附中及上海少年宫;特地赶到南翔品尝小笼馒头、提前预订“红房子”正宗的法式西餐;从黄牛手中得到了上海音乐厅的紧俏票以一睹曹鹏指挥、俞丽拿演奏的风采;我还没忘记重温儿时听惯了的评弹琵琶声、申曲紫竹调。

最重要的是拜访了我出生地的房子。经得住户同意,(房间不便于进入),便登上了儿时的活动天地——晒台:在那里与小伙伴捉迷藏、打玻璃球,在水泥地上画上格子玩“造房子”。老祖母喜欢花草,总是将晒台四周摆得花团锦簇,印象最深的是满墙的牵牛花,一直爬到头顶的铁架上。

忘不了那些个清晨,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只留下我与祖母一人一只小板凳坐在牵牛花下。祖母炒了一碗葱油饭,碗底藏着一只荷包蛋。祖孙二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早餐。那时我也就三、四岁的样子,老是用小手指着碗口问:“荷包蛋还不出来?荷包蛋还不出来?”祖母哄我说:“大口大口的吃饭,荷包蛋就出来了。”于是,有了荷包蛋的期待,我的早餐总是吃得又多又快。

也忘不了每个午后,祖母总要让我睡觉。有时熟睡中被吵闹声惊醒,我皱着小脸浑身的不舒坦。这时,祖母总是抱我坐在牵牛花下,对着楼下的弄堂口唱着自编的歌:“小耳朵,竖起来,听一听:赤豆糖粥来没来?看一看:桂花糖粥挑进来;买一碗,孙儿尝,喷香喷香好吃来。”

祖母那一声高一声低的旋律唱得我小脸渐渐的舒展开来……

于是,我不能不再一次来到祖母墓碑前向她表白:我有上海户口了,祖母,这下您该放一百个心了:从此,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长年累月地呆在上海,再也不会有人来赶我再也不会有人来撵我了;我终于可以迈着熟悉的步子心安理得地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了。

重归故里,我已是年愈花甲。然而,记忆中儿时您亲手种下的满墙的牵牛花,还依稀在我的脑海中淡淡地绽放;您自编自唱的那首解馋的糖粥歌,还能在我的心里浅浅的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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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祖母,我有上海户口了的评论 (共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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