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略
读史记略
2017年11月25日
最近从朋友那里偶然得到几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某社出版的《史学》杂志，我视为至宝！怀着极大地兴趣，用较长的时间详细、认真地读了一遍。我很是喜欢这几本书，自感较适合我的阅读水准。觉得它研究价值很高，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而且几乎每篇读来亲切悦目，境界迥然，印象深刻。尤其是一些突出人物、事件的追踪、分析、论证，更是观点鲜明，鞭辟入里；内容突出，占篇居多；引人入胜，过目难忘；受益匪浅，影响深刻。这是我多年来阅读过的最好、最优秀的刊物。里面的优秀作品或史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十分罕见。至少我认为现在很少、很难见到此类文章。有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仍很有见地、很有借鉴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于此书的内容、特点，主要涵盖如下几方面，此外还有读史琐记、教学参考、史学论坛、书评书讯、图片等专栏文章，因篇幅所限，连同作者名号、出处一并省略，兹不一一列述。
一、关于人物方面
诸如：《论蔡邕的功过是非》一文，列述了蔡邕是东汉末年一位与班固同肩，与张衡齐名。他学识渊博，著作极丰（一生出四千多卷），在经、史、文学及书法、音乐诸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被时人称为“旷世奇才”。只因晚年站错了队，受贼臣董卓厚遇，怀感激之情。却为司徒王允所不容，死于非命。其作品也多堙没不存，宋代以后成了贬责的对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本文作者认为，蔡邕并非“无行文人”。他潜心学术，安贫乐道；他反对宦治，追随董卓；感其提携，尽忠汉室；他思想进步，反对唯心；赞赏《论衡》，唯物思想；他少有大志，学术卓异。生前倡修《汉史》得皇帝批准，搜集材料达二十年。不幸罹难，惜失英才！
其女文姬，精通音律；匈奴为妻，受尽屈辱；名留千古曲，《胡笳十八拍》。
《北魏鲜卑族政治家元澄》一文，评价元澄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的重要助手，少有的能臣（似今副总理或常委）。他在位力推孝文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改革，特别是迁都洛阳，实行汉化等政策方面，一反鲜卑族历来的高压政策，量彼凡俗，安抚怀柔，争取人心。其卓越才干深得孝文帝赏识敬重，多次称“任城是我子房”，堪比汉刘邦谋臣张良。
他好学深思，文帝临终授顾命大臣，稳定政权，发展生产，不愧是北魏一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王金发简论》一文，介绍到王金发是辛亥革命颇有影响的革命党人。祖父曾参加过太平军，失败后潜隐故里。父亲耻事满清，未入仕途，早逝。王从小由母亲抚养，养成任侠尚义，桀骜难制的性格。时中华民族正处动荡，外敌入侵，灾难深重。孙中山正开展革命活动，他萌生了反清志向。遂与浙江同省党人徐锡麟、秋瑾等人组织光复会。首义失败后，暂聚山林草泽，以劫富济贫等形式开展斗争，进一步经受了生存极限、逃避官府追杀的艰苦磨炼，丝毫不减斗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王金发随即响应，率残部光复杭州，并任绍兴军政府都督，这也是他人生的最辉煌时期。他开义仓，免田赋、办教育、查诬弊等，办了许多热心好事。然而他毕竟是一个草莽英雄，小农思想严重，用人不当。他所用皆是亲戚故旧，革命动机不纯，且部下多是临时招募，素质差，军纪散漫，导致革命草草收场。
作者最后惋地写惜道：此人虽不失为革命的一生，辛亥进步党人之先驱。然在袁世凯窃国的急转形势下，他在绍兴也呆不下去了，搬上海做了寓公。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后他又积极响应，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司令。不幸被叛徒出卖死于段祺瑞陆军监狱，结束了轰烈而短暂的一生。
《抗日名将张自忠》一文，详细介绍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出身及英勇事迹，读来震撼感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正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科学校。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依然投笔从戎，立志报国。先在冯玉祥将军麾下服役，后因表现优异受到器重。1926年追随冯率部出潼关响应北伐，任卫队师长。1930年参加蒋、冯、阎大战后，仍率冯部38师驻防山西。后历任察哈尔、天津等地主席、市长，国民革命军33军总司令、陆军上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疯狂侵占华北。张将军率29军大刀队五百名勇士，在长城喜峰口奋力砍杀日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大振了中国军民的斗志。日军南下，威胁徐州，防区总司令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率59军官兵，仍持大刀亲自上阵，奋力追杀敌人。此役歼敌4500人，取得临沂大捷，彻底粉碎了敌人欲在台儿庄会师计划。但是由于国军在随后的徐州、武汉会战中准备不足，致使整个战场接连失利。张将军也率部撤至湖北宜城一带，继续牵制敌人。
1940年5月16日，他在湖北南瓜店遭敌军包围伏击，率所剩两团兵力与数万日军展开激战。子弹打光后，进行了肉搏，用刺刀拼，大刀砍，石头砸，誓与阵地共存亡。战至最后，不幸血染沙场，壮烈牺牲！留下了“活关公”、民族英雄千古英名。
《博大精深周谷城》一文，总结周谷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他学贯中西，博大精深。从事史、哲、美、教育、政治、社会等学术研究六十余年；他著述丰富，专论两百篇，主要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等；他持论精辟，勇于创新，成一家之言；他桃李满天下，其“两史”被列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谷城少颖敏、好学，对英语怀特殊兴趣，尤喜熟读古文、名著。1921年北京师大英文系毕业后任湖南一师英文教员。 大革命时期受毛泽东、邓演达等影响，曾到广州、湖南、武汉等农民协会、国民党党部等地讲学、教书、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到商务印书馆等地撰稿糊口。1930年秋到中山大学社会系任教。因受校方迫害被迫离开中山大学。于1932年秋又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直到1942年春。这期间他写出了著名的《中国通史》公开出版。后又受校方迫害停其职务，令他改教世界史。1942秋，因上海处境凶险，他又转移到重庆，经陈望道介绍，进复旦大学任教并兼历史系主任，仍遭校方迫害。最终在复旦教《世界历史》课，写出了《世界通史》，向欧洲中心论宣战。
全国解放后，他继续在复旦历史系任教授兼主任，并发表文章、论著，直到逝世。1956年他写出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文革”中，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压力继续坚持学术研究和写作。四人帮倒台后，他赋诗明志‘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这是周谷城先生一生壮心不已的生动写照。
二、关于专题、专论方面
《论北宋国用不足及对策》一文中提到，北宋君臣很重视水利、灌溉、垦殖以及轻徭薄赋等等。开国功臣皆来自民间，历经贫苦，很注意节俭，力戒铺张浪费。如宋太宗赵光义曾对皇族子弟说：“朕继位十三年，保持俭素，汝辈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应知庶民艰难。”此说同于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用意如出一辙，很有深意。
文中还提到了宰相、重臣王安石兴改革，开财路，不减开支，只增生产的这样一个好办法，却触动了大官僚、地主的利益，招来朝廷旧臣一片反对声，以及高俅、蔡京等辈败坏、败亡宋江山等史实，读来很受教益。
在《宋代致仕思想的发展》一文中，作者发人深省的研究指出：何谓致仕以及致仕的好处、作用。所谓致仕，即朝廷各级官僚年老要让贤，让有才干的年轻人出来干更有作为，更有利于国家。此举打破了封建官僚由科举跻身官场的终身制，为他们退出政治舞台创造了一个好的途径。它的好处在先秦也能找到依据。墨子中就说：对奴隶主贵族终身制应彻底否定，认为不光父兄，不偏富贵，不避贫贱，贤者举而上，富而贵，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礼记》中也明确“大夫七十而致仕”。汉班固也说“臣年七十耳目不聪明，退老避嫌，以长廉远耻也。”王安石也曾赋诗赞扬：子房筹策汉时功，身退超然慕赤松。
当然，宋代致仕除了功成身退，尊礼让贤，晚乐交游以终天年外，也有看破红尘，厌倦官场，逃避追责，换取恩荫，以及身退心不退，贪位逾龄不退等消极情形存在，总之有进步意义。此举也使一些地位低贱的才华寒士，由科举登上政治舞台，出现所谓的布衣卿相。选贤让贤，无疑感化了士风，打破了仕宦队伍老朽守旧，倚老卖老，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效率低下的陈腐局面。让少能者上，庸老者下，重振了官场风气，于今也有借鉴作用。比如，对年满55或工龄30以上的干部（女50可也），应一刀切，一律引退办手续，进入社保行列。最迟至60岁不得延长，不应让其尸位素餐，或迁就忍让，以贻祸患，徒增政府负担，进而提高行政效率和能力。
在《王安石建设新型官僚队伍的尝试》一文中，作者论述道：北宋熙宁二年，面对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官僚队伍涣散，急民用者甚少。贪懒渔利之徒甚众，朝廷大臣多为掣肘的艰难困局，王安石汇报宋神宗支持同意，大胆探索尝试，挑起了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重担。首先欲革新吏治，清除积弊，寻建人才队伍，为推行改革铺平道路。
他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振士风，严考绩，兴能臣，裁兀员。他着重堵住、解决“跑要求官，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两大积弊，引司马光等朝廷守旧老臣攻击，王安石不为所动。他打破论资排辈，不问才德的旧框框，坚决辞退更换在位不干事，不求上进不学无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禄官吏，大胆提拔选用年轻有为，敢于担当的后起之秀，以振朝纲。他还建立了严格的考绩制度，使能者上，庸者下。此举使官场干事创业，忠职报国的风气一新，大大提振了朝信心。二是改科举，兴学校，培人才。他认为谋长治久安必得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抓太学，复县学，学习优异者直接推荐做官任职。他还把全国州县学管组织到京师培训统考，此举实为罕见。短短几年数千名革新能干人才脱颖而出，刷新了吏制。三是限恩荫，严出官，黜庸老。当时朝廷极为慵滥，官僚子弟多靠祖荫恩德获官，素质很差，还仗势跋扈，严重败坏朝纲风纪。王安石认为这是朝廷巨大毒瘤，必须切除。尽管司马光、苏轼等守旧派以祖宗陈规不可动极力干扰，但他毫不畏惧，坚决废除赐授，依靠祖荫或官禄的陋习，并且推动保甲、青苗、免役等法在全国很快开花结果，行见成效，实现了当年范仲淹所未推开的愿望。
尽管王安石变法最后因朝廷阻力很大未能继续执行下去，他本人也因此遭到罢官，但是他的新法也推行了近十年，其改革、变法的精神长留于天地间，至今仍闪放着智慧的光芒。
《从（答司马谏议书）看熙宁之争的性质》一文，进一步论述、分析了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二、三年间锐意改革，变立新法，引起朝廷守旧派司马光、韩琦、苏轼等人激烈论战的史实。
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革新变法，推行青苗、免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法，性质主要集中在经济变革上；而司马光等人争论主旨在政治、人事上。
针对司马光等人举证的王安石变法，是所谓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天下谤怨”一疏，王安石据理力争，写出这篇答复守旧派的，旗帜鲜明、毫不妥协的战斗檄文。他认为此举得人心，合民意；并且减轻了人民负担，有利于经济发展。“不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不引起天下谤怨”应坚持到底。王安石最后指出：道不同，不相与谋。司等不恤国事，议事每不合。
坦率地说，熙宁之争，没有能推动北宋改革深入发展，反而演变成激烈的党争，导致王辞职下台，司上台，值得令人深思。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有助于这种思考。
在《张方平经济思想新论》一文中，作者论述道：张方平是宋代重臣元老之一。他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阅历深广，参政日久。特别是在庆历、嘉祐年间，两度出任三司使（财税部长），直接参与国家的财政经济管理。他在广泛实践和分析现实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经济史上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他针对王安石改革中存在的收免役钱，开放铜禁、钱禁等，提出大胆加强货币、财政、人才等管理，很有创见。
首先他认为王安石推行的青苗、免役等法，即由朝廷负责向农户借贷，夏秋归还，以及改农户出役为出钱代役的办法，致使货币需要量大增，严重破坏了流通秩序，造成民间钱荒；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主张实行“量入为出”，控制货币，平抑物价，以达收支平衡；三是裁减靡汰之费，即“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对闲散不理事，虚占位子的官员减少俸禄，或令致仕退；对冗兵建议屯田；对冗费一概取消；四是重视选拔年轻官吏、特别是经济管理人才。他认为年轻人精力旺盛能干事，有利于国家，一旦老化徒享闲位重禄，应让出来。他还提出奖赏激励人才，使其奋力于国家，发挥最大才能；同时物质刺激不能太过，因为毕竟国家财力有限。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启迪意义。
在《朱元璋的用人思想》一文中，作者总结出：朱元璋得天下，除了政治、军事谋略高远而外，能正确用人是个关键。
首先，他能思贤若渴，广罗人才。初在郭子兴麾下崭露头角，独当一面。武将中徐达、方国珍、常遇春、胡大海；文臣中李善长、刘基、朱升、宋濂，一个个来归。其次，他胸无城府，用人不疑，这是他成功的又一大原因。太祖曾言：人之才有短长，量能授之，无不可用之才。其三，太祖用人，但问能力，不拘一格。一次他命即日擢升一个叫曾鲁的官员六级，拜为礼部侍郎，只因低阶而才大也。第四、瓦解敌人，化仇为友。他召降故元大将纳哈出归附，是用人上的巨大成功。第五、赏罚公平，不问亲疏。大将胡大海之子犯酒禁当诛，有人因父功求勿杀。太祖怒曰：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自抽刀杀之。
总之，朱元璋的用人思想令世人十分称道，但他也有凶狠暴戾的一面。诛杀大臣之惨，文字狱之广，对部下苛刻之甚，也世所无双。这是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深思而慎取的。
《康熙继位与四大臣辅政之由来》一文，论述了康熙继位的背景及复杂原因。作者写道：康熙继位，非顺治本意，实由祖母孝庄文皇后先所抉择，后经其同意而定。至于四大臣辅政，则一反“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的清人戒规，另有他图。
顺治18年正月，福临驾崩，临终遗诏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次年8岁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尊孝庄为皇太后，这是经过一番折腾的。其实顺治帝福临原本要一心宠爱的董鄂妃之子承大统的。只是不幸母子皆早亡，使他遭受了极大打击和痛苦，一度欲舍弃江山，遁入空门。是祖母孝庄坚决阻止了他的鲁莽行为才未能得逞。同时也是在孝庄的一再坚持下，他才不得已立玄烨并坚持让四大臣辅政的，这里有深刻的根源。
顺治6岁继位，由叔父多尔衮等摄政。他们独揽大权，干预朝政；视皇子为傀儡，公然以皇帝口气下诏；他们盛气凌人，出行有如帝尊，大臣百姓都要跪等通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摄权篡位的野心昭然若揭。多尔衮曾公然宣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子原系夺立，从此扶持中外。言下之意福临承大统名不正言不顺，不承认其嗣子的合法地位。可怕的阴影、皇权的旁落，在孝庄、顺治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又加上满人习俗兄死妻嫂的愚规，孝庄皇太后无奈又下嫁夫弟多尔衮，又被尊为皇父摄政王，贼叔成了福临的继父了。孝庄母子真是受尽了屈辱和窝囊气！当然，她下嫁还有政治目的，为了控制多尔衮，不致其篡夺儿子的政权。后来事实果然如此，这母子俩防范并挫败了多尔衮死前策划的政变阴谋。
因此，集于前朝的严重教训，孝庄皇太后在顺治帝病危时，母子都一致同意，迅速做出玄烨继位并改变宗制由四大臣辅政的决策，是有很高的策略的。
《略论满族汉化及对清初的影响》一文指出：明清之际，满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制度诸方面远落后于汉族。清军入关后，均受剧变，史称汉化。
主要表现在：一是旗地经营方式改变。原先满人土地是国有制，严禁买卖、典当，以庄园形式生产。康熙初满汉合流，允许旗内买卖。乾隆朝可越旗交易，国土制崩溃；此外满人懒散，分地不种，租汉人种而收租剥削。同汉人地主慢慢无差别。二是以孔孟程朱思想为治国之本理念慢慢取代了尚武游猎传统习俗。朝廷下旨也重劝农桑，勿累贫民。顺治时学子连考题也以民为本；清政府修明史，也注意前朝修宋史不讳文天祥、元史不讳巴彦布哈等抗节不屈、临危受命之臣；也对坚持抗清的名将史可法等人物仍建祠赐谥号；且顺治康熙等帝王很重孝悌，以孝治天下。而且许多朝臣皆通汉学，好读书。三是维护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清初，三藩为祸西南，东南多年，俨然国中国。随着满汉融合，民族矛盾慢慢缓和，反清复明已在许多志士心中失去基础，他们不屑与其为伍。不久反叛诸省及台湾皆归清政府版图下，实现了江山大一统。
满人汉化，满清统一的多民族局面的形成对我国有很多启示意义。然而毕竟由于封建统治，同西方还是拉开了差距。尤其是到了腐败无能的清末，外来侵略和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对清政府敲响了丧钟，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警示。
在《洋务教育平议》一文中，作者指出：兴办教育，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两次鸦片战争，清“天朝大国”之梦被夷人打破。惨痛的教训使一些官僚士大夫们痛感奇耻大辱，感到研究西方，须先从外语入手。洋务派封疆大吏们也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吃亏，是没有可靠的、翻译西洋文字的专门人才。感到张口闭口四书五经，于国计民生不屑为伍，甚至视他国方术为奇技淫巧，一概加以排斥是不行了。从1862年京师首创北京同文馆以来，各地还创办了各种外国语学校、专门技术学校以及派遣留学生出洋等举措。如：直隶武备、天津电报、福州船政、南京路矿、江南水师等学堂。反映了富国强兵这个洋务教育的思想理念。虽然办学中也出现了偏西废中现象，然而也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显著成效。
首先，洋务教育对传播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介绍进来的近代科学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西医、法学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实际应用，必然促进了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洋务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懂科学、通外语的专门人才。有些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技术的鼻祖和文化传播上的杰出元勋。如：詹天佑、李善兰、华衡芳、严复、魏源等。可以说，洋务教育为近代科学知识传播开了一代风气，冲破了几千年来以四书五经为正宗的沉闷空气，为近代科学的成长和人才的锻造打下了基础。特别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开创了近代中国新式教育（高等、职业）之先河。
《论近代民主政治失败的思想因素》一文中，作者论述道：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讨论社会变革与开民智孰先孰后的问题时，严先生认为，在中国民智未开时，进行社会变革无作用且为徒劳；而孙先生反对这种改良主张，认为严复所论，需时日久，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称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事实上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未达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之目的。笔者也以为近代民主革命，如严复先生所言，非是坚持改良，亦非是反对革命。是在群众未发动起来，思想宣传工作未做到家，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搞起来的，缺乏人民群众的配合与支持，革命就存在着必然的失败。这也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所反映的，华老栓为治儿子小栓的肺痨病，竟然从刽子手康大叔手中强接过，用刚刚杀死的革命者夏瑜的献血染红浸透的馒头，快快跑回家叫孩子赶紧吃是一个道理。革命者为贫苦百姓英勇牺牲了，然而我们的愚昧百姓竟然还蘸其血为儿子治病，这是何等的讽刺中国民智之未开，革命缺乏宣传发动，力量单薄之甚啊！
中国近代史是一步血泪史，由于清政府的极端软弱腐败，遭到西方列强屡屡侵略、欺凌、割地赔款，朝廷亡国逆贼俯首称臣，中国人民也受尽了苦难和屈辱！逼得一些民主觉悟者、仁人志士，不得不起来抗争，革命。如章炳麟先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指出的：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但恃革命以开之。诚然，革命乃开民智之有效良方也。中国早期的改良派人士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严复译的《天演论》等著作虽对时局中国有所隐示，然毕竟大多数国人民智难开，思想落后，再加上朝廷残酷镇压、封锁思想启蒙，产业落后，国力薄弱，遭外国侵略挨打是必然的。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虽是造势英雄豪杰，然诸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以至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均告失败。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近代民主革命失败的命运之原因所在。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就出现了启蒙思想家，不满封建君王的统治，诸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等，如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黄宗羲说“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都严厉抨击了封建君主的弊害。然也只是提出思想，未达到否定、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之高度。
应该说早起的启蒙思想家，改良家或冒险革命家等也做了可贵的探索。中国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搞成功以后方才实现的，也才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之愿望。
三、关于外国文论方面
《卢梭的经济技术教育思想》一文，论述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的教育思想时指出：一个人应学会多种劳动技能训练，使其什么都会干；要能适应富人变穷人，贵族变贫民；适应追求富贵，一旦落入贫贱、贫困和一无所有，怎么办？所以要避免命运的打击，无一技之长是不行的。一个人要适应自己的地位一旦发生变化的时候，依然抛弃那种地位，不顾命运的摆布而立身做人，坚强活下去，才说得上幸福。所以必须学会一技或多技之长，以自食其力。他还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同于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思想，十分可贵。
《工业文明的冲击与英国在印度的双重使命》一文指出：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也即工业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实行对印度双重使命，也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为西方在亚洲进行掠夺奠定物质基础。这实质上是英国以殖民形式摧毁了印度文明，对印度农业造成极大冲击；同时英殖民掠夺给印度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工业革命的巨大生产规模、水平，已使英国难独适应其发展，必须寻求国外市场。棉花的大量涌入，成了各种纺织品巨大倾销地。在巨大的冲击下，印度的农业、手工业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彻底摧毁，铁路、轮船、电信、交通迅速发展起来。印度矿产、茶园等资源不断被采运出国。同时棉花、麻纺等厂家一座座兴起，耕地大量消失，印度的农业文明随之彻底消失。资本剥削，掠夺奴役贫民的不平等贸易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为止。
四、重大事件方面
在《试谈楚汉战争》与《对楚汉战争的一点看法》两文中，作者观点截然不同，虽则内容相似，然其性质却大相径庭。
前文指出公元前206年——前202年爆发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汉战争”，名为响应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实则是项羽及刘邦为了争夺帝位而战。他们起初斩将夺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项羽，因刘邦违背了与楚怀王定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的誓约，为争夺天下帝位，引兵屠咸阳，杀秦始皇孙子子婴，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然后又封分18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这一举措不仅未起到统一作用，反而制造了新的割据。后来刘邦又逼死项羽于垓下，楚汉战争结束。同时这场战争，尤其是发动者项羽，也并未给广大受苦的劳动人民提出分田分地，谋取多少利益，甚至连为百姓的口号也没有提出。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刘邦策略高些，善用人，懂谋略，也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是争夺皇位的胜利，并非真正意义上农民战争的胜利，性质与秦末农民战争截然不同。
而后文指出：众所周知，陈胜吴广领导发起的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目的十分明确，即是“天下苦秦久矣”这一关键。秦统一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力役租赋大增。为防匈奴几十万的调征劳役，农民苦不堪言，至于田赋税收，竟然比前朝多达二十至三十倍！百姓根本无法承受，秦的苛政使广大农民活不下去了。他们十室九空，纷纷逃离家园。在这种情况下，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7月，在大泽乡发动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应该注意的是这场农民战争到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占领咸阳时就已结束。
由此看出：两支起义军，一个是为争夺封建统治权而战，一个则是为了推翻秦的暴政。此外从双方军队性质来看，陈、吴起义随战争进行，秦军有的被消灭，有的投降。攻下咸阳时秦军主力已不复存在；而刘项之战，则是利用了农民起义军进行的封建割据式战争，是不能同农民战争相提并论的。据此作者认为，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楚汉战争，不能纳入秦末农民战争范畴。
《郑和下西洋对福建历史的影响》一文论述道：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明朝永乐开始先后七次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占重要地位。他率领规模浩大的舰队，对亚非三十余国进行友好访问，在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要在福建侯风（当年十月等朔北风出发）和进行补给。也对福建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期间多次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对当地历史经济产生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促进了福建的航海业、造船业发展。郑和启程去南洋等地，从福建开船最顺风。同时郑和船队还要在此增加水手和修造船舶，促使福建造船业从规模、技术上更快提高。二是促进了福建社会安定。郑和所到之处有专奏权，对福建豪绅欺压民众行为有一定震慑作用。三是繁荣了所在地经济。郑和七下西洋，多停留长乐太平港，对当地商贸流通，饭店旅馆业等都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促进了城乡市场的繁荣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比如：稻田改蔗田，吕宋岛的番薯引进推广等。五是提高了当地文化水平。经济发展了，读书亦蔚然成风。郑和下西洋后，福建出了许多文人、进士。六是加强了福建与台湾的联系。郑和下西洋多次到过台湾，之后福建沿海向其移民多达数万。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创造了条件。七是促进了福建华侨开发南洋。如古婆罗国国王（今文莱）即为闽南人黄森屏，明时任南洋守备，后留下来当了国王。与郑和下西洋有很大影响。
在《中日海战的历史教训》一文中，作者分析揭示：甲午中日海战，由于慈禧太后避战保船、消极应战的作战方针与态度，导致北洋舰队在战争爆发前，不积极备战；爆发后消极应战，积极保船。不互相协同，自动放弃黄海制海权。战争紧急阶段被动挨打，既不救援，又责令仓促出击。终致北洋舰队贻误战机，腹背受敌，遭全军覆灭，教训极为沉痛！
具体表现在：情报通讯上，敌人战前十分重视搜集，而清政府对此浑噩漠视；武器装备上，敌强我弱，日军舰炮之多之速，远胜于我；作战时机上，海军提督丁汝昌，根据日方情报几次捕捉信息，提出制海权，援旅顺，决死战。李鸿章却几次电令非力不能支时不许出战，致北洋海军丧失歼敌机会，丁将军最后弹尽援绝突围中殉国；预备队问题上，如南海舰队近在咫尺，然终未参战。增援、鱼雷等艇也未发挥应有作用，甚至连威海炮台也被日军先机炸毁。而日方则全国动员，全力投战；协同作战上，日方对此蓄谋已久，而清军内部却互相掣肘，矛盾重重。甚至连光绪皇帝“不要坐守待敌，乘势出击，截断归路”的指示都不听。当日军逼近威海时，李却电令丁死守刘公岛舰船。见朝廷如此混乱，丁绝请死战，然时已迟矣，败局已定，丁无力回天，壮烈牺牲！情形甚明，咎复何哉？
《五卅运动之上海总工会组织发展述略》一文，介绍了民国时期，在我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上海，广大工人在外资工厂备受野蛮的民族压迫和敲骨吸髓般的残酷剥削状况，以及被迫给资本家、老板当牛做马，一家老小却难得温饱的无情事实。同时介绍了中共二大后，党组织发动工人群众起来斗争，罢工罢市罢课，要劳动权利，要血汗自由，成立总工会。大罢工活动进而发展成日资纱厂出现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严重事件。从而使上海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直接面对日美英等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共产党人李立三等领导的有力斗争，迫使上海资本家及军阀段祺瑞松动或答应了工人阶级的部分合理要求，也极大地发展了我党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
在《伟大的战略转移》一文中，作者通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详细客观地分析了中央红军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前的国内、国际背景、实际遭遇战，具体转移的情形，及拟要到达的目的地（即落脚点）。最后总结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伟大意义，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干好革命和建设工作。
具体背景是：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使党认识到红军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农村薄弱地区寻找中国革命正确的路；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寇入侵，民族矛盾上升，救亡图存成了红军第一要求；实际国内也绝无红军喘息机会，蒋冯阎大战后，国民党即调重兵围剿中央红军，不转移即有被敌人吃掉危险；党处在幼年不成熟，难独立。为保存力量，避免同国内外敌人对峙，寻找落脚点，红军战略大转移成为必然。
实际情形：面对国民党重兵包围，1934年10月中旬确定，中央红军主力8万余人主动突围撤出中央苏区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11月底过湘江一战，红军虽连破敌四道封锁线，然伤亡代价惨重，锐减为3万多人。严重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湘西会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为中央所接受；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新领导地位的中央分析决定在云贵川一带歇脚；由于追兵不舍，红军放弃辎重，轻装上阵。决定又在川南强度长江到川西北去；形势不断紧急，川滇敌军严防长江天堑，红军又临机决定四渡赤水，甩开敌人，在云贵川寻落脚点；1935年5月红军强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重兵追堵，取得战略主动权。毛朱决定中央红军6月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川甘陕建立根据地；8月毛儿盖会议根据张国焘西出青、新错误主张，中央相应提出在岷洮一线至川甘地区落脚计划；9月18日中央摆脱张国焘分裂阴谋，越岷山进甘南。毛泽东当即决定红军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红军会师，并最终找到了整个红军的家，此共八次寻落脚点。
长征意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战略转移目标最后实现，具有伟大意义。首先红军长征到陕北，为自己找到了落脚点；其次站到了抗日第一线，获得了抗日领导主动权；其三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造成极有利形势；其四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基础；其五红军经受了长征严酷锻炼和严峻考验，完全成熟起来。
以上所列述的诸多人物、事件、事迹、史实，我认为件件有出处、价值、观点、思考、意义和可读性，至今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再次强调，限于篇幅和写作水平，我对文章内容只作了要点式介绍、评价和若干进一步的论证，不再一一赘述作者及发表细节了，也敬请读者朋友阅读时谅解、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