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噩梦——缅怀正湘（下）
狱中噩梦——缅怀正湘（下）
5、为正湘寻墓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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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16日，我按照母亲的口述，在给哈密专区复查办公室（这是那些年各级党委成立的主要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类案件的机构）和哈密县复查办公室的信中这样写道：
“得悉哈密县复查办公室开始调查我三儿正湘遇难的问题，非常感谢，重申以下几点：
一、查清程正湘死亡原因，追查凶手并缉拿归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要求沁诚公社书记李XX把正湘的八个日记本交还给我。这是湘儿最主要的遗物。
三、据说这次调查又把程正湘的“血统”和“出身”清查了一番，难道我湘儿生前受到反动的“血统论”的迫害直到遇难，还不能幸免吗？”
1980年3月，我和四弟正潭来到哈密，要求哈密县委查明正湘的死因，追回八个日记本等遗物，和处理迁墓等问题。我们找到了负责落实政策的县委副书记邵XX，和民政局、文教局的负责人等，他们或打官腔，或推卸责任，或敷衍塞责，或软磨硬推……我们在哈密跑了五天竟毫无进展！
我们到自由路找正湘的友人赵林瑞，他不在家，他的十来岁的小女儿知道我们是程老师的兄弟，止不住流着泪说：“红二司战友的情意深……”还说：“我们家的炕都是程老师砌的。”赵的大儿子则对我们说：“文革期间的杀人凶手，哈密一个也没有追究，有的还入了党，升了官，落实政策的阻力怎么能不大？”
我们只得离开哈密。当我们来到水银灯照着的空空荡荡的火车站时，传来湘弟爱唱的那首悱恻缠绵的新疆民歌：
“你送给我一枝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火车隆隆起步了，我回望夜色深沉灯光零落的哈密，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心地善良、聪慧过人的正湘竟永远孤独地长眠在这个冷漠的小城里了！
<2>
从1968年正湘遇难後，母亲曾多次亲自到哈密为正湘料理后事和讨个说法，母亲的办事能力是有口皆碑的，该办的肯定都办到了。后来她说，她再也不能去哈密了，太伤心了。我和四弟才在1980年3月按照母亲的指示去哈密的，结果如前所述，竟一无所获。
此后，我们家里聚会时，很少再提正湘遇难这件事，因为母亲年事已高，一提此事就十分伤心，不能控制。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正湘的坟可能因没有家人在场而没有从专员公署院内迁出，可能上面都盖了楼了。——此后每逢清明和年节，我总是东向为正湘烧纸，告慰正湘的在天之灵。然而，多少年来，我在梦中却常常梦见正湘同一些年轻人居住在狭小阴暗的处所，他还是那样年轻，眼神是那样无助地默默地看着我……于是，我决心亲自去哈密，寻找正湘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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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我按照大姐提供的线索：她在1968年10月同母亲到哈密参加正湘的葬礼，是她的原新疆一师的同学、在哈密县文教科工作的丁玉贵老师打电话通知她的。丁玉贵老师也是正湘的同事，正湘在哈密一小遇难时，他就在附近……我于是分别打电话到哈密市、地老干局寻找丁老师，但是却没有查到。
2006年6月，我又根据钱瑞卿老师曾在电厂子校工作过，打电话到哈密电力公司老干科询问，竟很顺利地跟钱老师联系上了，当她知道我是正湘的二哥时，感伤地说：“当年正湘是没有地方去呀，呆在据点里随时都有危险，我真后悔那时没有把正湘叫到家里来……唉，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告诉她，我要到哈密来为正湘寻墓立碑。她立刻把正湘生前的同事和好友闫宗仁、易新纪和姜存义等同志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叫我直接跟他们联系。
闫宗仁同志是正湘的好友，他们同在哈密县文教局工作过。后来作为群众组织的头头，他当过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他正是当年把哈密专员公署内182位遇难者的坟墓迁到南山口的“迁坟领导小组组长”，正湘的墓肯定是从专员公署大院内迁到南山旧墓园了！因为在专员公署大院内，正湘的墓是跟也在那时遇难的副专员韩太和的墓排在一起的，迁坟时韩家迁走了韩太和的墓；所以迁正湘的墓到南山口他记得很清楚！
2006年7月，闫宗仁同志在电话里说：“我的腰痛行动不便，但我还是驱车亲自到南山旧墓园去查看了，在1974年清明节我负责迁到南山口的那些墓，只有四座墓的墓碑缺损了，正湘的墓应该是那四座中的一座……”我当即表示，倘若正湘的墓是那四座中的一座，我就在那四座墓中间立一座墓碑，刻写上程正湘等四人之墓，他们都是文革中遇难的战友啊！……闫宗仁同志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说：“是呀，文革中断送了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我已向易新纪同志交待了上述情况，易新纪同志是去年才退休的市文教局局长，他也在三堡小学当过教员……你到哈密来，找他就行了。”
2006年8月，我跟易新纪同志通了电话，他说：“我受闫宗仁老师的委托，到南山旧墓园查看过了……欢迎你到哈密来。”
2006年9月，我跟丁玉贵老师也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说：“正湘遇难那晚我正在一小，大家在排练节目，炮弹打过来，正湘让别人先钻地道……”他又说：“闫宗仁是我的学生……1961年，我和正湘、闫宗仁从哈密县文教科到沁城包干住队一年，很谈得来……文革后期， 部队子校请我去当校长，我这个哈密文教系统在文革中的头号黑帮分子，从此脱离了哈密文教系统……”
<4>
2007年5月18日，我同桂英来到哈密。当天上午易新纪同志就驱车带我们到哈密市殡管所，选用最好的2.3米高的花岗石墓碑，用电脑刻制我早已拟定好的碑文。
接着我们又到哈密南山旧墓园的东面，找到1974年清明节从哈密专员公署迁出来的一部分坟茔，其中有一块特别高大的墓碑，格外显眼，从远处就能看到它矗立在坟场。走近一看，这块特别高大的墓碑，是用水泥制成的，碑文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二十位红卫兵战士惨遭资反路线的迫害不幸殉难
你们赤胆忠心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用青春的热血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谱写了壮烈的 诗篇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战友们虽死犹荣浩气贯长虹
死难烈士千古
公元一九七四年清明
哈密红卫兵宣
这块特别高大的墓碑坐东朝西，它的后面是20多座坟，大多另立有墓碑。易新纪同志指着其中的几座墓碑说：“这些都是学生啊，那时才十七、八岁啊！……都是在1967年和1968年间被打死的。”
我们默默地走过这些坟墓。易新纪同志说：“这些墓都是闫宗仁同志在1974年清明节前负责从专员公署迁出来的。现在他的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接到你的电话，还是到这里来查看过，只有东边六座墓没有重新立碑，其中两座连原有的木质墓碑也没有了……”
我们朝这六座墓一座座地看过去：一座墓前明显有烧过纸的痕迹；一座墓的原有的木质墓碑上“王”姓很清楚，墓前也有烧过纸的痕迹……接着我们查看南边的一座墓，原有的木质墓碑顶端中线偏北裂开了大口，裂缝有十多厘米长，在裂缝下面明显地可以看到“禾”的字样，在隔一个字的距离的下面，又明显地可以看到“相”的字迹！－－桂英首先看到，我仔细一看，这块顶部已经裂开的木质墓碑的中部确实有“禾 相同志”的字迹！这块木质墓碑已经挺立了39年了！
正湘的墓终于找到了！
正湘再一次显灵！
我泪如泉涌。我来晚了，正湘的在天之灵久等了！
紧挨着正湘墓东边的三座墓，其中一座虽还有木质墓碑，但字迹已看不清楚了；另外两座已没有墓碑，并且已塌陷了！易新纪同志说：“那时还有从口里来的红卫兵，和河南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来的战友在哈密被打死了，群众组织跟他们家人联系不上，他们家里也一直没有人来找…… 这几座墓可能再也没有人来找了……当时都是战友啊！”－－因此，正湘的墓虽然找到了，但是我认为事先拟定的墓碑的碑文还是不改动的为好：
一九六八年遇难的
程正湘等四同志之墓
我想豪爽大方的正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赞成我这样做的！
他们生前是战友，共赴冥界也已近4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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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9日，我跟闫宗仁老师通了电话，他表示身体虽然有病，还是要来参加聚会和座谈。
同日，我跟钱瑞卿老师通过了电话，她说，她到乌鲁木齐有急事，一定在21日赶回来参加正湘的墓碑立碑仪式。
同日，正湘原在三堡小学的同事、后来任兵团哈管处文教处处长的姜存义把他写好的回忆录《我印象中的程正湘同志》交给了我，并与原哈密组织部副部长、大姐原新疆师院的同学李开选来到我们下榻的旅社，共同商量了为正湘立碑举行聚会座谈和立碑仪式的日程。
2007年5月20日上午，我同桂英打的到南山旧墓园。接着殡馆所的马师傅同6个工人乘车带来刻好的墓碑、水泥、砖块、工具等，工人们很熟练地在墓前挖了五十多厘米深的坑，大家合力把高2.3M的大理石墓碑立在原木质墓碑的前面，又在墓碑周围灌了水泥砂浆，还用砖和水泥在墓前砌了一个供奉台。
碑立好后，我在墓地拍了几张照片，拍下了1974年清明哈密红卫兵为20名死难的战友树立的特别高大的墓碑，和正湘墓周围的坟墓。——这片哈密南山旧墓园东面文革死难者的墓地！
2007年5月20日下午6时许，我和桂英在哈密小尕子饭馆设宴招待正湘的一些同事和友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正湘留在他们心中的印象，以及正湘因为父亲是右派而受到迫害的情形……我一一作了记录。后来我致了答谢词，介绍了正湘的生平，和我们大家庭在粉碎“四人帮”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7年5月21日上午，我们同正湘生前的一些同事和友人（丁玉贵老师和闫宗仁老师因年事已高，身体有病没能去）一行10人特地来到哈密南山旧墓园，在正湘墓前举行立碑追思仪式。
墓碑正面刻写着：
一九六八年遇难的
程正湘等四同志之墓
程正江 程正海 程正渝
程正潭 程正洲 程正泽
立于二O O 七年五月
墓碑背面刻写着：
程正湘（一九四二年九月 ――九六八年十月）男、汉、湖南省桂阳县人。一九六O年毕业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曾在哈密三堡小学、沁城小学当教员。他爱护学生，也受到学生的热爱。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哈密遇难。
正湘原三堡小学的同事、原沁城小学的同事和我们弟兄姐妹各献上一个花圈。
大家在墓前烧纸、焚香、摆上供品。（同时给另外三座墓也烧纸、焚香、摆上供品。）
最后，大家朝正湘墓三鞠躬表达追念和哀思。
大家还在正湘墓前合影留念。
2007年5月21日下午，我和桂英到钱瑞卿老师家作了拜访。她的孩子都长大成家了。现在她跟老母相依为命。她把打印好的《回忆我的好同事、好战友程正湘同志》交给了我。
姚士忠、史莲英也把他俩写的回忆录《忆好友－－程正湘老师》交给了我。
6、记忆中的微笑
一位哲人说过：藏于记忆中的时光，永不流逝。死亡本身无法止住一个记忆中的声音，或擦去一个记忆中的微笑。
下面我将正湘的一些同事和友人的回忆录、谈话、座谈会上的发言，电话记录等收集整理记录在下面。遗憾的是，我们这次到哈密，由于种种原因，正湘的一些友人或没有见到（2），或如赵林瑞等已经过世。
<1>
钱瑞卿：他从不叫一声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正湘是1962年3月来哈密三堡小学任教的。这是一所农村小学 ，条件特别差，没有教员宿舍，也没有食堂。教员只能住在农民家的空屋里，自己做饭吃，那时的面粉、油、肉全部定量，根本吃不饱。正湘那时又黄又瘦，可他从不叫一声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为了讲好每一课，他总是认真备课，自己动手做教具，绘图片，把课讲得有声有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从不放过一个差下生，经常给差下生补课、家访。正湘跟那里的学生家长也亲如一家。
正湘爱自己的学生，经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当时只有46元）给学生买些课外读物，引导学生看书学习。那时社员（农民）都很贫穷，有些学生买不起学习用品，他就用自己的钱买些本子和铅笔放在办公室里，不断给学生添补。可是他自己冬天从没穿过棉鞋，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双球鞋，烂得不成样子了，修修补补继续穿。冬天他总是穿着那件咖啡色的条绒棉袄，从没见过他为自己做过一件新衣服。
正湘为了活跃学生的课余生活，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排练节目。他自编、自导、自己拉二胡配乐，排练了“采茶扑蝶”、“花儿与少年”等许多优秀节目，主动跟铁路子校、空军子校联系，举行联谊会……
正湘还组织我校教师到兄弟学校听课，交流经验，提高了教学质量。
正湘也爱好体育运动。学校修建了几个乒乓球台，他常领着学生和青年社员打乒乓球，他的球艺很高。他还时常组织学生、社员打篮球，多数场合他当裁判，有时他也上场，大家都没想到个子不算高的程老师在球场上那么机灵，抢球、投篮都是高手。
正湘不仅是好老师，也是生产队青年社员的贴心人。他不仅带领青年社员搞文体活动，还教他们识字、读书、学文化。整个三堡街上的青年男女社员好像都离不开他，每天下地劳动回来都到学校找程老师，原来冷冷清清的三堡街，因为程老师的到来而变得热闹、充满活力。
正湘是个坚强、有志气的青年。他曾对我说起过他的经历和家庭。1960年他在乌鲁木齐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成绩名列第二，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录取，先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后又分配到三堡农村小学。像这样的事，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的教学工作中去。当时三堡小学整个学校有7个班级，完整的课桌只有几十张，教室缺门少窗，房顶上还有天窗式的漏洞。一、二年级在土块上搭上门板当课桌，土块上搭上板条当凳子。刮大风时，尘土纸片直往教室里灌，师生们被风刮得睁不开眼睛，大家仍坚持上课。正湘见学校条件这样差，想让学校改变模样，建议学校搞勤工俭学，组织师生挖甘草，为学校挣了不少钱，给学校添了一些教学用品和体育器材，还为学校买了课桌、椅子。
正湘虽然只在三堡小学工作了一年，可是所有跟他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以及家长们，没有一个不夸奖他是一个好老师的。
那时学校让我上音乐课，可是我不识谱，特别着急，多亏程老师利用课余时间先教我，然后我再去教学生。在程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会了识谱，能轻松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离开教师工作岗位许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在唱谱时，还常常想起他。
我常常回忆，那年月我跟正湘的初恋怎么就那样单纯！后来我的父母因为程老师“家庭出身不好”不同意我俩恋爱，程老师也似乎怕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会影响我，始终没有进一步的表示……
后来父母另给我找了对象。1963年3月我结婚了。4月，程老师就调离了三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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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存义：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听正湘的一次观摩课。
1962年9月上旬，哈密县文教科分配我到三堡小学任教，认识了程正湘老师，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可是他却给我留下了一生难以忘却的印象。
程正湘中等身材，方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性格开朗，活泼可亲，待人忠厚诚恳。虽然他高中毕业不久，却知识渊博，爱好全面，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要求学生练毛笔字。他的素描水彩画都有一定的功底，课堂上他能结合课文，随时画出山水、人物或鸟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爱好体育运动，篮球、足球、乒乓球样样在行，技术精湛，还教学生打棒球呢！
程正湘当时代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为了讲好每一堂课，他钻研教材，认真备课，不仅从文字上准备，还实际操作，练口才，练板书。同学们放学后，他一个人面对空空的教室，一遍一遍地练习讲课，直到熟练为止。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听他的一次观摩课。他讲的是五年级语文课《狗又咬起来了》。他准备充分，以讲故事开头，讲得有声有色，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堂里鸦雀无声。接着他又进行启发式的提问，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程正湘老师是一个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合格的教师，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正当他在教学工作中取得成绩，正当他青春焕发才华横溢之时，却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屡遭打击，历尽磨难，终在“文革”中英年遇难！
<3> 姚士忠：他带领师生把学校修饰得焕然一新。
1963年4月，21岁的程正湘老师由哈密三堡小学调到离哈密市区100公里的高寒边境地区的沁城公社的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这里天气寒冷，交通不便，每个月买面、买油需要到五、六十公里之外的城里去买。程老师住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生活。这里没有电灯，晚上备课就靠点煤油灯来照明，每天用水要到离校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去提水。这里也很难买到蔬菜。程老师还得抽空自己到戈壁滩打柴禾。我们经常看到程老师吃馍馍就咸菜度日。
当时西路村小学只有五、六间土房，全校只有四个班级（其中一个是复式班），四个教师。我就是其中的一名教师。为了改变学校的面貌，程老师利用节假日亲自带领师生搞义务劳动，把学校修饰得整齐、清洁，焕然一新。他还亲自写字绘画装点校园，在校院墙上用大幅标语写出党的教育方针，办公室里贴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为全校师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他身为校领导，还亲自担任六年级班主任的工作，由于当地闭塞落后，六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达18岁左右，已是些大小伙，大姑娘了，但由于他讲究工作方法，深受学生的爱戴。
程老师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还利用假日组织当地男女青年排练文艺节目。晚上点着煤油灯自编、自导，有时还充当演员。那年月农村的文娱生活很差，连收音机都没有，电影也很难看到，因此，他主持排练演出的“花儿与少年”、“逛新城”等节目特别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程老师还在业余组织篮球比赛，当时西路村有三个小队，通过队与队、校与队之间的篮球比赛，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程老师生活不怕艰苦，工作兢兢业业，对待学生、同事和群众热情和蔼，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好评。
程正湘老师像一粒火种，使得贫穷落后地区的群众生活也变得红红火火！
<4> 朱春生：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德森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
1964年春天在沁城公社开始了社教运动。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得森在一次会议上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于是上级下文，我和程正湘老师对调，1964年4月，我调到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程老师调到沁城公社中心学校当教员。
我知道程正湘老师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我在心里很同情他的处境。
1964年8月，程正湘老师被调到更偏僻落后的沁城白山大队下河小学当教员。
这白山大队比起西路村大队就更偏远落后，而程正湘老师调去的下河小学，只是一所刚成立的小队小学，离白山大队还有10公里远，两面环山，前面再也没有去处了。这所学校刚成立，白手起家，程正湘老师亲自带领社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盖了三间土屋，还砌了围墙，建立了学校，一个人教一、三年级两个班22个学生的全部课程。
<5> 梁万国：程老师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程正湘老师当时的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30多元，可是还常给家里很穷的学生娃娃买书买本子。
当时公社搞文艺汇演，程老师常在假日组织年轻人排练节目。例如：程老师根据课本中的《东郭先生》自己编写成剧本，又亲自当导演，演出很受欢迎。我那时在队里当会计，常跟程老师在一起排练节目。
程老师还组织队里的年轻人进行篮球比赛，他又当教练，又当裁判，把队里的文体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的。
程老师字写得很好，画也画得好，常给社员家里的堂屋、上房画虎、画马、画松鹤……
1965年办扫盲班，社员常常请程老师到家里吃饭……
总之一句话，程老师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6> 史莲英：程正湘老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64年8月程正湘老师到下河小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勇挑重担，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对群众非常热忱，给我这个当学生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也当上了教师，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想起程正湘老师，以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7> 朱春生：文革初期，程正湘老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
1965年底到1966年初，在“四清”运动中，程正湘在洗手放包袱时，因为受到群众的拥戴，没有被整上。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哈密五小办全县教师集训队，共三百多人参加。程正湘老师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同时被定为黑帮的有丁玉贵、吴力、赵林瑞、钟一生、王国权、王业宏等14人。
在集训队里，“积极分子”攻击程正湘，说他按照课本上的《东郭先生》自编剧本，自当导演叫学生演出是攻击党；说他给社员家的堂屋画虎画马是宣扬迷信……
1966年国庆後，群众斗争的矛头又对准了当权派，放松了对“黑帮”的管制。到了12月份，集训队瘫痪。
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後，集训队的黑帮们没人管了，他们自由了。
<8> 丁玉贵：我们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了半个月。
1967年1月26日，正湘跟着以我为首的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是，你们不够黑帮的条件，要自己解放自己……于是我们回到哈密县，找县委郭永海书记要求平反。
1967年2月14日，在哈密县委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县委书记郭永海宣布对文教系统的丁玉贵、吴力、赵以禄、赵林瑞、王业宏、王国权、程正湘、钟一生等14名黑帮分子平反。
这之后我们成立了“红旗造饭团”，出版了《红旗战报》，赵以禄（后去美国）等写稿，程正湘负责排版，吴力（后回上海）刻写，每天可印发300～400份……
后来都回校闹革命了，正湘回到白山下河小学继续上课……直到哈密“6.4”武斗，开始抓红二司的人了，正湘上不成课了，只得又跑回哈密。那时两派都成立了宣传队，正湘参加了红二司的宣传队，借会演奏多种乐器，在宣传队里度日……
<9> 姚士忠、史莲英：1967年10月程正湘老师遭到铁路系统“红联”暴徒的毒打……
1967年7月，哈密“6.4”武斗之后，沁城公社点名整了五个人，其中有程正湘老师，程老师就上不成课了，跑到哈密去了。
1967年10月哈密城里的武斗很厉害，农村还没有大的武斗，程老师有时回到下河小学住处。
那时哈密铁路系统的“红联”到农村搞所谓的“宣传”，实际上是搞串连。当地“三促”坏头头指使“红联”殴打程正湘等三人，借外来人的手打击不同观点的人。结果程正湘老师遭到从外地来的铁路系统“红联”暴徒的毒打，头部受重伤，险些丧命……
此后，程正湘老师逃到了哈密……
附件：1967年10月20日《周总理关于哈密问题的指示》
总理秘书传达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的指示
铁路交通是国家的命脉，而且关系到国际影响问题，尤其目前冬季来临，粮食、煤炭的运输任务非常繁忙，铁路的阻断会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总理指示，委托7335部队驻哈密XX航校派出部队监督哈密铁联、红联（三促观点）于10月14日已达成的四项协议的执行，保证哈密站运输畅通。总理指示：哈密车辆厂、XX厂两个工厂的工务段和机务段只能在厂内闹革命，不准到铁路线上去串联，不准在工作时间辩论，不要影响铁路运输。总理指示：今后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这是违背国法的。维护交通安全这是当前国家的最大利益。
<10> 丁玉贵：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
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10月，正湘在哈造司宣传队里演奏乐器度日。他随着宣传队在红二司的几个据点，如哈密专员公署、红星影剧院、电厂、哈密一小都呆过，但从没参加过武斗。
1967年10月3日晚，哈造司宣传队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三促”的一伙暴徒，从哈密一小对面约200米远的县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约40公斤的炸药包，打到哈密一小来……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他被猛烈的气浪甩到墙上，头部受重伤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这伙暴徒就是采用这种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使用的、威力极强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丧心病狂地把那么大一座哈密邮电大楼炸塌的！
在标志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快一个月的时候，这伙暴徒依然灭绝人性地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无端地炸向哈密一小！
多少年来竟无人追究这伙暴徒的责任！
<11> 闫宗仁：“文革”中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死亡了……我们是幸存者。
正湘在1960年9月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从12月起到沁城公社包干住队一年，跟丁玉贵老师和我在一起。正湘个头不大，又刚从高中毕业，可是干起农活来却像老手，二牛抬杠能紧追老农，割麦子一天能割三亩，一般社员都比不上他！……我们在一起常谈文学，谈时事。以后他分到三堡小学和沁城小学工作，他到哈密来我们还常交往……
正湘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受压……
1974年清明迁坟时，我是迁坟领导小组组长，哈密专员公署内182位文革死难者的坟，三天内起完……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在文革中死亡了……唉！XXX在文革中对新疆人民犯下了罪行！……我们是幸存者啊，我们应当叫后人记住这场悲剧！
附记：
2007年6月25日，我打电话给闫宗仁老师，问他那里还有没有正湘的照片？他答应过写正湘的回忆录，动笔了没有？他说，他一直身体不适，天天打针，提不了笔。文革中他的家被抄光了，什么都没保留下……
2007年9月16日，我打电话给朱春生老师，核对正湘到哈密白山下河小学任教的时间……朱春生老师告诉我，闫宗仁老师已于2007年6月29日去世，享年66岁。湘弟的又一位友人，又一位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辞世了。
遍插茱萸少一人（后记）
前面讲了，1971年11月，也就是我入狱三年之后，由于偶然的原因，母亲找到了我，此后，母亲和五弟正湘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四处上访奔波，全家通力合作为我打官司，我终于在1975年初得以平反出狱。——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一起政治犯重案得到平反的案例！
把一位民警诬我“跟外国人打招呼”的不实之词，当作定案的唯一证据，终归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如此断案是何等荒唐，何等贻笑大方啊！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平反，改正，并回到乌鲁木齐外贸局。解放前，他们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全国政协的确认，随即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老革命，扣在父亲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五弟正洲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成绩优异，列华县第二，仍因“家庭问题”延误了录取时间，后被某师院数学系录取！他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之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晋升为高级教师！
四弟正潭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队长、副经理、经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大哥正海1980年平反回到K市D中任教，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小妹正泽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在80年代初参加新疆自治区区级机关转干考试合格，后来取得了本科文凭，并当上副处级干部。
大姐正江则早就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中文系教授了。
我平反后回到W县农机厂仍当技术员，又调某公社任农机站站长，后调州技校当教员，曾兼教务处副主任和实习厂厂长。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讲师的职称。
——只可惜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正湘没能看到今天！
1997年末，母亲病重在新疆医学院住院，兄弟姐妹齐聚乌鲁木齐，这是四十多年来难得的一次聚会！我们兄弟姐妹像1952年5月在上海外滩那样，按年龄大小站成一排，在新医住院部照了一张合影，——只缺少应该排在正中间的正湘！
真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呐！
特别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当年高悬在我们家庭上方，高悬在我们弟兄们头顶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剑，——父亲是右派分子，改正时的结论是：“程元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好个举重若轻的右派改正的结论啊！
可就是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程元宇是“右派分子”，——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整得我们程家几代人几十年（特别是文革）以来，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剥夺工作的剥夺工作，不准升学的不准升学，坐牢的坐牢，丧命的丧命！
但愿我们的后人不要把这当作20世纪中国的天方夜谭！
2000年，我们的父母先后以八十六七岁的高龄去世，他们虽历经磨难，却是儿孙满堂白头偕老寿终正寝。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子女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工作；其中尊平（正洲之子）在复旦硕士毕业被选派出国读博士，后在美国硅谷工作；大姐正江之孙思远也已在北航硕士毕业。——然而，他们对于“文革”曾给我们家庭造成的灾难，已经淡漠了。
因此，我们亲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我们这些幸存者，对于“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3）的“文革”，有责任站出来揭露真相，告知我们的后人，并为清算文革、建立巴金老人倡议的“文革博物馆”准备砖瓦。
注：
（1）、亚瑟是小说《牛虻》的主人公。
（2）、正湘的女友玉在我母去哈密办理正湘的后事时曾去探望、也曾给大姐正江去信，表达对正湘遇难的最沉痛的哀思。这次我们到哈密，听姜存义说，玉后来结婚去乌鲁木齐了。我们祝她岁月静好。
（3）、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2年初稿
2017年定稿
附：程正湘简历
程正湘，男、汉族，1942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桂阳县。
1944年日寇占领桂阳县城前夕，他随父母回到偏远的故乡天塘村，在山清水秀的故乡度过了他的幼年。
1948年春，正湘随家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盘石小学。此时，其父母都已参加民革，在中共领导下做地下革命工作（如策动吴淞炮艇大队起义，其舅杨沧活是该大队副大队长）。不久，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当时是民革领导之一的祖父程一中从上海到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工作。
童年的正湘在上海亲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
1952年5月，正湘同家人一起随父亲程元宇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支边到新疆迪化市，并在迪化市第七小学读书。
1954年9月，正湘考入新疆省一中读初中。在读小学和初中期间，正湘的学习成绩平平，身体瘦弱，易感伤流泪。
当时其父母都在新疆外贸局工作。曾是交大学子的父亲程元宇在省一中的家长会议上声称要把7个子女都培养成为大学生。
1957年9月，正湘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从此他的各科学习成绩由一般转变为优秀；同时他也渐渐发育成浓眉大眼、肩宽背阔、额头丰满、鼻梁挺直的帅小伙。
1958年5月，其父程元宇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入狱，母亲张国华因“替右派丈夫辩护”被开除公职（二十年后他们都得到平反、改正，并办了离休手续），全家断绝了生活来源，其母只得带领四弟、五弟和小妹投奔在西安读师大的大姐正江。正湘此时独自留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 因为“出身不好”，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每个月6元钱的伙食补助费），其余每个月12元伙食费只有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钱补交上。从1958年6月到 1960年6月整整两年，正湘都是靠自己做小工、拓土块交齐伙食费的。
本来正湘的大姐正江和在长沙政协任职的祖父程一中商量好了，1958年8月接正湘回长沙读高中，并办好了所有手续，但由于姑姑程哲宣（时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的阻扰，竟然没有成行！
正湘在高中期间不但学习成绩门门优秀，还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琴棋书画、各种球类他无不涉猎；在参加著名的修青年渠和大炼钢铁运动中，他都获得过“突击手”的称号；——做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同学中也是少有的。
1960年7月，正湘以优异的成绩在乌鲁木齐高中毕业并参加了高考，高考发榜前，班主任张老师找正湘谈话，说：“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第二，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60年9月，正湘接到通知，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工作。而在同时，他的十五岁的四弟正潭，在西安参加中考，名列第一，也因“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只能跟着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卖冰棍！
1960年12月，正湘同哈密县文教科的丁玉贵、闫宗仁一起到沁城公社包干住队一年。由于他在上中学时就经受过劳动锻炼，干起农活来竟然像个老手，二牛抬杠能紧追老农，割麦子一天能割三亩，一般社员都比不上他！结果他累得吐血了，多亏沁城的洋芋特别养人，他的身体才又恢复过来。
1962年3月正湘调到哈密三堡小学任教。三堡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条件特别差，教员只能住在农民家的空屋里，自己做饭吃，那时的面粉、油、肉全部定量，根本吃不饱。正湘那时又黄又瘦，可他从不叫一声苦。他并没有因为没被大学录取而消沉，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的教学工作中去，为了讲好每一课，他总是认真备课，自己动手做教具，绘图片，把课讲得有声有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从不放过一个差下生，经常给差下生补课、家访。跟学生家长也亲如一家。正湘爱自己的学生，经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当时只有46元）给学生买些课外读物，引导学生看书学习。那时社员（农民）都很贫穷，有些学生买不起学习用品，他就用自己的钱买本子和铅笔放在办公室里，不断给学生添补。可是他自己冬天从没穿过棉鞋，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双球鞋，烂的不成样子了，修修补补继续穿。当时学校缺少课桌，一、二年级只能在土块上搭上门板当课桌、土块上搭上板条当凳子。他建议学校搞勤工俭学，组织师生挖甘草，为学校挣了不少钱，为学校买了课桌、椅子等。
正湘还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的文体活动。他亲自参加并指导学生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还组织学生排练文娱节目,他自编自导、自己拉二胡配乐，排练了“菜茶扑蝶”、“花儿与少年”等许多优秀节目，主动跟铁路子校，空军子校举行联谊会。
正湘热爱纯朴老实的农村娃娃们，热爱乡村教育这“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正湘和同事钱老师朝夕相处，志趣相投，相互有爱慕之意，但钱老师的父母嫌正湘的家庭出身不好而终止了他们的来往。
正湘在这些年一面深入社会实践，一面继续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对“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社会现象有深刻的认识。
1963年4月，正湘调到离哈密市区100公里的高寒边境地区沁城公社的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这里天气寒冷，交通不便，每个月买面、买油需要到五、六十公里之外的城里去买。他住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生活。这里没有电灯，晚上备课就靠点煤油灯来照明。每天用水要到离校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去提水。他还得抽空自己到戈壁滩打柴禾。这里也很难买到蔬菜，他经常吃馍饃就咸菜度日。
当时西路村小学只有五、六间土房，全校只有四个班级（其中一个是复式班），四个教师。为了改变学校的面貌，正湘利用节假日亲自带领师生搞义务劳动，把学校修饰得整齐、清洁，焕然一新。他还亲自写字绘画装点校园，在校院墙上用大幅标语写出党的教育方针、在办公室里贴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为全校师生指名了前进的方向。他还亲自担任六年级班主任的工作，由于当地闭塞落后，六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达18岁左右，已是些大小伙、大姑娘了，但由于他讲究工作方法，深受学生的爱戴。
正湘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还利用假日组织当地男女青年排练文艺节目。晚上点着煤油灯自编、自导，有时还充当演员。那年月农村的文娱生活很差，连收音机都没有，电影也很难看到，因此，他主持排练演出的“花儿与少年”、“逛新城”等节目特别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他还在业余组织篮球比赛，当时西路村有三个小队，通过队与队、校与队之间的篮球比赛，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正湘生活不怕艰苦，工作兢兢业业，对待学生、同事和群众热情和蔼，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好评。
他像一粒火种，使得贫穷落后地区的群众生活也变得红红火火！
1964年春天在沁城公社开始了社教运动。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得森在一次会议上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于是，正湘被调到更偏僻落后的沁城白山大队下河小学当教员。这白山大队比起西路村大队就更偏远落后，而这下河小学，只是一所刚成立的小队小学，离白山大队还有10公里远，两面环山，前面再也没有去处了。这所学校刚成立，白手起家，他亲自带领社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盖了三间土屋，还砌了围墙，建立了学校，一个人教一、三年级两个班22个学生的全部课程。
1965年底到1966年初，在“四清”运动中，程正湘在洗手放包袱时，因为受到群众的拥戴，没有挨整。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哈密五小办全县教师集训队，共三百多人参加。程正湘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同时被定为黑帮的有丁玉贵、吴力、赵林瑞、钟一生、王国权、王业宏等14人。在集训队里，“积极分子”攻击他，说他按照课本上的《东郭先生》自编剧本、自当导演，叫学生演出是攻击党；说他给社员家的堂屋画虎画马是宣扬迷信……
正湘被关在黑帮队里后，他过去的一位学生、贫农出身的女社员玉，毅然常去看望他，给他送食物、洗衣服……他们在患难中萌生了爱情，他们多么希望运动后期早日到来呵！
1967年1月26日，正湘跟着以丁玉贵为首的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是，你们不够“黑帮”的条件，要自己解放自己……于是他们回到哈密县，找县委郭永海书记要求平反。
1967年2月14日，在哈密县委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县委书记郭永海宣布对文教系统的丁玉贵、吴力、赵以禄、赵林瑞、王业宏、王国权、程正湘、钟一生等14名“黑帮分子”平反。后来大家都回学校闹革命了，正湘回到白山下河小学继续上课。
1967年7月，哈密“6.4”武斗之后，沁城公社点名整了五个人，其中有程正湘，他就上不成课了，跑到哈密去了。
1967年10月哈密城里的武斗很厉害，农村还没有大的武斗，正湘有时回到下河小学住处。
那时哈密铁路系统的“红联”到农村搞所谓的“宣传”，实际上是搞串连。当地“三促”坏头头指使“红联”殴打程正湘等三人，借外来人的手打击不同观点的人。在一个月黒风高的夜晚，正湘在下河小学校宿舍睡觉，突然遭到从外地来的铁路系统“红联”暴徒们的毒打，暴徒们用铁棍猛打正湘的头部，正湘当场昏倒在地，深夜凉风吹醒了他，他一摸自己满头是血，忙包扎了一下，连夜跑了七十多里路，逃到哈密，才捡得一条命……
此后，正湘在哈密红二司哈造司宣传队当乐器演奏员度日。哈密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常发生武斗，也时常死人。正湘所在的专员公署大院是哈造司的据点，院内埋葬的文革中遇难的战友已上升到一百多人！正湘早已看透了文革的实质，他从不参加武斗，但是他已没有地方可去了，他只能在宣传队里呆着，混碗饭吃。就这样度过了一年时间，总算盼到新疆革委会成立了……
1968年10月3日晚，哈造司宣传队在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肆无忌惮的暴徒们从一小对面约200米远的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约40公斤的炸药包（这是中印边界反击战中采用的爆炸力极强的炸弹），打到一小来，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弹爆炸了，他被气浪甩到墙上，头部再次受重伤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正湘的战友丁玉贵立即通知了正湘的家人。正湘的大姐正江和母亲从西安赶到哈密，参加了哈密教师的群众组织哈造司为正湘举行的隆重葬礼。
正湘安葬在哈密专员公署院内文革死难者墓群中。
1970年代，正湘的母亲张国华曾多次到哈密找党委，要求查清程正湘的死亡原因，追查凶手并缉捕归案；要求归还文革初期被没收的程正湘的八个日记本等，有关部门或打官腔，或推卸责任，或敷衍塞责，始终未作答复和处理。
1974年清明节，哈密专员公署内182位文革死难者的坟，被迁到南山旧墓园，正湘的坟墓也随迁至此。
2007年7月，正湘的二哥正渝、二嫂刘桂英到哈密，在其生前友好闫宗仁、钱瑞卿和易新纪等的帮助下，在哈密南山旧墓园顺利地找到正湘的坟茔；并举行了正湘遇难39年追思座谈会，和庄重的立碑仪式。正湘生前友好闫宗仁、钱瑞卿、易新纪、丁玉贵、姜存义、朱春生、姚士忠、史莲英、李开选、王业宏等参加了悼念活动，他们回顾了正湘的生前事迹，有的还撰写了有关正湘的回忆录。
2009年程正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