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疤（散文） 郑德忱
柴 疤（散文）
“柴疤”，当我写下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时，心底却是无比的沉重，让我一下又沉浸在当年生活的艰辛之中。往事不堪回首，农村人有言：谁家富不富，看看吃烧住。我小的时候，住的是两间半低矮潮湿的土坯房，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至于烧柴，那就甭提有多难了。
母亲很坚毅，也很有学问。她虽没念过书，却能讲好多故事。三国西游封神榜，许仙红娘林黛玉，无所不知。还经常讲二十四孝。但讲的最多的还是“傻杨孝母”。姥姥家的村里有个杨傻子，人称“傻杨”，傻杨一生未娶，但孝敬老母是出了名的。到了冬天，傻杨总是把母亲的炕烧得热热的，屋里暖暖的。无论刮风下雨，傻杨总能把柴火背回来烧炕。那年腊月，一连下了几场大雪，地里山上一片白，无处打柴火。老娘坐在冰凉的炕上，冻得直哆嗦。此时，傻杨直奔一块老坟地，因为那里有一片山枣林。山枣树长满了刺，叫鬼刺，刺上挂着烧纸，随风呼啦哗啦飘，极瘆人。据说鬼刺勾着谁，谁就可能被鬼勾去。树枝上的干巴枣叫“死孩子扣”，绝对不能吃，吃了就会被死孩子缠住。傻杨顾不了这些，一边嚼着干巴山枣，一边把山枣树撂倒，用脚踹了踹，拿草绳一捆，满手是血地背着一捆山枣柴回来了。炕烧热了，老母亲不哆嗦了，傻杨孝母的故事也传开了。今日看来，“傻杨孝母”绝不比“黄香温席”逊色！
母亲曾念叨过许多有关烧柴的谚语，诸如“家有千棵柳，烧柴不用满山走”，“火大无湿柴，懒汉弄不来”，“一筐茅草烧热炕，一觉睡到大天亮”等。为了母亲的温暖和微笑，为了一家人能睡上热炕，我从记事时起，就经常到村外壕沟里、树趟子去搂柴火。大一点就去海边沙滩刨草根，后来还去海水里去捞被山洪冲下来的树枝、树根等浪柴。我到营口师专读书时，放寒假还带着二弟三弟拉着小车去海防林搂树叶。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伯母去世早，母亲独自顶起了十几口家的锅灶。柴火不够，我们家煮饭多是用煤，好一点的价格贵的煤买不起，买的多是两块钱一吨的矸石煤。这可难坏也累坏了做饭的母亲。矸石煤冒的烟是带嘟噜拖着小尾巴的黑烟，一大锅饭煮熟就得两个多钟头，所以母亲的鼻孔是黑色的，吐的痰也是黑色的。
为了让母亲煮饭事时省力，十几岁的我就学会了修理风匣。母亲煮饭用的那个老风匣，用上年八月的，就忽达忽达拉不出风来了，原来里边活塞板上勒的鸡毛磨光了，两条风匣杆也磨成了拱形，即使有一点风也从风匣杆进出口漏了出去。无奈，母亲就带着我反复琢磨，几经试验，终于给风匣的活塞板重新扎上了新鸡毛。扎鸡毛要恰到好处，少了风小，多了拉不动。之后又请木匠给换了风匣杆。这矸石煤不仅呛人，而且特爱堵塞炕洞子，堵塞烟囱。为了锅灶好烧，我还学会了扒炕洞透烟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矸石煤没有好的引火柴是不行的。母亲为了寻引火柴，有时不得不从芸豆架抽出几根秫秸或剥几穗玉米骨子来打火底。为了给母亲、给这个缺米少柴的家能有烧饭的柴火，我身上留下了两块“柴疤”，而且是终身疤痕。一块在左手食指，另一块则在我的那个物件上。
为了母亲做饭的引火柴，一开春，我就背着柴篓子去地里捡茬子头（高粱根，玉米根之类）。刚到夏天，青蒿子还没长成，我就去割青蒿子晒干做引火柴。那天，我到果园边去割青蒿子，没想到蒿子里夹有一棵小榆树条，柴镰刃顺着榆树条滑到了左手食指上，顿时皮开肉绽，露出了白磷磷的骨头，鲜血染红了青蒿，染红了柴镰。我扔下柴镰，捂着手指，一口气跑到大队医疗点，赤脚医生也没给我打麻醉药，让我挺着，说打麻药愈合不好。我咬住牙关，把舌头都咬破了，让医生给缝了四针。妈妈看着我包着纱布条的手指落泪了：“儿啊，都是妈把你逼的。”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手指变形了，还留下了一寸多长的伤疤。
从16岁时起，我有了把力气，也学会了劈木头。也摸出了劈柴的门道。如果劈长木杆子，就从小头下镐。“问路问老头，劈柴劈小头”，省力得很。如果是一颗小树，就“掐头去尾”之后再劈。如果是一根烂心老木头 ，就先“掏心挖肝”而后再劈。镐头有顺刃和横刃，顺刃如斧，横刃似锛。主要劈法是一锛、二劈、三掰、四剁。一锛用横刃，锛去树根树叉；二劈用顺刃，适合劈长杆；三掰是劈开后用镐刃再横别几下，直到木杆裂开为止；四剁是剁老木根，就是镐头嵌进木根一起高高举起再剁几下，靠震动把木根劈开。1968年初冬，母亲要烀豆酱，没有硬柴火，急得团团转。那年父亲在生产队渔业组下网，捡回了不少浪柴，胡乱堆在院子里。我对妈说：“我把这些浪柴劈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妈说：“别劈了，浪柴艮得很，弄不好会崩着的。”我走向那堆浪柴，抡起20多斤的镐头就开劈。三弟在一旁卖呆。我对三弟说：“小心点，别叫木头崩着你。能看拉屎的不看劈柴的。”正当我举起镐头剁最后一块又艮又硬的老榆树疙瘩时，镐把被地面的什么东西垫了一下，“噌”地飞了起来，正好崩在裆处，痛得我顿时昏了过去。三弟赶忙把我扶进屋里，脱下裤头一看，原来是镐把砸到了那物件上，肿得像只茄子。妈赶忙让三弟去找赤脚医生戴二哥。戴二哥给我做了简单的消毒处理，开了一周的消炎药，逗我说：“兄弟呀，你是不幸中的万幸，幸亏没伤到那两个打种的家伙。”一个月后，那物件消肿了，仔细摸摸，里边好像聚了一个硬硬的疙瘩，土话说是“聚筋”了，这个筋疙瘩一直残留到现在。
1980年，我师专毕业，被招聘到老边高中，学校给分了房子，妻子还抓阄抓了个液化气罐。开始了半气半煤的日子。1985年秋天，我调转到辽化高中，把那个煤气罐送到了老家，父母也烧上了液化气。当液化气打着时，炉盘上喷射出葵花状的火焰，母亲乐得合不拢嘴：“神火，真是神火！儿啊，往后再也不用给妈割引火柴和劈木头啦！”从此，我们家彻底改变了烧柴的历史。但一接触到身上的两块“柴疤”，心里总还是五味杂陈的，并不时回忆起曾经的生活艰辛、母亲永远的刚强坚毅……甚至还有那当年低矮的土坯房家的温馨。
（散文）
“柴疤”，当我写下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时，心底却是无比的沉重，让我一下又沉浸在当年生活的艰辛之中。往事不堪回首，农村人有言：谁家富不富，看看吃烧住。我小的时候，住的是两间半低矮潮湿的土坯房，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至于烧柴，那就甭提有多难了。
母亲很坚毅，也很有学问。她虽没念过书，却能讲好多故事。三国西游封神榜，许仙红娘林黛玉，无所不知。还经常讲二十四孝。但讲的最多的还是“傻杨孝母”。姥姥家的村里有个杨傻子，人称“傻杨”，傻杨一生未娶，但孝敬老母是出了名的。到了冬天，傻杨总是把母亲的炕烧得热热的，屋里暖暖的。无论刮风下雨，傻杨总能把柴火背回来烧炕。那年腊月，一连下了几场大雪，地里山上一片白，无处打柴火。老娘坐在冰凉的炕上，冻得直哆嗦。此时，傻杨直奔一块老坟地，因为那里有一片山枣林。山枣树长满了刺，叫鬼刺，刺上挂着烧纸，随风呼啦哗啦飘，极瘆人。据说鬼刺勾着谁，谁就可能被鬼勾去。树枝上的干巴枣叫“死孩子扣”，绝对不能吃，吃了就会被死孩子缠住。傻杨顾不了这些，一边嚼着干巴山枣，一边把山枣树撂倒，用脚踹了踹，拿草绳一捆，满手是血地背着一捆山枣柴回来了。炕烧热了，老母亲不哆嗦了，傻杨孝母的故事也传开了。今日看来，“傻杨孝母”绝不比“黄香温席”逊色！
母亲曾念叨过许多有关烧柴的谚语，诸如“家有千棵柳，烧柴不用满山走”，“火大无湿柴，懒汉弄不来”，“一筐茅草烧热炕，一觉睡到大天亮”等。为了母亲的温暖和微笑，为了一家人能睡上热炕，我从记事时起，就经常到村外壕沟里、树趟子去搂柴火。大一点就去海边沙滩刨草根，后来还去海水里去捞被山洪冲下来的树枝、树根等浪柴。我到营口师专读书时，放寒假还带着二弟三弟拉着小车去海防林搂树叶。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伯母去世早，母亲独自顶起了十几口家的锅灶。柴火不够，我们家煮饭多是用煤，好一点的价格贵的煤买不起，买的多是两块钱一吨的矸石煤。这可难坏也累坏了做饭的母亲。矸石煤冒的烟是带嘟噜拖着小尾巴的黑烟，一大锅饭煮熟就得两个多钟头，所以母亲的鼻孔是黑色的，吐的痰也是黑色的。
为了让母亲煮饭事时省力，十几岁的我就学会了修理风匣。母亲煮饭用的那个老风匣，用上年八月的，就忽达忽达拉不出风来了，原来里边活塞板上勒的鸡毛磨光了，两条风匣杆也磨成了拱形，即使有一点风也从风匣杆进出口漏了出去。无奈，母亲就带着我反复琢磨，几经试验，终于给风匣的活塞板重新扎上了新鸡毛。扎鸡毛要恰到好处，少了风小，多了拉不动。之后又请木匠给换了风匣杆。这矸石煤不仅呛人，而且特爱堵塞炕洞子，堵塞烟囱。为了锅灶好烧，我还学会了扒炕洞透烟囱。
矸石煤没有好的引火柴是不行的。母亲为了寻引火柴，有时不得不从芸豆架抽出几根秫秸或剥几穗玉米骨子来打火底。为了给母亲、给这个缺米少柴的家能有烧饭的柴火，我身上留下了两块“柴疤”，而且是终身疤痕。一块在左手食指，另一块则在我的那个物件上。
为了母亲做饭的引火柴，一开春，我就背着柴篓子去地里捡茬子头（高粱根，玉米根之类）。刚到夏天，青蒿子还没长成，我就去割青蒿子晒干做引火柴。那天，我到果园边去割青蒿子，没想到蒿子里夹有一棵小榆树条，柴镰刃顺着榆树条滑到了左手食指上，顿时皮开肉绽，露出了白磷磷的骨头，鲜血染红了青蒿，染红了柴镰。我扔下柴镰，捂着手指，一口气跑到大队医疗点，赤脚医生也没给我打麻醉药，让我挺着，说打麻药愈合不好。我咬住牙关，把舌头都咬破了，让医生给缝了四针。妈妈看着我包着纱布条的手指落泪了：“儿啊，都是妈把你逼的。”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手指变形了，还留下了一寸多长的伤疤。
从16岁时起，我有了把力气，也学会了劈木头。也摸出了劈柴的门道。如果劈长木杆子，就从小头下镐。“问路问老头，劈柴劈小头”，省力得很。如果是一颗小树，就“掐头去尾”之后再劈。如果是一根烂心老木头 ，就先“掏心挖肝”而后再劈。镐头有顺刃和横刃，顺刃如斧，横刃似锛。主要劈法是一锛、二劈、三掰、四剁。一锛用横刃，锛去树根树叉；二劈用顺刃，适合劈长杆；三掰是劈开后用镐刃再横别几下，直到木杆裂开为止；四剁是剁老木根，就是镐头嵌进木根一起高高举起再剁几下，靠震动把木根劈开。1968年初冬，母亲要烀豆酱，没有硬柴火，急得团团转。那年父亲在生产队渔业组下网，捡回了不少浪柴，胡乱堆在院子里。我对妈说：“我把这些浪柴劈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妈说：“别劈了，浪柴艮得很，弄不好会崩着的。”我走向那堆浪柴，抡起20多斤的镐头就开劈。三弟在一旁卖呆。我对三弟说：“小心点，别叫木头崩着你。能看拉屎的不看劈柴的。”正当我举起镐头剁最后一块又艮又硬的老榆树疙瘩时，镐把被地面的什么东西垫了一下，“噌”地飞了起来，正好崩在裆处，痛得我顿时昏了过去。三弟赶忙把我扶进屋里，脱下裤头一看，原来是镐把砸到了那物件上，肿得像只茄子。妈赶忙让三弟去找赤脚医生戴二哥。戴二哥给我做了简单的消毒处理，开了一周的消炎药，逗我说：“兄弟呀，你是不幸中的万幸，幸亏没伤到那两个打种的家伙。”一个月后，那物件消肿了，仔细摸摸，里边好像聚了一个硬硬的疙瘩，土话说是“聚筋”了，这个筋疙瘩一直残留到现在。
1980年，我师专毕业，被招聘到老边高中，学校给分了房子，妻子还抓阄抓了个液化气罐。开始了半气半煤的日子。1985年秋天，我调转到辽化高中，把那个煤气罐送到了老家，父母也烧上了液化气。当液化气打着时，炉盘上喷射出葵花状的火焰，母亲乐得合不拢嘴：“神火，真是神火！儿啊，往后再也不用给妈割引火柴和劈木头啦！”从此，我们家彻底改变了烧柴的历史。但一接触到身上的两块“柴疤”，心里总还是五味杂陈的，并不时回忆起曾经的生活艰辛、母亲永远的刚强坚毅……甚至还有那当年低矮的土坯房家的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