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变成狗崽子的
我是怎样变成狗崽子的
喻立华撰写 程正渝整理
我的老家在湖南汉寿县阳南塘乡扁担冲村，那里是洞庭湖西滨，河汊纵横，洲土肥沃。浩渺无垠的水域湖洲，风景壮丽；盛产稻米、鱼、菱、莲、苇，物产丰富。
然而，这里却是我家的伤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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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喻东林（1892—1960）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到湖北沙市和广州做茶叶生意挣了些钱，盖了三间瓦房。后来闹土匪他就仍回家种田，全家十来口人只有八亩三分水田和五亩旱地，为了提高庄稼的产量，我家秋天常到湖里的荒草山（1）割草回来沤肥。由于父亲的勤劳和精打细算，一家十来口人的生活还比较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父的亲哥哥喻勋柏，在三十年代打土豪分谷子记账时，跺了地主小老婆一脚，使她跌倒受伤；地主还乡团回来用长矛刺死了喻勋柏，别人不敢出头，我父为喻勋柏收了尸，并妥为安葬。
解放后喻勋柏被定为烈士，他的儿子喻梅浦当上了副乡长之后盛气凌人，嫉妒我家的生活较好，觊觎我家的三间大瓦房，恩将仇报，寻找借口要整跨我父。
1952年土改定成分的时候，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的父母被叫去开会，随即双双被捆绑起来吊在梁上，打手们挥着棍棒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的父母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逼我父母承认在沅江湖里有五十亩草山，我父为了保命只得承认——于是，我家被定为“大地主”！从此，我家被扫地出门，全家遭灭顶之灾；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狗崽子”！我那时才六岁。
我家的三间瓦房被喻梅浦家占有了，甚至屋门口捆好的的柴禾，喻梅浦之子、比我大两三岁的喻招先也说是他们家的，我一气之下挥起镰刀把捆柴禾的绳子砍断了——我父当场把我痛打了一顿！边打边骂我不懂事。
我家子女多，后来又自己盖了三间茅草屋也被乡里拆掉，搞得我们全家十几口人有家不能回，只能在村里流浪，今天住这个亲戚家明天住那个亲戚家。
这时父亲已经六十岁了，还要罚干繁重的体力劳动，挨没完没了的批斗和殴打。父亲原来壮实的身体变得消瘦了，圆脸也干瘪了，大眼睛变得鼓起来，一米六几的身材也萎缩了。
1960年7月20日，当时正是双抢（抢收、抢插）大忙时节，我父因过于劳累，又因经常挨打身体有伤，再加之大跃进以来吃大食堂长期不能饱肚子，体力不支，晕倒在地里，被抬回家里，醒来后对我母说，想吃一口炒米饭。那时是吃大食堂，家里哪里有米？于是我父溘然长逝，年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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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刘发秀1899年3月出生于农民家庭，1917年跟我父结婚后，从1918年生了我的大姐起，直到1946年生下我这个细伢子，共生了五儿五女十个孩子，全都亲手哺育成人。1952年我家的成分被划为地主后，她就成了地主婆，陪着父亲挨了无数次的批斗和毒打。父亲含冤去世后，在1962年的社教运动中，她又惨遭批斗和毒打。因为她是小脚，被毒打后已不能直立行走，只能沿街爬着回家，其状惨不忍睹！她已是年过花甲之人，实在熬不过无尽的批斗和凌辱，终于在1964年弃世。
我大哥喻菊浦（1925—1951），曾在长沙读高中，1951年病故，年二十六岁。
二哥喻左浦（1929—2006），解放初入党。解放后一直是小学教员。两次婚姻，育有一男二女。。
我的大姐喻卜氏（1918—1985），丈夫卜某是农民，1960年在饥饿中病故。育有三儿三女。
二姐喻游氏（1920—1959），夫家是本村地主，受尽凌辱，二姐于1959年饿死。留有一儿。
三姐喻周氏（1922—1988），丈夫周某是农民，早年因肺病去世。育有一儿一女。
四姐喻翠花（1940—2005），夫家是本村地主，受尽迫害，丈夫李冬初于1960年逃到新疆，后在哈密三道岭煤矿工作。四姐也随之来到三道岭煤矿。育有三儿两女。
五姐喻元秀（1942—），1962年与贫农出身的丈夫李银远结婚，一直在家乡务农。育有两儿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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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喻熙文（1933—1993），十来岁就跟着父亲干农活。195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阳南塘公社修水塘的工地上，忽然通知开会。我那时才十三岁，因为是狗崽子不准读书，也和三哥在工地上干重活。当我得知要批斗我三哥时，我在远处张望，看到打手们轮番上阵，挥动着竹片和木棍朝我三哥猛打。就在我三哥被打得气息奄奄快要断气的时候，有个叫顺丫子的女人劝说打手们罢了手，三哥才侥幸保住了命。三哥被抬回家后，因为浑身被打得稀烂，衣服都脱不下来了。后来才听说，他们诬陷三哥偷了队里的红薯卖掉了；而三哥是随队上人驾的船去沙市买红薯的，不可能把队里的东西卖掉。——他们是存心欺侮我三哥这个地主家的狗崽子！对狗崽子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早就成村里的常态了。
三哥遭此毒打之后，他的老婆刘顺梅从此公然被公社副社长曾得清、队长张乔保长期霸占。他们还扬言要把我三哥熙文押送到公安机关专政。
1960年5月,三哥为了求生，只身逃离阳南塘扁担冲老家，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在建筑一公司二工区当上了一名建筑工人。
1961年7月，在母亲的帮助下，十五岁的我带着三哥六岁的女儿喻云飞离开令人伤心的家乡，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找到了三哥。
1961年8月，三哥熙文被乌鲁木齐建筑一公司下放到温泉县前进公社一大队三队当农民，我也随他一起到前进公社务农。后来他补办了跟刘顺梅的离婚手续，跟兵团农五师86团5连的寡妇XXX结婚成家，没有再生儿女。
1965年3月，经过考试，我被博州拖拉机管理总站驾训班录取，学习结业后，成为温泉县拖拉机站的一名工人。在工作中受到本单位和社员群众的好评。然而，“文革”开始，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属于狗崽子，受到残酷的迫害。
1967年12月温泉县发生了震惊全疆的“12•6”惨案，十多名无辜群众被暴徒打死。我因侥幸逃走而免于一死。然而，1968年10月，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从哈密三道岭煤矿四姐家回到温泉县拖拉机站，得知一些人还是要拷打我，于是我到县武装部反映了情况，武装部的接待人给我开了证明，称：新疆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不能武斗打人。我带了证明回到站里，不久就被叫到办公室。刚进办公室，就有人吼，你个狗崽子还想翻天！七八个人用马鞭、火钩向我劈头劈脑打来，还有人用大头皮鞋猛踢我的小肚子，当场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多亏党支部委员兼第一机耕队队长李XX到来，看了武装部的证明，制止了这一伙人的暴行，否则，我的性命恐怕都难保了。
1970年7月，温泉县拖拉机站改制为县农机修造厂，部分职工被分配到各公社农机管理站，我被分配到猛进公社农机管理站工作。1972年跟贫农出身的吴淑玲结婚，育有二儿一女。1975年我调到县农机供应站工作，1986年调博州物资局工作。
在文革中，三哥熙文在温泉县前进公社挨斗、游街、挨打已成家常便饭，侥幸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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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喻世伟出生于1936年5月，是我家的幸运儿。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岛石碌矿区工作。他于1958年结婚，妻子刘湘，长沙人，贫农出身，他们生育了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喻江后来成了解放军大校。
四哥比我大十岁，知道土改时我家十来口人只有八亩三分水田和五亩旱地，在沅江湖里并没有五十亩草山，不能划为地主。他听父亲说，解放前国民政府对洞庭湖里的洲土、草山设有专门机构管理，颁发垦照、湖照、草山执照，一般农民难以办到。——我家显然是受了诬陷。因此，在工作后他曾多次为“家庭成分问题”上访。
文革开始，四哥世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并于1971年遣返回湖南老家监督改造，经常遭到阳南塘扁担冲的人的批斗和毒打。在他挨打时，他的妻子总是挺身卫护，因为她是贫下中农，打手不敢打她，才保住了四哥的性命。
1978年广东省有关部门给喻世伟平反，并安排到云浮硫铁矿工作。此后，他又多次到汉寿县县政府上访，并到汉寿县档案馆查证。
1980年汉寿县县政府和汉寿县档案馆共同出具证明：喻东林家无地主成分的档案。——这起祸害了我家几十年、株连了我家几代人的冤假错案终于得到了昭雪！然而，并没有人出来表示歉意，并没有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罪责，并没有给我们屈死的父亲恢复名誉，并没有对我们家做任何善后工作，并没有给我们家任何经济补偿，并没有退还我家的房屋和宅基地……
退一步说，即使是我父喻东林在解放前通过劳动或经商多拥有一些土地，就该随时挨批斗和毒打吗？就该株连几代，永世不得翻身吗？即使是我父喻东林在解放前通过非法手段多占土地，也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呀。——与他的妻子儿女何干呢？
2015.3.
注：
1、草山：洞庭湖过水洲滩湿地，洪水期被淹没，枯水季节出露，被称为退水的草山，可种草或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