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十六章》
至于我1976年下乡武清县，1977年恢复高考时因耽心当年初三毕业的妹妹再被分下乡而放弃。1978年则因过于自傲，错误的认为240的分数线自己不考数学也绰绰有余，实际上数学是必考科目。我还在试卷上标明非清华北大不上，最后考了231分与大学生活失之交臂，丧失了那次最关键的人生转折机遇。1979年顶替父亲回城进大陆橡胶厂时，知识分子还被称为“臭老九”，毫不被社会尊重并饱受工人歧视，彼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大众媒体的主旋律。
但自1980年知识分子的地位火箭般上升，各个企业各部门有学历的大学生都迅速被调至各级领导岗位，那怕之前是看大门的做卫生的。好象中央地方都有硬性文件，任何干部的录取任用都开始学历唯上。八十年代初盛况空前的“自学热”“考试热”“职称热”也源于此，所有大中小学夜晚都灯火通明人潮滚滚，放学能让许多交通干道瞬时阻塞。我在天津市一中也读了三年业余高中，但没有继续考下大本学历是我终生遗憾。
1982年高中毕业恰逢天津高等法院社会招聘，一中班主任张老师透露消息考试科目和我们所学一科不差，而我们那届学生是一中也是和平区改革开放后唯一的“文科班”。 当时我已调化验室工作，但车间党支部书记拒绝给我开报考介绍信，那个年代没有单位介绍信连出天津的火车票和汽车票都买不成。我虽气得拍桌子但于事无补，若干年后我后悔倘送礼行贿那小人，也许会改写我的一生。丧失了这次机会，我的人生败局已定，待1994年下岗失业后更似雪上加霜，只能考虑如何生存养家活下去。当时心脏不好血压也高脑袋经常痛，但我根本无钱治也无暇顾及，唯有一个信念：女儿上大学妻子身体也不好，我不能倒下。
没错父母本应是儿女人生的启蒙老师，其知识储量和生活阅历对懵懂初涉世事的孩子的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但经历了旧中国的混乱无序，新中国运动频频，知识阶层全被打入另册的社会大背景，让父亲有知识改变命运的普世意识，能第一时间提醒我弃工就学几乎是零概率。甚至在许多年后父亲还会因我的读书写作而心生忧虑，生怕不知何时文学令我招祸上身。
1994年下岗后我打工十几年，经商练摊十几年，可以说经历了人生最低谷最窘困的时期，最惨的时期真的连吃饱饭都难。好在我也遇到过许多至诚至善至真的好人，每每几乎置身绝境时总有贵人相助，使自己逢凶化吉。而我的几个发小同窗更是不离不弃有难均鼎力相助，倒常觉命运对我并不薄。但大恩难报总是心存感念，施善与人也就自然成为我的人生理念和处事为人的标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