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有限苦难和农民的终身定位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我们的一代知青是绝无仅有的独特群体。他们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上山下乡，本来初衷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结果从开始的陆续抽调回城到文革结束全体返城，这段历史戛然而止。然而，这段苦难的知青生活被这代人反复咀嚼，有的青春无悔，有的反思痛心，有的英雄长叹，有的宝贵珍藏。到今天，知青的话题依然热得发烫。那么，我们该从这场史无前例的知青运动中得到哪些历史的启示或者借用佛学的术语“开悟”呢？看了太多的知青文学和影视剧，总体感觉，不外在诉说苦难和展现英雄情结，不外在反思这一代被耽搁的青春，从《年轮》到《孽债》到《知青》，都在、或者说选择性失明地回避了这样一个历史疑问：知青苦，农民不苦吗？农民就该是一辈子农民吗？问题太尖锐，确实一句两句很难回答。2012年《西安晚报》登载了一篇文章《知青比农民更苦吗》，网络转发后标题改得更尖锐《一个农民后代的疑问：知青比农民更苦吗？》。我以为，这个历史之问才是揭开知青运动本质的“天问”，它抛却了纠缠于苦难的自我认证而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学的宏大视野。本文试从社会结构、极左革命观、社会等级、科学认知、精神物质层面解读这段历史。
一、社会结构的改造试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前的50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候还只是小规模的自愿行为。1955年我国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一下子就凸显出农村会计人才的奇缺。土地改革、镇反等运动，直接恶果是农村的识字人数大幅减少。党中央就此也根据城市人口就业困难，发出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泽东也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实际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呢，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是把农村的土地分产到户后，又从互助组开始逐渐兴起了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的土地又重新收了回去。这就使得失地的农民牢牢捆在了农村集体的战车上，同时出台的户籍制度，更使农民永远离不开农村。可是，靠农村自身的文化水准，已不可能顺利运行，就像会计人才奇缺一样，农村急需文化的建构。知青下乡，一方面可以缓解文化的短板，一方面还可以把城市文明输入到农村，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像掺沙子一样逐渐来个质的改变。
文革大规模武斗动荡刚一平息，城市中学生的就业问题一下摆在面前，并非像有人说是把知青发配到农村惩罚他们。这时候重中之重考虑的还是农村结构问题，因为经过大跃进、四清、文革，农村的社会结构改变还是相当缓慢的。年知青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报纸引用的毛泽东的话还是1956年说的那两段话。
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公有制，对人员的就业也只能搞分配制，就像制造机器一样让每个人成为一个零部件各就各位，如雷锋所说“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样一来，也限定了人员流动，一个人员不流动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于是，农村的归农村，城市的归城市，板结的社会结构很快就形成了，工农业生产的价格剪刀差，更使农村万劫不复，一个城乡二元结构也就水到渠成了。用知青下乡做个润滑剂可以吗？虽说还不能解决大的问题，但起码还可以促使农村来个小小的波动，以观后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极左革命观
文革极左发展到了极致，伟大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发号召了，那是神的召唤，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家有高中、初中学生的，除残疾者外，一律下乡。这些知识青年热血沸腾，高唱赞歌打着红旗奔赴广阔天地炼红心。可是到了农村，这些还是孩子的知青还是被农村艰苦的环境吓呆了，满腔热血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很快陷入了迷茫。这时候考验他们革命性的时刻到了，文革极左的余波还在，于是他们硬着头皮喊出革命口号，“扎根农村干革命”“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他们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可是时间说长了，连他们自己都相信了。农村敞开怀抱接纳了他们，演技高的也很快走上了农村基层领导岗位。革命表现落败的知青呢，开始延续了红卫兵的旧习，把打砸抢的本事用在了偷鸡摸狗上，出工不出力，泡病号回城，打架斗殴，全都出现了。
厚道的农民丝毫不为难这些孩子，农民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而倍加保护。，就像红军时期的苏区老百姓为了保护红军的孩子而牺牲自家的孩子一样呵护他们。这些昔日就擅长高喊革命口号的小将，在农民朴实的胸怀里全都是革命的种子，哪怕你今天还半夜偷瓜呢，明天一句革命漂亮话，农民就可以给你入党提干。知青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面体味着农村的苦，一面沾沾自喜地享受了超农民一等的待遇。
极左的革命观造成了知青的双重人格，高喊革命口号的同时，私下里却干着走关系、通捷径的事。1971年开始的知青陆续抽调回城，知青们做下了多少不可言喻的桌底下事啊。
三、知青下乡强化了农村的等级制
本来在农村，经过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已相当弱化了人的三六九等，只留下了成分一项。但知青到来后，陡然出现这么一批革命小将，马上改变了农村等级的平衡。凡知青，就比农民高出一等，待遇各个方面自不消说，他们比还乡知青更明显见出分野。对他们而言，还乡知青在他们面前，只有溜墙根的份。
把人分等，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丑恶。元代就把人分为四个等级，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四南人。后来元代还有了更细的划分，分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说知青下乡强化了农村的等级制可能言重了，可事实的确对农村封建的残余意识有了唤醒作用。
从积极意义说，知青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从消极意义说，知青的到来给农民自我定位来了一个强化。他们这辈子就满脑袋高粱花子了，下一代、下下一代，农民永远是农民。青年人谈恋爱，知青找农村女青年是革命的扎根农村的；农村男青年找女知青却是担着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罪名的。这些，知青们在回忆那段苦难时怎么会视而不见呢。而且，知青回城，即使找了农村青年结了婚的，也是立刻一拍两散抬屁股走人。人生而平等，在这里不见分毫。
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荒诞、反科学
应该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发点是朴素的。他本身农民出身，对农民有天然的亲近，凭着吟诗作赋的热情就主观地认为知青下乡会对农村有个改变。但是他错了，错在没有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不去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济学说，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反过来《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的社会学说却左右了思维，再诗人浪漫一指点江山，结果必然是荒谬的。中国社会定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就必然产生一大二公，必然产生社会流动的僵化。
这从他接见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可以相互印证。波尔布特把金边的城里人全部赶到乡下去，使金边变成了空城。毛泽东却十分赞赏，并连连说我们还没有做到呢！事实早已证明，波尔布特是正常社会的杀手，任何社会到他那，都会迅速崩溃，他的沾满血腥的恶行是反人类的。但毛泽东显然没有清醒的头脑认知波尔布特的血腥怪诞。
文革结束，知青大返城，一刀切地解决了知青问题，但是留给后人的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遗产。到今天，还只有否定知青运动的笼统说辞，具体的历史分析还没有明晰的论断。比如，今天的纪念知青运动，怀念的、歌颂的、批判的、研究的，五花八门，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知青们反思那段历史还在喊出“青春无悔”，大约他们有了后来的结局才事后诸葛亮了。设若真让他们扎根农村一辈子呢？他们还“无悔”吗？我们还是不要考验人性了吧。
五、精神物质的转换
有人这样概括知青精神，说“伟大、深刻、可歌可泣”。这看从哪个角度说，如果从知青在苦难中坚韧不拔战天斗地角度说，似乎还贴边；如果从知青到现在还糊里糊涂搞不清上山下乡不过是伟人一挥手做试验品角度说，就说不通了。再从“青春无悔”的豪迈上看，就得不客气地说认知的虚妄了。
不妨我们发出几问：知青真的愿意当农民吗？那段历史幸福吗？那段历史苦吗？比农民苦吗？估计只能回答苦。现在这句真话他们都敢说了，不会扎根当农民。没有农民苦，现在还没有人说，说的都是局外人。我们的社会发展局限性也在这，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解决，社会分工就存在从农村涌向城市的趋向，大批的农民工已在现身说法。所以你让知青回答当农民他们会一致否定的。
只有在社会高度发展的文明基层上，社会分工的选项才是自由的，多元的，知青的“伟大、深刻”也才有了着落，也才会出现像德国青年只身来到中国云南深山支教的价值观。虽然现在我国也有这样的事例，但这特例还不具普遍性。精神层面的认知，到了物质层面，知青的“青春无悔”在经济学意义下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如果知青们还在怀念那段历史，我们不妨以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做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要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2017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