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记

作者简介：施仲贞，博士，副教授。

2015年10月12日至18日，我有幸得到一次去日本访书的机会。此次访书是为恩师周建忠先生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调查和收集文献。尽管在日本只有短暂的七天，但这已成为我过去生活中一段非常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当亲友们得知我要去日本，他们大多不约而同地提醒我要注意在日本时的人身安全，因为当时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听后，我在感激之余，也不禁哑然失色，怎么还没有近距离地领略世界级大都市和世界级大学的风光，就先让那杯弓蛇影般的恐怖漫上心头？与此同时，一种好奇感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出发前，我们考察团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重点考察京都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同时考察日本神保町古书街。

第一天上午，我们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经过约3小时的飞行，顺利到达日本大阪关西空港机场。一出机场，我们马上乘坐城际大巴，前往京都。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大巴公司会派专人专车负责托运车上乘客的行李，实行人和行李分开运送的方式。大巴一出发，就开始用六种不同语音向乘客重复播放同一内容，其中三种语音就分别是北京口音的普通话、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台湾口音的普通话，播放内容主要是提醒乘客把手机调成静音，且不要大声说话。

到达京都时，已接近黄昏。京都，曾是日本的首都，一直享有“千年古都”之美誉。二战期间，梁思成先生将京都列入“沦陷区文物建表”，才使得这座古城免遭美军的轰炸而得以完整保存。悠久的历史，古朴的风格，恬淡的生活，是京都的最大特色。典型的日式庭院、传统民居随处可见，而各种现代化高层建筑几乎与它无关。目前，比较著名的现代化地标建筑就是京都车站及与其隔街相望的京都塔。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京都塔如同一支巨大的蜡烛，在照亮着整个京都市，成为一道靓丽迷人的风景线。京都塔、京都车站附近非常的繁华，车辆川流不息，人员络绎不绝，但一切都井然有序，整个道路像被清水刚刚洗刷过一般整洁干净。行人穿越马路时，汽车司机就会主动减速或停车避让。漫步在悠长狭窄的小巷里，不经意间就会撞见各种大大小小的寺院，真可谓“三步一庙，七步一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乘车前往京都大学。京都大学，位于京都市区东北部，是继东京大学之后成立的日本第二所国立大学。我对京都大学的最初印象，源自于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教授。吉川幸次郎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曾留学过中国，他在《中国研究在京都大学的位置》一文中说道：“中国研究，就好像在京都大学里占据着一个特殊席位似的”，“在教官中，尊重中国的风气，也是京都大学的一大特征”。这让我对京都大学倍增好感。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作为一所全球排名约50名的著名高等学府，京都大学的校门却显得格外低调，甚至有些寒碜，整个正门好像仅可供行人通行，镌刻在右边门墙上的校名都有些褪色掉漆，门口摆放好几个宣传活动的牌匾。一进入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苍翠茂盛的大樟树，在大樟树的背后就是著名的钟楼。这棵大樟树，正是京都大学“百年树人” 的精神象征。而钟楼又是东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其外墙上方的那个大时钟仿佛在时刻提醒着师生们要“争分夺秒”。整个校园绿树成荫，但路上行人不多，一派清新、幽雅、闲静、平和的气象。在京都大学，我们先后走访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文学院图书资料室、吉田南综合图书馆，有关中国的文献触目可及、伸手可得。每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友好、高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都大学的中央食堂，位于地下一层，安静、卫生是其最大特色。由于时程安排的限制，我们只能依依不舍地告别京都大学。

第三天下午，我们乘坐新干线，从京都出发，按计划去往下一站目的地――东京。火车行驶途中，我饶有兴致地眺望着车窗外的一切，远处的山林葱绿苍翠，近处的田野宛如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水粉画，“丰田”、“会社”等汉字不时出现在路边的各种广告牌上，让我这个第一次踏上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感到既熟悉又亲切，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日本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傍晚时分，我们满怀期待，来到了心仪已久的东京。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号称亚洲最大的城市，早已闻名遐迩。有意思的是，京都的英文翻译为Kyoto，而东京的英文翻译为Tokyo，两者正好相反。当我们换成地铁赶往旅馆时，发现进出站的乘客可谓摩肩接踵，个个步履匆匆，几乎达到饱和的状态。但人们都自觉排队等候上下车，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争先恐后的混乱场面。车厢里虽然很拥挤，但很安静，几乎没有日本人在高谈阔论，大声喧哗。即使偶尔身边出现空位，很多年轻人依然选择站着。乘坐扶梯时，人们都整齐地站在扶梯的右边，而把扶梯的左边空出，以便留给他人赶时间。跟京都相比，东京更加繁华热闹，市区道路两旁的各种现代化高层建筑栉次鳞比、绵延不绝，其建筑密度之大令人惊讶不已。在东京期间，我们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礼貌、服务、节约。无论是商场还是饭店，只要一进门，就会切身感受到日本人彬彬有礼的接待和周到细致的服务。有一次，我们到日式餐厅就餐，立马就过来一位会讲普通话的服务员向我们鞠躬致意，尽管非常忙碌，但仍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介绍起菜谱。由于我们不了解日本菜的份量，正当我们准备点第五道菜时，她竟在旁边开始提醒着我们不要浪费，建议我们等吃完后感觉不够再点。

第四天上午，我们就早早地乘地铁去东京大学，为了有时间观赏那里的校园美景。东京大学是日本最著名的大学，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听日本友人介绍，东京大学是日本的灵魂，它深刻影响着整个日本的近现代史。历史上，东京大学不仅培养出政治家，包括首相，而且培养出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对东京大学的最初印象，源自于日本励志电视剧《龙樱》。该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暴走律师使平均只有36分的落后的高中学生们，最终顺利考入东京大学的感人故事。后来又得知，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著名教育家成仿吾也曾留学过东京大学，这又增加了我对东京大学的向往之情。当我们步行到东京大学正门，准备拍照留念时，一再嘱咐日本友人务必把“东京大学”校名一起拍摄进去，结果却怎么也没有找到那四个分量极重的大字。后经日本友人向过往的师生打听，我们才明白原来东京大学的每个校门都没有题写校名。再定神一看，东京大学的正门是镂花铁门，极其普通，大大出乎意料。跟正门不同，东京大学还有另一道大门尤为醒目，那就是著名的赤门，它早已被日本列为国宝。赤门，原是江户时期某藩王为迎娶幕府将军的千金而特意建造的，整个大门自然就是赤红色的。

进入东京大学正门后，满眼都是银杏树。银杏树高大挺拔，粗壮繁茂，郁郁葱葱，一棵棵银杏树沿着道路两旁整齐排列开来，仿佛像上了年纪的长者们在悠游自在地沐浴着温暖和煦的阳光，在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为这所古老的高等学府平添了一种特有的肃穆、高深和庄严之感。于是，我禁不住地在银杏树下停留了许久，仰视了许久，徘徊了许久。不知不觉间，我又想起了郭沫若先生的那篇散文《银杏》，他曾豪情万丈地感慨道：“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穿过银杏树大道，迎面而来的就是著名的安田讲堂，又名东京大学大讲堂。安田讲堂造型独特，它的外墙以暗红色为主基调，它的正门呈圆拱形，整个建筑看起来极富对称、古典之美，显得格外宏伟、古朴、沉静。应该说，东京大学不算很大，但整个校园非常漂亮，别有一番风味。银杏树、赤门和安田讲堂，共同成为东京大学的三大标志性景点，让人看后流连忘返。由于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正好处在重新翻修期间，故我们最终只走访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也相当丰富，以研究中国的藏书为主。在那里。我们也查阅到了多种相关专著。

第五天早上，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是日本的中央图书馆，也是日本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跟其他大学图书馆不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不需要提前预约查阅相关书籍，但需要每位读者在图书馆入口处填写申请书，现场办理一张借阅卡，否则读者无法登陆电脑查询和借阅相关藏书信息。同时，日本国立图书馆还会为每位读者提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要求每位读者将随身携带的小东西装放在那个塑料袋里面，否则不被允许进入馆内。一入馆，随处可得各种介绍该馆的小册子、活页、纸笺，以便让初来者对该馆的布局、制度、讲座等方面均能很快了然于胸。可以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规模之大、功能之全、图书之多、服务之好、效率之高，均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但由于受到日本著作权保护的限制，我们最后只能复印了一些著作的部分章节，略带遗憾地回到了旅馆。

第六天早晨，我们按照预定计划前往日本东京神保町古书街。据日本友人说，东京旧书市场非常庞大，买卖旧书的风气也非常兴盛，这跟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循环再利用的意识密不可分。旧书市场是书籍的“沉睡森林”，是读者寻找书籍的宝库。神保町古书街，不但是日本最出名的旧书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旧书店集中地。神保町古书街的主街跟横街小巷像蜘蛛网般纵横交错，书店更是一家挨着一家，让初访者目不暇接。店内的顾客虽不算多，但来者大多是爱好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生和学者，个个深藏不露。那天，我就曾在一家旧书店里遇到一位须发斑白的年迈者，看着他那样专心致志翻看着一本研究《易经》的专著，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最后一天中午，我们从东京成田机场出发，顺利回国。没想到，从日本访书归来，已过去了半年多时间。但日本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无限怀念。细细想想，日本虽有可恨之处，然也有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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