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法情结
我的书法情结
在我的书柜里，存放着几十本字帖，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翻翻。真草隶篆，名家字帖，都让我看得如醉如痴，一捧起来，就舍不得放下。
我的书法情结始于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语文老师李国荃在课堂上讲评作文，他先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读了一遍，然后问同学：“这篇作文写得咋样？”有的同学回答：“不赖。”“能评个甲还是评个乙？”李老师问。有的同学说：“可以评个甲。”这时李老师板起面孔，非常严肃地说：“我给他评个丙。为什么？大家看看，这篇作文的字写的是何等了草，墨迹又是何等的难看，黑一块，灰一块，这是写给老师看的吗？起码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李老师是全县有名的语文老师，他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条分缕析，逻辑严密，让人百听不厌，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那时候家里穷，穿得破衣烂衫，粗布棉袄烂得漏着棉花，可是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面批作文，有一点可取之处，都要画上红圈，表示赞赏。他的板书是标准的“柳体”，一笔不苟。他要求我们，作文一定要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好。可是那时的冬天，教室里连个煤球炉子都没有。教室里冷得像冰窖，室内零下好几度。墨汁刚磨好就冻住了，笔头也冻成冰疙瘩，手冻得揑不住笔。所以抄作文时，就马虎了草，加上我的字写得难看，让李老师大光其火。
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写一笔好字是人的门面，你现在不好好写字，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是要吃亏的。”李老师的这句话是我当兵后才体会到的。
1968年，我应征入伍。入伍后，大部分新兵都分配到技术连队，有的分到汽车连，有的分到修理连，有的分到特务连（负责通讯连络），而我分到全团最艰苦的舟桥连，每天和桥桁、桥板打交道，训练架桥时不仅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脚上手上留下斑斑伤痕。
有一天，我离开舟桥连的机会来了，团里的文化干事朱保佳到我们一连挑选电影放映员，而我高中毕业，是新兵中学历最高的。朱干事和我交谈了几句，然后让我把学习笔记拿给他看。他翻了翻，什么也没说很失望地走了。后来从别的连队选了放映员。原来放映员不仅负责放电影，还要负责团里开大会时写大标语，毛笔字要写得漂亮，我显然不能胜任。这时候，我想起李老师对我的批评，后悔莫及，自己当初怎么就没好好练字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后来，我的一首诗在报上发表后，被团里的新闻干事朱志远看到了，把我抽到团报道组搞专职报道。我一进报道组，就被朱干事的书法震住了。他学的是郭沫若的字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写的字和郭沫若的字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他除了教我怎样写新闻、写通讯、写诗外，还特别对我写好毛笔字提出了要求。他还给我找来一摞练毛笔字的毛边纸，手把手地教我怎样起笔落笔，怎样结构布局，怎样写得横平竖直，怎样写好左撇右捺……我和朱干事在一起工作两年间，不仅学会了写新闻，书法水平也大有长进。他转业离开部队时，送给我的礼物，就是一本柳公权的字帖和一支他最喜爱的毛笔，他对我的叮嘱是，要把书法当作一生的艺术事业追求。
转业到报社工作后，我一直坚持写毛笔字，给通讯员回信，我坚持用毛笔书写。有一次，我到界首采访，看到一位姓张的通讯员把我的回信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让我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用毛笔写字的还有几人，你那么忙，还用毛笔给我写信，毛笔字又写得这么漂亮，我才把它压在玻璃板下。他的话不过是对我的夸奖，当不得真，但对我是个莫大的鼓舞，除了练书书法外，我还广泛结交书法界的朋友，向他们学习书法艺术。先后认识了书法新秀苗志力，以《书圣传人苗志力》为题对他作了报道；与启功弟子张传亭的接触，让我了解到他与书法大师启功结缘的传奇经历，我以《悠悠书法情》为题写了一篇专访，发表在《中国艺术报》、《华声报》等报刊上……我先后采访了二十多位书法名家，不论他们的书法作品获奖，还是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书展参展，我只要得到信息，立即进行报道，让我市的书法成就在国内外传播。
退休之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临帖习字成了我健体强身的基本功，古雅文脉浸润身心，百代书艺陶冶性情，我挥毫泼墨，气定神闲，虽年过七旬，仍精力充沛。人称书法作品为墨宝，其实书法本身也是强身健体的法宝，许多百岁老人的长寿之道就是坚持笔不离手，挥毫不已。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日报社 闫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