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舛的晚年
二哥打来电话说：“咱二娘没了。”对这一噩耗，我没有感到意外。相反，我觉得她今天才走，实在有点晚了。
二大伯比二娘早去世十二年，他大二娘总有七八岁吧。他的生并不痛苦，死也不算寂寞。儿女们都已成家，孙儿孙女成群。二大伯去世不久，二娘就病倒了。老年人失了伴儿的哀痛，总该如此吧。当时家人盘算，老人家怕是挺不过这一关的，医生们已经宣布让家人预备后事。当时我的父亲，即她的小叔子还活着，父亲是个中医，因年事高，不大给外人看病，但对他的嫂子无医可求，无药可医，他不能不关心。我父亲和二娘是同龄，当时也病着。他拄着拐杖，拖着一条病腿，来到病榻前瞧了瞧病入膏肓的二娘，说：“死不了。”他说得如此轻巧，人们以为他在安慰病人。他开了一个方子，交给堂弟，又说：“后事愿意预备就预备，岁数大了，不过这回是用不上的。”二娘吃了他的一副药居然好了。
二娘的这次大病痊愈，身体远不如从前。但她还能看看孙男孙女，烧点饭，看家望门，也不吃闲饭。
人老了，不在身边的子侄及孙男外女，听说也常挂在她的嘴边上。人们回家过年，她见了也十分亲热。我每年都回去过春节，父母去世后，我每年至少要回去一次，她老人家还在，我每年都给她磕一个头。我从她的表情中知道她很需要这个头，而她口头上却说：“快起来，起来！现在不兴磕头了。再说都四十好几了，不磕了。”的确，我的子侄辈们从不给我磕头，也不给他们的活祖宗磕。但她并不计较，只要大家凑在她的身边，她就拉拉这个的手，抚一抚那一个的背，仿佛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块自己的心头肉。
我的二娘，她就这样既不硬朗也不羸弱，活了一年又一年，仿佛多活多少年也没见有什么变化。有一年，我夏季回家，老远就看见她在菜园里薅草，我冲她喊一声：“二娘，三儿回来看您了。”她立刻撂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未戴老花镜，她寻着声音望过来——我记得她从没耳聋过。她声音颤抖地说：“是三儿吗？快过来——出去就不知道回来！”我知道她并不糊涂。 她拉过我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没再说什么，便老泪纵横了。等她哭过了，我就说；“您还能干活，看来一时半会还死不了。”“咳，老喽，活着没什么用。你说这老天爷也不按脖颈，该死！早该死了！”
记得她的三儿子我的堂哥，得了癌症，大家都瞒着她，三哥能走能动时，也常去看一看她。她的眼睛花，不做针活她从来不戴镜子，从三哥的脸色上她看不出什么。她也知道他生着病，她的意识里无非就是风湿胃炎之类。她还劝三哥不要上火着急，生了病，七分养三分治，治好了病，把该娶的该嫁的早早办了，她说她就可以闭上眼睛了。这话仿佛她知道点什么，又像说给三哥听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三哥多日不去看她，她似乎觉到了什么，她很少打听他的病情。三哥终于去世了，一个四十三岁的生命先于七十多岁的老母去了！大家本想瞒过她，可是就在三哥出丧的那一天，她小儿子一家人去奔丧，留她一人在家，就在大家为死者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之时，她拖着羸弱的身子出现在三哥家的大门里。人们呜呜啕啕地哭，谁也没注意她进了院子。当人们发现她，老人家已晕倒在门旁。人们一面发丧，一面抢救二娘，她又居然活过来了！ 这在她来说，也算是个奇迹了。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听说的。我再回去见到她的时候，她除了能勉强料理自己外，什么活也不能干了。但不见她糊涂。每年除夕，我照样给她磕头，她也照样是那句话。就这样，她时好时病地活着。
祸不单行，她的当医生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忽然病逝于沈阳。报丧的人忘记这个还有生命的老人在跟前，她晕倒在炕上。而她又再次令人费解地活了过来，活下去。
三年失去两个儿子，她的白发在脱落，精神有时恍恍惚惚，她似乎不明不白地活着，手脚也不太听使换。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吃饭，她不小心把一只碗弄掉地上，打碎了。她敏感地望望众人，便指着最小的孙女说：“是她！”“不是我……”小侄女立刻反驳道。我急忙拦住孩子：“不争了，过年打碗好哇，岁岁（碎碎）平安吗。”小侄女又端了一只碗，举起：“那我再摔一个。”二娘却机灵地接道：“再摔不算数的。”她为自己无意中打了碗很有些得意，得意的令人欣慰又心酸。
我每年照例给她磕头，她永远照例是那句话。她料理自己有些困难了。有时我在想，怕是阎王爷把这个深受折磨的老人给忘了吧！
去年我回家过春节 ，看见她下肢彻底瘫痪。老人除了耳朵，其他的器官似乎都严重衰竭。我倒希望她的听力有障碍，她实在不该听很多的事情。通过声音，她大致能判断和她说话的人是谁。这时，她竟然特别怕起死来。她问我， 她的病还能好吗，我只能安慰她安心养病，很快就会好的。我自觉这话多么缺乏可信度啊！然而，她像得了医生的首肯一样的欣慰。
说心里话，她活着，纯粹是活受罪了。
除夕的爆竹响过之后，我给她磕了个头，祝她老人家八十大寿快乐。她的背靠在被子上，望着我，摆了摆手，代表了她那永远不变的语言……
二娘，您去了。今年春节回家，我到您的坟上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