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藤缠树----时值母亲节到来之际，谨以此文追思敬爱地母亲！
世上只有藤缠树
----时值母亲节到来之际，谨以此文追思敬爱地母亲 （钱 敏）
沐浴灿烂的阳光，与友人相约去走山。好不容易到了飞云依绕的半山腰，早已气喘吁吁。抬头望，参天的大树遮天蔽日，阳光穿透树叶的屏障，一如块块碎金撒在林间的落叶上，处处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伫立林边，目光凝视面前的悬崖峭壁，墨绿的藤蔓纵横交错地紧紧依偎在古树的枝杆上，甩下友人，我索性坐在长满苔藓的石头上静静地品味起来、、、、、
藤最爱缠树。缠得既紧又烈的是那些经历了风雨雷电甚至烈焰的古树老藤。他们日日夜夜相拥相抱，如痴如醉。看他们藤不离树，树不分藤，藤死死抱着树，树紧紧拥着藤。从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松懈，从不因风雨霜雪的吹打而分开。相反，藤始终为树装扮着美丽的容颜，树也为藤铸造了坚强的身板。
藤与树的结合，古朴沧桑中透着灵秀与生机，柔弱秀美中又不乏雄浑与力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藤为树输送水份和养料，树为藤提供土壤和靠山。他们相依为命、肩并肩、手挽手，搏风雨、抗雷电，即使双双枯萎也依然紧紧地缠着没有分开。大有“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地决心。真切地谱写着大自然生命中阴与阳，刚与柔和谐而悲壮的赞歌。
望着这绝崖峭壁上的藤和树，我忽然觉得这藤这树就是我父母一生的真实写照。
母亲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艰难、抗争、忠贞、奉献。
母亲的童年是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度过的，她的哥哥和父亲先后死于日本鬼子和土匪的刀枪下。母亲八岁随外祖母改嫁，帮人放牛，缺衣少食。十六岁嫁到父亲家，比父亲小11岁。
父亲少年单身出外求学，直到解放初期才回到家乡任教。十六岁的母亲瘦弱的双肩白天要耕种四亩水、旱田，夜晚还要侍候公婆和喂养儿女。由于母亲挑起了家庭的重任，父亲一心扑在教育上，很快在教育战线走红——被誉为“南大门的红旗教师”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父亲因响应学校党支部的号召“提意见”，被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农村改造。随后母亲向供销社的组织上申请到父亲所所在的改造村设销售点服务农民。父亲在农村的改造中，公社革委会的当权者经常在寒风凛冽的深夜或是狂风暴雨的凌晨叫醒父亲到山崖村落去送信和会议通知。有几次父亲回来不是鼻青脸肿就是扭伤了脚。后来，每当夜晚只要公社有什么要送的信函，母亲总是背着二个月大的我，陪伴着父亲前行。在长达两年人为恶劣的环境中，我那二十多岁的母亲从此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并辞去工作，住回娘家。我的外婆为了她的女儿一一我那年轻的母亲今后的日子能够过得好些，坚决要求父母离婚后，嫁给当时已失去夫人的县干部。母亲因拒绝伤害父亲的感情与外婆的关系闹僵后搬出娘家。尔后拖着病体，带着五岁的姐姐和刚呀呀学语的我摆水果摊养家糊口。1960年，父亲被学校召回“戴罚立功”。母亲重新回到单位工作，一家人开始过上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稳定的日子再次失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战鼓越擂越紧，父亲被红卫兵当做“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次扫出校门而失去工作。望着正是壮年的父亲茫然无措心灰意冷的目光，母亲强作欢颜，一边抚慰父亲，一边早晚跑公社缠着当权中的老同志苦苦恳请他们为父亲安排一个临时扎棉花工作。父亲上班没几天，一群“造反小将”冲进扎花厂，勒令父亲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母亲知道后，不顾心脏病随时发作倒地的危害，气喘吁吁地跑到父亲的面前，再次用弱小的身子挡住了造反派小将们的几十双拳头，硬是将父亲从虎口中夺回来。在风雪压顶的日子，我的母亲---这根藤凭借自身柔弱的力搀扶着树，用她娇嫩的叶遮拦着风雪对树的打击。
城镇是住不下去了。去当地农村改造又怕父亲再入“狼穴。1967年的春节，母亲是用泪水度过的。“年”刚过完，她便步行七十多里路赶到父亲的“老家”农村，求干部收留这个被城市遗弃的——曾是“老家”乡邻引为骄傲的“游子“。父亲老家农村的干部是通情达理的。听完母亲的请求，大队书记便责成小队干部派出五、六名社员，拉着板车将我们全家接到了故乡。队里上上下下管父亲叫”先生“。自此，父亲这双教过无数新中国栋梁的手握起牛鞭，在乡邻的指导下学耕地，学播种，学收割。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都要用她长满厚茧的双手捧着”松节油“轻轻地位父亲按摩红肿了的手和教，只到父亲进入梦乡。母亲疼爱父亲胜过疼爱儿女和自己。父亲在老家种地的十余年是文化大革命人为灾害最严重的时期。我们一家七人，，只有父母俩算老力，一天的收入不够买五分钱一个的鸡蛋。一家人月均只有二十斤谷，每餐野菜掺米煮稀饭吃。哪怕就是这样，母亲为了保证父亲的营养供给，宁可让我们喝稀饭也要父亲吃好。在母亲眼里和心中，只有父亲才是她和这个家庭唯一的依靠。父亲的胃病有些怪怪的，菜和饭既不能烧太硬，又不能烧得太烂。在这种时候，母亲总是变着法子吧饭菜烧得合乎父亲的口味。有时，为了能使父亲吃得更多一些，在干活时累得好受些，母亲熬夜炒糯米粉子给父亲在干活的中途回家加餐。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到农村后，每月理发要跑大队部而且还要排队等待。因为父亲不善言辞，母亲担心他打老远去后，生人会欺负她。便自己到镇上买回剪刀为父亲理发。由于未学过此艺，每次都只能给父亲剃光头。这一剃就是十多年只到父亲重上讲台。
在我成长的五十年的记忆中，母亲很少发脾气，一向都是很尊重父亲。不光她自己是这样，就是我们子女也要绝对尊重。记得在我十岁那年，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在饭桌上因顶撞父亲，致使父亲出言不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父亲骂人不雅。当时我实在听不过去，就当着全家人的面指责父亲的不对。可能我的话刺痛了父亲，也可能是我挑战了父亲的权威，他竟将一桌饭菜掀翻一地。母亲非但不批评父亲，相反还动手打我。从我记事起，母亲在她的有生之年只对父亲发过一次打脾气。那次母亲的行为，使我认识到贤惠的母亲弱弱个性背后的倔强与刚烈。哪是1977年冬，父亲年在的教育部门派人来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家庭状况。可能是被整怕的原因，面对提问，父亲有些语无论次。母亲当时就有些温怒，只是碍着客人的面对没有发作。母亲是那种细心且头脑较灵活的家庭主妇。当时，她认为，父亲在农村改造这么多年，教育部门从未上门了解情况，为什么“四人帮”刚刚倒台就有人来了解父亲的情况？着是否意味着什么…….冬播结束后，农村进入休闲期。一天下午，母亲催父亲借农闲的时间到过去的几位老同事家去串串门，摸摸信息，同时也向组织提交一份重返讲台的申请书。可父亲总是借口自己年已半百，难以胜任工作为由，不听母亲的劝告。那天的晚餐母亲破例没为父亲开小灶。父亲也没在意，吃过晚饭便随我们到大队部看电影去了。父亲看完电影回来已是深夜十一点钟了。冬天的夜晚，寒风袭人，冷气刺骨。父亲进屋后发现母亲将房门插紧了进不去，父亲或许是顾及到脸面，既不愿意深夜叫醒母亲吵架，也没有叫开我的房门同睡。独自一人到屋外提一捆稻草，放在室内走廊间，用一床旧棉絮裹着自己在地上躺着。大概在凌晨三点的时刻，父亲冻得睡不着，发出的嘘唏声惊醒了我。我泪流满面地请父亲与我一起睡觉，怎么劝他都不肯。后来还是母亲亲自把他请进房内。进房后只听母亲问父亲，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党的亏心事，这么怕见领导？父亲发誓，说没有做过半件对不起党的事，说过半句对不起党的话、、、、、、
1979年，年过半百的父亲要重上讲台进，母亲卖掉家养的二只下蛋的老母鸡，追着父亲去镇上医院补上了两颗因牙病掉落了的“门牙”。 母亲对来家接父亲的的学校领导说：“我虽然不能还给教育部门一个当年精力旺盛的教师，但我可以让他口齿清楚的走上讲台，不误人子弟！”
1997年冬，七十七的父亲因自身造血功能丧失，永远地离开了疼爱了他一生的母亲。当我们几个儿女都期待着并以为母亲从此可以从哀疼中走出来，过上一段相对平静，不再奉献的生活时，母亲却牵挂着天堂哪边无人照顾的父亲。她每次跟我们讲话，总是念叨着父亲不该抛下她不管。长久地，深深地眷念着父亲不能自拔。最终，在父亲辞世两年后的一个凌晨，我哪少年受尽欺凌，中年饱经磨难，晚年胸怀牵挂的母亲终于挣脱儿女们挽留的双手，追随父亲而去了。
母亲去世的“头七”，苍天不断地下着绵绵细雨，仿佛在不停地向世人诉说她勤劳、忠贞、奉献的一生；仿佛在向世人讲诉“世上只有藤缠树”的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