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需要独善其身

诗歌的美离不开哲学，哲学的深邃也会深刻地影响到诗歌创作。能够体现出艺术穿透力和人生悲剧感，让人读后余音绕梁的作品无疑是艺术家和哲学家极力倡导的。上个世纪80年代，外国的哲学思潮一波波地涌进国内，像尼采、萨特、叔本华、弗洛伊德、荣格、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胡塞尔、黑格尔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西方哲学家，都一度让潜心钻研的诗歌爱好者津津乐道，但繁多纷杂的主义并非都可以洋为中用，有的在具体运用中也会有无所适从之感。

诗人不只是一个写诗的人，还应该是一个人文主义精神的创造者，诗歌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需要确定自己的思想位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梵高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我甘愿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任何一个向大师们学习的人，都不能只是望其项背，还应该抖擞精神行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诗人有一点常人认为的精神分裂倒也不足为奇。

弗洛伊德曾说：“没有一个作家是和精神病学全然无关的”。的确，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焦虑情绪和歇斯底里的刻录，就是内心忧伤回忆的艺术表白。狄更斯、莎士比亚、易卜生笔下的那些性格怪僻的戏剧人物，以及不幸的欧美诗人海涅、缪塞、波德莱尔、瓦雷里、彭斯、拜伦、雪莱、济慈、爱伦·坡，都或多或少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都可以像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加以研究。

早年来往较多的诗人朋友西川曾经一再强调，这是一个消费不起诗歌的年代。他认为诗歌欣赏氛围的形成，需要有好的出版物，需要读者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显然，消费诗歌比消费博客的成本要高得多。西川还这样说过，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绝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他这是针对不写诗的人而言。对于写诗的人，其实不必太在意境遇，按照自己的理想方式活着就好。尽管很多时候，作为写诗的人，倘佯于开满诗歌花朵的安静的小道上，会油然升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凄凉。这种悲壮让我们喜欢亲近死亡，憧憬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不复存在。

历史的经验证明，远离甚至彻底抛弃一帆风顺和功名利禄，对于诗人的创作堪称是一种恩典。尽管没有人愿意为了当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有意经历磨难，但优秀的作品总是凝聚着诗人血泪交织的生命结晶。德国心理学家荣格是这样说的：“一种完全没有阴影的生活很容易流入浅薄和缺乏生气。”作为一个诗歌作者，我不提倡每一个写诗的人都去经历有阴影的磨砺生活，适当的关注就好，让行为有限度地介入，让思维全身心地投入，目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阴暗面，感悟后作为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和题材，如果整天在阴影里流连必然会对人生产生怀疑。一个缺少阳光照耀的诗人，过度地关注阴影只会让作品凸显苍白和颓废，缺少引人乐观向上的明媚和温暖。而过度地关注甚至喜爱可能就跟死亡有关了。

美国诗人狄金森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冻僵的人回忆起雪来时，先是寒栗，然后呆滞，然后随它去。”那就随它去好了，但要绕开死亡的召唤。一度濒临死亡获得重生的人会清楚地知道，令人恐惧令人惊悚的死亡谷已经穿过，接下来的可能还是要进行艰苦卓绝地跋涉，但不乏自得其乐、生之快乐。无论面对创作的困惑还是人生的困惑，不妨在遇到阻力时停下来，开启阅读和思考的模式，学习大师们的精华，从而提升自己，找到一条继续前行的通道。(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喜欢旁征博引的人，大都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技不如人，继续引用吧！诗歌评论家岛子在其《诗之兴：当下诗歌经验现实论断》的诗论中有一些不尽让我产生共鸣的观点：“诗人至少是1/2个哲学家，至少首先是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至少有水和食物、一张书桌、必要的栖居之所，至少要有专精的知识，至少要学会孤独，至少它要潜沉、修持、历险。有了这些‘至少’，他的诗就至少不会像空中的塑料袋。但这并不够，他要经历，经历时间的打击，像受虐狂那样反复站起来，言说或吟诵。”做一个诗人的勇气归根结蒂是敢于生存的勇气。在不断熵化的死亡背景下，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就意味着苦吟、孤独、贫困以及道出神圣。诗人是当今世界上真正无产者。

真正的诗人们都是世俗社会的失败者，用专注于真诚和纯洁的态度试图建立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世界，但却不合时宜，与时代格格不入，走向了自己的终点，可以地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著名的诗人比如海子、顾城、戈麦、昌耀、韩作荣、牛汉的死亡时代已经走远（后两位是正常死亡，但是相熟，尤其给我题过字的牛汉老师，多次去过老人家位于鲁迅文学院北边的家中做客）；非著名的诗人死亡也已经走远，比如《十月》的诗歌编辑骆一禾，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的责任编辑就是他离开后《十月》另一位诗歌编辑。比如曾在中国青年报为我发过好几首诗的中国青年报诗歌编辑、当初的北大才子王长安，那么开朗、豪放、帅气、经常和我在一起把酒言欢的一个性情中人，居然在2007年的10月里的一天，在我熟悉的他独居的家中，上吊自缢了。这让我深受打击，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来，心情都异常沉重。

以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海子为标志，诗人自杀似乎就成为了一种流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自杀的诗人开始多了起来，割断静脉自杀的女诗人蝌蚪，绑石跳湖自沉的诗人戈麦，服毒殒命的浙江淳安诗人方向，在新西兰寓所杀妻后自杀的顾城，用丝袜自缢在医院的台湾三毛，前面提到的好友、前中国青年报编辑诗人王长安，跳楼自杀的诗人昌耀，在家自缢的河北唐山诗人周建岐，服毒自杀的女诗人谌烟，在上海跳楼自杀身亡的诗人胡河清，在家用菜刀自刎的云南青年诗人余地，在家自缢的广东诗人吾同树，在自家柴房自缢的四川诗人游复民，用洁白哈达上吊的西藏诗人荒流，在深圳跳楼身亡的“打工诗人”许立志、在石家庄跳楼自杀的诗人评论家陈超，在北京怀柔山中绝食而死的诗人卧夫……这一例例触目惊心的自我了断不仅是诗歌界的损失，更是全人类的损失。

一大批诗人的非正常死亡意味着一个终结，意味着精神世界在物质世界面前轰然坍塌。这一轮轮死亡之后，似乎逼迫新的诗人们进行再一次循环，重新思索诗歌意义的存在。物质贫乏，诗歌更需要继续高歌而行，作为没有饿死的诗人们，必须寻找活下去的方式。那个时代已经远去，这个时代要好于那个时代。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古语非常适合那些想不开的诗人。而真正优秀的诗人，也不可或缺地要经历先穷而后工的磨练过程，不是视死如归，而是向死而生，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和搏斗，少想那些消极的烂七八糟的东西，心无旁骛地钻研自己喜欢的领域，把自己变得强大，把诗歌写得美丽，还要有力量。这基本上需要诗人一生的执着！

“诗爱者”随笔之五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91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