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百匠
山村百匠
李雪顺
（一）
老家离白马镇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但山路绕行非常困难，所以显得十分闭塞。尤其在我长大成人的年代，小山村自成一体，各种能人巧匠在满足着周围百姓各种生活之需的同时，也成就着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二）
位于山里的老家，木匠的人数最为众多。也许一来因为老家大山延绵，为木匠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操作对象。胜利、板桥、水竹等村落点缀在起伏的群山中，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柏树、松树和杉树，间或还能看到长势参天的椿树、栗树，有的粗至合抱，有的直如笔杆。木匠们背着沉沉的背夹行走在林间小路上，背夹里的各种工具碰得叮当作响。一阵微风吹过，各种树木摇曳着身姿，树叶摩擦得沙沙着响，仿佛在召唤木匠师傅：“来吧，快把我做成一件称心的家具吧。”二来因为山里的人们靠山吃山，对木制家具的需求源源不断。走进一户户农家，桌子、板凳、睡床、风簸、水桶、橱柜等等，无一不取材于山间的木材，无一不凝聚着木匠的智慧和汗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山里的木匠向来不只会做几套漂亮的家具和各种用具，他们还能与石匠和泥水匠一起合作，在一条条粗大而笔直的木头上画线钻眼、榫斗铆固，在一块平地上矗立起一座人人称羡的木壁瓦房。在经济条件并不发达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工程堪称浩大，没有主人的勤扒苦做，没有四邻乡亲的帮衬出力，要立起三排乃至四排木架，最终形成两到三间排面的木房子并不容易。所以，工期推进到上梁的那一天，十里八乡的村民们都如约而至，或拎着几把蔬菜，或背着几斤挂面，做为一份人情送给主人。掌墨师一声令下，有的拉麻绳，有的执木叉，一列高两三丈、长三四丈的木架子徐徐立起。当两排或三排这样的木架子被一条条檩子（中梁）连接起来时，房子的雏形跃然出现。中梁上绑着红布，安放到屋脊位置时，劳作的人和围观的人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主人将装着米耙和糖果的篮子递给晃晃悠悠爬到最高处的掌墨师，掌墨师抓出一把，撒向众人，众人一边争抢，一边捂着耳朵躲着轰响的鞭炮。
我有个小学同学，一笔一划的汉字和弯弯拐拐的阿拉伯数字很让他犯难，但他心灵手巧，后来跟人学会了木匠手艺。我考上大学时，父母要给我做一口木箱带到学校，他们找的就是那位与我同村又同学的木匠。做木箱并不难，但我的同学做得十分精细，平时几个粗榫就能拼好的几块木板，他硬是做得像两把梳子才拼接起来，仿佛那是他做的一件工艺品，而非简单的盛物器具。二十多年过去，那口泛着松香的木箱子，一直被我用来保存家里最珍贵的物品。
（三）
山里有一种手艺人，他们的作品也许很难见到天日，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物品。男婚女嫁、成家立业，这一件物品当为必备，否则真的是寝食难安。那就是棉絮和弹花匠。
我爸爸就是一名弹花匠。我爸爸会的手艺不只一两样，但弹棉花是他的拿手好戏。半个世纪前，他跟着同村一位师傅学习这门手艺。跟着这位师傅走了不到半个月，看着师傅弹过几床棉絮，我爸爸就算艺成出师了。那之后，我爸爸背着一把巨型“二胡”（俗名“弓”或“弯子”）、一颗木制手榴弹（俗名“弓槌”）和一面木制盾牌（俗名“熨斗”），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在生产力落后，家里经济负担沉重的年代，我爸爸随着社员们一起忙完土里的农活儿，便要趁着黑夜，带着他的那一套吃饭家伙上路，前往早已暗中有过联系的潜在用户。白天不能背着工具招摇上路，否则会被队长“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外地忙完十天半月，他又会趁着黑夜，带着工具， 疲惫地敲响家门。回来的时候同样不能招摇，否则会被队长斥为“投机倒把”。敲门声响起，也许妈妈和我们兄妹三人早已呼呼大睡。如果没有睡下，那一定是我们兄妹三人最高兴的时候，欢呼雀跃着扑向爸爸，争抢着爸爸不知从哪颗果树上摘下的一个半生不熟的桔子，或者在哪家商店里买的一颗糖果。
弹棉花并不容易，单就那张二胡一样的弓来说，重量不下十斤，即便有插在腰间的竹竿分担重量，但随着木制弓槌一锤锤敲击在弦上，持弓的手所承受的压力不下二、三十余斤。当时的棉花质量普遍不高，杂质甚多，需要反复弹打，方能使之蓬松而纯净，以做成雪白的絮堆。絮堆做好，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小部分，更艰苦的是铺线和压实。我曾经在寒暑假担任助手，辅助父亲完成铺线。一圈圈棉线已由爸爸事先绕成了一个个纺锤一样的线轮。我们兄妹也曾试着一展身手，但绕出来的线轮不是松松垮垮，就是一碰就散。当时的工具十分简陋，从五个线轮里拉出的五股纱线穿过父亲的指尖，我抓住他递过来的一咎线头，往后一退一拉，再用梳齿定住纱线的宽度，再往后退到略微压过的絮堆边沿，将五股纱线均匀地铺上絮堆，父亲则用手指刷地扭断纱线。线轮吱吱旋转，父亲的指尖咔咔作响，我退后的脚步哒哒响起。现在回忆起来，那样的场景仿佛仙境。但在当时，累得直不起腰不说，冬天冻得双手通红，夏天热得汗流浃背是常有的事儿。
这点冻和热其实算不上什么，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带着我往川黔交界走那一遭才真叫做考验。川东地区流行一句俗语，“养儿不用教，武隆彭水走一遭。”我读初中时的成绩非常一般，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给我安排了这么一堂“政治课”。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和父亲早早地吃过饭，扛着那套弹棉花的工具，朝着贵州的方向出发了。我家与贵州的直线距离也许只有几十公里，但那天我们走的是林业工人踩出来毛狗小路，时而直上，时而直下，时而跨过一道沟，时而翻过一道梁。不多一会儿，我们进入了大山的深处，四周一片死寂，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走了老半天，愣是一个人影子也没有遇上。一路上，父亲不时问我走得累不累，还走得动不。眼见我背上的行李一件件转移到他身上，我仍然走得有些吃力，父亲不失时机地提醒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啊。那段时间，父亲就在那一片森林做副业挣钱，晌午时分，他带着我寻到一户人家，简单吃过几个水煮土豆便继续赶路。天就要黑下来，就在我早已累得说不出话的时候，父亲前些年弹棉花时招的干儿子家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父亲也许早就知道，活儿并不好找。第二天一早，我们扛着行李去贵州的一个镇上转了一圈，失望地踏上了同样艰难的返程之路。这一趟下来，我坚定了读高中考大学的信念。
就这样，父亲带着一张弓、一根弦、一块盾和一把槌，趁着农闲，走遍川黔交界的山山水水，换来浸满汗水的额外收入，除了用于给生产队上交一定的工分，还要给母亲看病买药，甚至供我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父亲也是个技艺精湛的石匠。上世纪70年代，武隆县举全县之力，在赵家乡山虎关修建一座大型水库，一为河道防洪，二为几十个村社的农田灌溉。父亲作为民工被抽调参加水库建设，并在此期间学会了石工手艺。据他回忆，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年代。由于时代和地形限制，大型施工机械不说没有，就是有了也难以运到工地。无论严寒酷暑，还是炎炎夏日，也不管家中的孩子正嗷嗷待哺，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工地上常年奋战着上千名管理者、技术员和农民工，划分为6个连队，每个连队100多人，外加一个直属连，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一块块条石，需要他们一锤锤敲打成形，再安放到位。一挑挑水泥，需要他们一杵杵搅拌，再涂抹均匀。为修建这座当时堪称巨型的水库，我一个隔房叔叔献出年轻的生命，被武隆县人民政府评为革命烈士。进入新时代，这座水库更加焕发出活力，吸引着来自全国的驴行者和露营者。
学会石工的父亲曾经拉起一伙人，专门替人修墓。在他们的手下，数十块顽石变成了或方或正、或雕花或刻字的组件。数月之间，他们的脚下堆满石屑，眼前赫然立起了一座石底、石墙、石门、石顶的坚固坟墓。墓主人正站在一群石工的边上，手里攥着一大把钞票，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我曾目睹父亲和一帮石工伙伴们的劳作，面对一至两吨的巨石，只见他们手持简单的钢钎和錾子，先是在巨石底边找到合适的点位，再插入钢钎和錾子。我父亲领着号子，其他人轻声唱和，就见那块巨石慢慢挪动了位置。见我看得目瞪口呆，父亲说，石匠们搬运巨石靠的是巧力，而不是蛮力。我慢慢明白，所谓巧力，就是找准支点和着力点，众人齐心协力，任何难题都可以轻易化解。
一地有一地的风俗，家乡的人们相信，石墓比土墓更干爽，保存得也更长久，自己的灵魂也会住得更加舒心。做石匠的父亲给很多人修过石墓，也希望自己百年归天后能住进这样的墓穴。父亲年近古稀，我们兄妹不忍心拂了他后半辈子的渴望，答应了他的要求。我们想了两句话，一定要刻上父亲的石墓：“叮叮錾子响，铛铛弹弦鸣。”这两句话是父亲一生学艺的总结，他总拿自己的经历教导我们，做的棉絮让人家盖一辈子不散架，做的石碑千年万年不倒掉。
（四）
村里人的手艺不一而足，曾经最让人羡慕的要数杀猪匠。我出生在60年代末，没有经历过最艰难的岁月，但对于物质匮乏、衣不暖体、食不果腹不是一点没有体验和记忆。每当回忆起青少年时期的70和80年代，我的鼻孔里就仿佛飘荡着红薯干在火堆里烧焦的糊味儿、漆籽油在铁锅里煎菜的异香气。滚烫的红薯干往往烫得满嘴起疱，漆籽油让体质过敏的人满身长疮，现在的人都对它们难得生出好感。一年四季下来，不能光吃白菜、萝卜、土豆，家家户户好不容易喂大的肥猪，哪怕杀掉之后只能吃上一半，另一半必须按照规定卖给公社的食堂，但人们也都盼着杀猪那一天的到来。其实，说“肥猪”有点抬举它们，很可能更多地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愿望与期许。
村子不大，却有两个杀猪匠。实际上，你要是下得了狠手，谁都愿意当杀猪匠。我们那一带的人有句俗语：“人爱有钱人，狗爱杀死汉。”这杀死汉说的就是杀猪匠，年关将近，杀猪匠们忙完东家跑西家，满身散发着血腥味和油腥味，饿了一年的狗狗们当然喜欢围着他们转悠。那个年头里，杀猪少不了要上税。跟杀猪匠关系不好的，见税票，下刀子。跟杀猪匠关系好的，先下刀子后补税票也行。我就曾经大胆想过，不上税，自己把猪按到长凳子上杀了行不行。结果呢，不上税不行，自己把猪按到长凳子杀了也不行。自己杀猪不行的道理，只消看过几次杀猪的场景就能明白，不交税不行的道理却花了我很长时间才总算弄明白。小时候，肥猪似乎总不愿意遂人的愿，跟现在早早明白事理的人一个样，那就是拒绝长大。打猪草是我们儿时的主要劳动任务，时代落后，土壤贫瘠，我们一帮小孩子背个大背篼，跑遍整个生产队的全部土地也很难割满一背。大人们常常笑话我们说，你们那么多人走一起，猪草都吓得不敢长出来了。母亲默默无闻，喂的肥猪却常常受到杀猪匠的夸奖，父母听到这样的夸奖，心里就十分的高兴，这样的高兴劲直到我们慢慢长大，在学业上逐渐取得好成绩时才开始有所改变和转移。
猪的个头并不大，但平白无故要它的命，它当然会奋力抵抗。为了把并不肥大的猪按上长凳子，父亲总会提前一天给队里的好朋友打招呼。一大早，我们三兄妹只管不停地添柴，好把一大锅水烧得滚烫。等到一帮人把猪赶出猪圈，开始揪它的尾巴时，母亲和我们早已躲在了一个角落里。我们听不得肥猪撕心裂肺一般的嚎叫，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喂了一年乃至两年的肥猪，霎时就要被杀猪匠送去见阎王。母亲红了眼睛，我们兄妹更是感到十分难受。想想那肥猪有时候趁门没关严偷偷溜出猪圈，一眨眼就进了菜园子。我们前去赶它时，它一边很不情愿地往回走，一边抬起头来对我们哼哼着，仿佛在说：“我还没吃够呢！”一顿饭的工夫不到，一头活蹦乱跳的肥猪就被人大卸八块，摆上了神案，等祖父和父亲祭祀完各路神仙老祖，杀猪匠又变成了手艺高超的大厨子。杀、煮、吃、拿（走猪鬃毛）一条龙，那也许正是我们队有两个杀猪匠的原因之一吧，毕竟在那个年代，又有哪一门手艺能如此名正言顺地吃香喝辣呢。
其实，因为有机会吃就去学杀猪这门手艺只是我的猜测，也许跟“狗爱杀死汉”这个说法一样不靠谱。我家养过一条狗，这条给我们几个小孩子的童年带来无数欢乐的狗狗，就对队里的一个杀猪匠恨了一辈子。我家养的这条狗，长相非常帅气，一身灰白的毛，四肢强健，口吻粗短。很有喜感的是，它的尾巴也很短，因此它本来是想摇一摇尾巴，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摇起了屁股。很多人不明白，它的尾巴为什么那么短小，完全不像其它狗狗那样，总是把尾巴翘上了天。时至现在，我还时常听见有人说，你看，那条狗的尾巴是不是被车子给压断了，好短呀。每当这时，我就不由得想起家里曾经养过这只短尾巴狗。同时，它的性格非常温顺，每次遇到家里的人从外面回家，只要进了它的听力范围，它都会大老远地跑出去，一路撒着欢，一路摇着尾巴。哦，对了，它哪里是在摇尾巴，分明是在摇屁股，或者说它是在摇着后半身，反正你一看就知道它那个高兴劲。不止我们一家人觉得它温顺可爱，村里人只要跟它熟悉了，都会夸它。它略微吠叫几声，提示有访客来到，一旦确认来者熟识，便马上摇起了尾巴。呵，不对，是摇起了屁股。
不过，这样的情形总有个例外。每次听到它狂吠不已，同时显得十分焦躁，我们便知道，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访客。这位特别的访客，不是别人，正是村里的一位杀猪匠。杀猪匠的职业特点就是见血带腥，虽说村里的这位杀猪匠长得慈眉善目，说话和气，但它的身边的确活跃着几只撵山狗。只是我家的狗偏偏对他没有好感，不仅见了他就是一通狂吠，而且常常追着他，一边叫，一边显出愤愤不平。而这位杀猪匠也不同于一般的人，遇着我家的狗对他一番狂吠和痛恨，他不仅不痛恨，反而自嘲一般地说，下辈子再不敢干这种事了，因为连这么温顺的狗也不会放过他。不是他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在我家刚养那条狗的时候，爷爷不喜欢它长大成年后，与一群公狗为争母狗而在庄稼地里东跑西颠，把辛辛苦苦种起来的禾苗给糟蹋掉。于是，他们请来了杀猪匠。杀猪匠手上有的是力气，我爷爷用一把连枷按住狗头，他双脚稳稳地踩住四条狗腿。面对此景，我家的狗只有时而嚎叫时而哀鸣的份儿。只见杀猪匠手起刀落，我家的狗一声惨叫，很快就落荒而去了。从此，它成了一条对母狗不再有任何兴趣的狗，性格温顺，对庄稼地也没有了任何威胁。可让人想不到的是，它似乎一辈子记住了给它来那么一刀的那个人。这是一条人见人爱的好狗，在我读大学期间，它渐入老态，终于无疾而终，据说我爷爷奶奶为此而伤伤心心地流了不少的眼泪，并安排我在家的堂弟把它郑重其事地埋在了后山的一处山坡上。
（五）
过去的农村独立而居，相对较为封闭和自给，因而匠人繁多，为一定范围的百姓提供生活支持。人们建房用的瓦片，不由城市里的工厂上产，而由各村自己的车瓦匠通过和泥、车坯、干燥和烧制等工艺制程。制作家具所需的漆料也由一位位穿得五颜六色的漆匠来提供。漆匠因为一个夏季都要在漆树上爬上爬下收集原漆，再加以熬制，整个过程难免让自己沾上星星点点的漆料。而不同阶段的漆料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所以干了多年之后，漆匠的服装就像一套天然的迷彩服。大人时常抱怨小孩不讲清洁卫生，说“穿得像个漆匠”。
山村里有一种匠人，没有人请他们，而是自己给自己展示和消费技艺，这就是撵山匠，学名叫做猎人。撵山匠的屁股后面常年跟着几条长相精瘦、脚下生风、毫无畏惧的撵山狗。在允许使用火药枪的年代，撵山狗为撵山匠们发现、驱赶并找寻猎物。近年，由于火药枪受到收缴，撵山狗有时候又成了撵山匠们的护身符。无论野猪多么凶猛，胆大而护主的撵山狗总是勇敢地冲在前面，为手持尖棒的撵山匠们提供最有利的保护。撵山匠没有人请，有时候甚至让逼急了的野猪撕咬得缺胳膊少腿，但他们初心不改，每到农闲时节，只见他们结伙成群，吆喝着几条撵山狗，毅然决然地踏入了白雪皑皑的莽莽密林。
还有几种“匠人”，是人们避而谈之，甚至避之不及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春不播种，秋无收成，缺衣少穿，会被周围人戏谑为“将来恐怕只能当个舔碗匠”，意即一事无成，只能做个乞丐。大人一贯教导孩子要爱护东西，无论损害了自家的物品，还是别人的物品，都要当“赔匠”，一点都没有好处。
（六）
匠人也被人们称作手艺人，稍有潜力的年轻人往往在父母长辈的引导下，逐渐确定并习得一门手艺。只要手艺人把这门手艺逐渐摸透习精，往往会受到周围百姓的高度肯定和格外尊重，那么他一辈子的吃穿基本就有了保障。所以，有句俗话说得好，“一门手艺在手，不怕锅里没有。”
不过，要学会一门手艺，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除开家庭背景和个人天资，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师傅至关重要。乡村世界很少有人懂得供需平衡的道理（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种植和养殖一窝蜂事例），但他们知道，如果教出了一个徒弟，尽管享有“师傅”这一尊敬性称谓，但同时也相当于在有限的范围内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竞争对手。当然，如果有亲戚关系或其他重要因素，这样的师徒培养在所难免。因此，我爸爸学习弹棉絮这一手艺时，他的师傅已经年近花甲。师傅一大把年纪才同意收他为徒，一来因为他不能把自己的手艺带进坟墓，二来因为我爸爸眼巧手巧，跟着他师傅学了十三天就顺利出师，而一同学习的另一位徒弟硬生生花了一个月才勉强出师。不过，师徒关系一旦确立，就会牢不可破，维系终身。我与爸爸的师傅八竿子打不着，但我得尊他为师爷。师爷在世的时候，我爸爸会年年给他拜年过生。即便师爷已经去世多年，我爸爸仍旧在每年的春节时到他的坟头烧一炷香，烧几张纸钱，再放一挂鞭炮。这种终身牢不可破的关系，正应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
很多人学得一门手艺，是为了更好地混口饭吃，我爷爷却把手艺更多地当成了一门艺术。我的祖上家境贫寒，爷爷曾经做过力夫，在四川和贵州之间背运过大米、食盐等，后来乘着大跃进的风潮到一家地方钢厂当过炼钢工人。回家务农后，年过半百的爷爷面对房前屋后竹林成片，而家中用具消耗日增的现实，竟自学起了篾匠手艺。随着不断的揣摩和领悟，爷爷逐渐不再满足于把每一样竹器单纯地做成日常用具，而更多地在器具之中融入他自己对于手艺的理解和追求。渐渐地，爷爷手下的篾条变得更加匀称，厚薄、粗细愈加一致。当然，扔掉的废竹料也越来越多。终于，爷爷编出的背篓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摸上去没有了竹片常有的硌手感，平滑而圆润，细腻而结实，背篓口的螺旋式锁边规整而均匀，两条系带的下半部分宛如结实的鸡腿，上半部分恰似姑娘们精心编织的发辫。爷爷将竹子一剖两半时，我们最爱做的事情是挑选其中未被划破的竹膜，将一头略微缠绕，往里吹气至鼓胀，再将另一头缠绕形成长球状。玩腻了这个长球后，把它放在掌心一拍，轻轻的爆鸣声往往会让我们兴奋好一阵子。找到竹膜并将其完整取出，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但爷爷往往能起出很长一段竹膜。每当这时，他就会淡淡地对我们几个小孩子说：“新笋出林高过母，箍桶还要老篾条。”现在想来仍然如此，我们所学到的书本知识也许远高于父辈，但人生阅历和待人处事的智慧，尤其对于手艺的理解可能还要向他们学习。
曾经有很多人为生活所迫，学得了一技之长。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现象正在逐渐改变。有些手艺依然受到追捧，如剃头匠，不过改成了洋气的名字“美发师”。令人欣慰的是，不管在大都市还是小城镇，在一些街心花园，还能偶尔看到几位剃头匠摆摊为生，他们价格低廉，技艺精湛，总会受到一帮忠实顾客的长期拥趸。然而，有的手艺受到了时代的严酷考验和无情淘汰。我们村曾经有位手艺人，估计他只会做一样东西，但就是他做的这样东西，对村子里的每家每户来说都必不可少，那就是木瓢。无论何时，每个家庭都少不了要用到木瓢，用于舀水、舀饭、舀汤、舀猪食、舀屎尿等。大的、小的，长柄的、短柄的，各种材质和规格不一而足。虽然制作木瓢有这么多变量，但这位手艺人把挖瓢手艺做到了极致。一段毫不起眼的木头到了他的手里，经过砍、挖、修、磨、泡等几道工序，很快就成了一把精致而好用的木瓢。但木瓢制作耗时耗钱，终究比不上商店里类型繁多、色彩艳丽、耐烫耐摔的塑料瓢和金属瓢勺，挖瓢匠似乎也永远地停止了他操持过大半辈子的手艺。更多的手艺被现代工具取而代之，如弹花匠。在城市的很多背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棉絮加工店。方圆百里之内，我父亲也许是唯一的手工棉絮加工者。面对他那位用上现代化机器的同门师弟，我父亲坦然地坚持在农闲时节以手工形式，把一捆捆棉花加工成一床床雪白而暖和的棉絮。十里八乡的乡邻每遇到女儿出嫁，总会请我父亲做几床棉絮做为陪嫁，因为父亲的广告语是“我弹的棉絮管用一辈子”。
对许许多多曾经的山村匠人或手艺人而言，会一门手艺或许只是艰难生活里的一种保障或一份荣耀。“只有吃苦的庄稼汉，没有落魄的手艺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手艺人往往因为收入稳定、心灵手巧、卓有建树而受到四邻八乡的羡慕和称赞，赢得美人归的故事更是不绝于现实和书本。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正是这些匠人的长期存在和他们世代不断的传习、琢磨、提升与再传习，丰富了人类非物质文化这一精神宝库。手艺的兴衰，自有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但除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会随之发生变化，它对文化的作用力也不可忽视。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弹花匠的儿，会弹（谈）不会纺（访）”，意指一个人只会夸夸其谈，缺少实际的干事能力。我因为读书刻苦，离开农村成了一名教书匠，确实很难子承父业。但我一直觉得，山村百匠的诸多技艺应该有所传承。那么，权当我的以上文字，就是对他们的技艺的一种继承吧。
作者介绍：
李雪顺，重庆武隆人，47岁，教授，翻译家，供职于长江师范学院。译著《寻路中国》荣获“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1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一名”等奖项，译著《江城》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提名奖”“2012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七名”“重庆翻译学会第四次优秀翻译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译著《奇石》荣获“新京报2014年度畅销类好书第一名”“腾讯•商报2014年度“华文好书”文化类第二名”等奖项，另有译著《桑切斯的孩子们》《中国十亿城民》《剩女时代》等。
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聚龙大道98号 长江师范学院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