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文化精英集体误判的启示
中国的民族精英分子，曾经在上世纪初，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对待中医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就是诋毁乃至打压。
胡适与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思想领袖。胡适留美后，便断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医。他曾经这样评社会活动家、地质学家丁文江：“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他居然把反对中医上升到道德高尚的高度。但在1920年，胡适生病了，西医认为是糖尿病晚期，无药可治。胡适不甘心，在别人的劝说后试试中医。名医陆仲安第一次把脉后即说：“此病简单，几服药即可治愈。”胡适服药数月，症状全消，再去医院检查，病患无影无踪。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在被西医判死刑后，却让他嗤之以鼻的中医救下命来，因而极为尴尬，但他反中医的态度还是很坚定，虽然感激救命的陆仲安，送画题词以示“没齿不忘”，但在公开场合对此事依然不置可否。而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代表陈独秀则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还有梁启超，大概是反中医“优良传统”的始作俑者，居然在被西医把他的一只好肾割掉后，还是不愿求助中医。西医在割错肾后，又说梁启超的血尿病根在牙齿，他又心甘情愿地让西医拔掉7棵好牙，结果病情更重，但他至死贬斥中医、对西医痴心不改。
孙中山呢，也是如此，临死前在别人（这个别人就是明知中医还行，就是不肯公开认可的胡适先生）劝说下只好请来中医，但在中医诊脉时，转过头去不跟中医面对面，似乎表示中西医势不两立（孙中山本人是西医）之态度，又表示是别人硬要你来，跟我无关。
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不必说了：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梁漱溟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郭沫若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1929年，民国政府提出“废止旧医案”。我们现在经常指责那时的政府鼠目寸光，可笑之极。如果看看那时中华民族的高智商群对中医的态度，就明白政府要废除中医，实在是表达了全社会“良知”的共识，非政府之错。上述这些人，是当时中华民族在知识文化领域的杰出代表，这点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他们对中医的态度是不是误判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显然是的。我们看趋势：这么多民族精英和几届政府都没能成功取缔不受任何政治势力保护的中医，说明中医的确有生命力。且中医目前在全球渐行渐盛（在美国加州，1980年提出并通过《中医行医规范法案》。2001年9月，《2001年中医师行医规范提案》获州长签署成为法律），说明中医即便在西医为正统的西方也是有生命力的。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19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交给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祝总镶一个任务，要他用科学手段证明究竟有没有中医所说的经络。祝总镶答道：我肯定会证伪的。周恩来说：不管什么结论，有证据就行。祝先生经过20几年的探索，结果证实确有经络，而且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对经络着迷，最后竟提出了321经络养生法，此法风靡全国，在全球也获得极高评价。（插一句：类似的经络养生法其实早已有之，但只是中医界人或相信中医的人在践行，崇信科学之人不屑一顾；这次是西方系科学权威提出来的，所以影响极大。呵呵，你懂的。）再有一个是中南海领导人的保健医生胡维勤。他学的是西医，学成后分到中南海做保健医生。可以肯定，胡维勤的西医学得极好，否则领导人怎么敢把身体托付给他？做保健医生时，他又跟中医名家学了中医。结果他的结论是：中医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西医是一门技术，中医是一门艺术。他后来为人看病都是从中医出发，西医降为辅助。他写了一本书《将中医进行到底》，彻底成了中医的信徒。
由此可见，我们民族的文化精英那时对中医的诋毁，是一种集体误判，这应该是千真万确的。
二，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误判不涉及任何政治立场、个人道德的因素，完全是认识论原因所致。
西方的洋枪洋炮轰开中国大门之时，中国传统武器之毫无战力暴露无遗。西方各种技艺在“民主与科学”口号下传入，把传统的中国打得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成了中国精英分子挽救中国的理想与稻草。西医的消毒，白大褂，打针，通过繁复程序精炼出的小巧精致的白色药片，以及各种令国人瞠目结舌的外科仪器，成为科学在医学上的象征。拿这些标准去衡量中医，中医自然一无是处：穿便服、邋里邋遢的郎中，连消毒都不懂，只知道搞些莫名其妙的药引子（配对的蟋蟀之类），结果还把鲁迅先生的父亲大人给治死了。当时凡是稍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人，一律瞧不起中医，因为中医离“科学”的大门何止万里。更重要的是，中医中庸医占了十之八九，总体上疗效的确不及西医。因此，民族精英的集体误判实在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既然是误判，那么“误”在哪里呢？我以为教训是很大的。
首先，这些精英分子对中医都是一窍不通的。对一个自己只知皮毛的东西妄加评论，以想当然取代深入研究，是精英们集体误判的学风道德原因。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指手画脚，是常人的陋习。常人往往囿于一得之见、妄加推演，堕入荒谬，是一种通病。看来即便是高智商者，也无法免俗。胡适先生不必说了，在中医救了他性命的情况下，也不给正名，可见陋见根深蒂固，迹近思想中邪、不肯悔悟的老人。鲁迅在骂过中医都是骗子之后，居然后来开始收藏中医书籍，显然，他内心不认为中医等同于骗子，可是他也没有收回这个骂名，因为他实在是不懂中医，不觉得需要正名，即便中医不全是骗子，也还是不如西医的。可见，对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东西，必须闭嘴，尤其是名人，就像皇帝的金口，说你有罪，无罪也要找出罪来，很难翻身。这是精英集体误判的第一个教训。
其次，由于不懂中医，就把中医误认为是跟西医一样的技术，殊不知中医首先是一种哲学，只有领悟了这个应对世界的哲学方法，才谈得上高超的技艺。《黄帝内经》早就说了：“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好中医的。从根本上说，中医不是技艺，而代表着解决棘手问题的综合学问，这个学问包括正确的方法论和在此方法论指导下的技艺。因此，名医都是智商超群者。范仲淹说过：不为良相，就为良医。他把治国高手的宰相与妙手回春的医生相提并论，可见中医对学者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如今，高中毕业进入中医学院是很简单的，考不上西医大学的基本都能进入中医学院。一个需要情、智双高才能学好的学科，居然只有中低资质者来学，庸医占比极大是情理中事。把无法领会中医精髓的庸医看作是中医的代表，岂非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排斥异己文化的西方陋见。当时我们的民族精英，几乎都把西方文化视为科学正宗。以成败论英雄嘛，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那时几乎每次东西比拼，都是中国完败，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已成不争的事实，所以要富强，就应该排斥中国旧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胡适甚至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方能获救。这是精英们集体贬斥中医的文化原因。这些精英们不懂的是：不同文化各有优劣，而排斥异己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陋见。
世界三大宗教能并存几千年，说明不同文化都有合理的存在理由，没有对错之分。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合理与局限。其实这很好理解：你站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每个角度能看到与看不到的都是不同的，于是就产生都有其合理与局限、可以并存的各种文化。西方崇尚征服，崇尚竞争，崇尚效益，崇尚自身的眼前利益，这些理念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功效；而东方着眼于宏观整体，坚守可能与短期利益相悖的长期利益，追求与自然同沉浮的长期平衡，不注重近期功利，着眼于“可持续”（“可持续发展”是西方一厢情愿的伪命题：任何发展总是有始有终，只可延长存在期，不可能永远持续）——这个理念使得中国成为硕果仅存的古文明。这两种由文化角度不同孕育的不同世界观，应该说都有存在的充分理由：西方的功利主义使之能统治世界；中国的文化使之能存活五千年、近代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能起死回生，这就是两种文化都有局部合理性、可以并存的证明。问题是，认为不同的世界观可以并存，也是只有中国文化才有的理念，而西方文化的征服、扩张观一向是“唯我独尊”，“顺昌逆亡”的，西方文化只认可自己的文化，不认可其他任何文化，所以它们认为输出价值观、全球西化、干涉别国内政，是在拯救世界，是天经地义的；而东方文化认为让别人也站在你的角度看世界，是不符合实际的：空间点的占有主体具有一维性——两个主体不可能同时占据同一空间点，这是常识。因此，中国的民族精英之集体误判，深层原因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开始排斥文化异己的结果。
三，
我们进一步看看精英们是如何以西方科学观为标准，来抹杀中医的合理性的。
陈独秀反对中医的理由是：“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这完全是从西方科学观出发的狭隘看法。西方医学崇尚解剖，认为只有把人体看得一清二楚，才能治好疾病。可以说，西医的基础是解剖学。但是，中医认为解剖只能告诉你具体脏器的物理位置，以及脏器之间的看得见的物质联系，不能告诉你脏器之间的功能联系，所以医学不能依赖解剖。比如说，某工厂的一个车间在上海的奉贤，另一个车间在崇明。从地理位置（即解剖角度）看，当然看不出这两个车间在生产上存在前后工序的联系。西方科学反对中医的经络学说（这是中医的两大理论基石之一），根据就是解剖学上没有发现经络，所以经络不存在。中医在解剖学上较之西医非常落后，这是事实，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原因就在中医认为过度相信解剖是不行的，会误导的，是无法产生睿见的，所以中医对解剖往往适可而止，大部分精力放在“司外揣内”学说上：就是说，内部运动的情况往往更正确地反映在外部变化上，解剖所见的具体位置只是功能运动的基础，不是运动的具体指向。中医不搞解剖，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解剖位置是死的，人人都是这样，但人的功能失衡却是各不相同，所以解剖是不能指导对其人其病的具体病机分析的。如果中医崇信解剖，就不可能产生经络学说，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医，因为解剖是永远发现不了经络的。现在尽管在解剖上还是找不到经络，但却承认经络的存在了，这不是充分说明解剖的局限了吗！问题在于，全球之所以承认有经络，是因为西学权威以西方科学的音频和电阻手段来间接发现经络的，所以大家都承认了。如果周恩来不要求祝总镶去证明，西学人士肯定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中医人士做了也没人信，恐怕国外迄今都不会承认。文化排斥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事。而中医通过“司外揣内”的理论，早就发现了运行气血的通道——经络，并以此作为治病的主要手段。古人凭什么发现经络的呢？肯定不是凭解剖！所以中医不看重解剖是理所当然的！
金朝四大名医之首张从正说过：不懂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中医把一个看不见找不到的东西作为治疗疾病的基石，究竟是荒谬还是高明呢？如果荒谬，名医张从正岂非一个成功的骗子？
再比如，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人不舒服去看病，各种检查下来，医生的结论是：你没病！医生说这话一点不会觉得不恰当，因为他相信的是解剖与化验，不相信你的感觉。如果你坚持认为自己不舒服，他就会轻声说你神经病是不是有问题。这类人往往只好转向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不会说你没病的，因为不舒服就是内部不和谐的外部征象，内部不和谐让你感觉到了就是症状，就是病，就需要拨乱反正，重归和谐。而西医非要等不和谐发展到指标不及格了，才算生病（我在插队时，上海诊断肝炎的指标是40，而在江西，这个指标超过60才算肝炎。一个上海知青的指标是50，在上海算是肝炎，需要隔离，到了江西，算是健康人。这是高明呢还是荒谬！）。
至于五行生克，阴阳寒热，在只承认西方科学的陈独秀看来，自然是无稽之谈，殊不知这才是东方的真正的哲学观，应用到医学上就产生了真正的中医学。现代的人都知道，任何系统都是以各部分平衡为要义的矛盾统一体。处于平衡状态的矛盾统一体，用中国古话说就是阴阳平衡。中国古人说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用抽象概念，往往采用以实代虚的说法，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谁都知道不是指三个人。因此，阴阳——太阳照到的地方叫阳，照不到的地方叫阴——这两个实指的字就用来虚指抽象的矛盾概念（矛盾两字也是以实代虚）：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相互因果的阴阳事物所组成，阴阳事物具有三个变化形式：此消彼长（在中医里即阴盛阳衰或反之）——短期出问题；共赢（在中医里即阳生阴长）——运行良好；共输（即阴阳两虚）——长期出问题。《黄帝内经》以少有的决断口吻宣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也，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中国古人早就把世界的矛盾统一性看得十分透彻，而且认为是成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们之所以认为阴阳理论不科学，是因为许多人，包括很多中医师，不理解这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实证科学。比如，你从寒热、虚实的角度去分析人体病机，就是在应用阴阳方法论。如果你把它当做实证科学，把人体的每个局部，世上的每个物件都去附会阴阳，这个属阴，那个属阳，这就把阴阳理论庸俗化、荒谬化了。根据这类误用来诋毁阴阳，是你的理解问题，不是阴阳理论的错。
阴阳论是叫你把任何系统都去一分为二看待，但这两大阵营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说它抽象，是指不能机械地把每个事物去套阴阳；说它具体，是指阴阳关系即事物之间的制约依赖关系，一定会体现在系统具体事物的具体关系中。每个系统中有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内部和相互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阴阳理论就是你分析理解这些复杂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的钥匙。古人用“五行”来说明这种阴阳统帅下的局部关系。五行理论就是阴阳理论在人体中的具体应用。木火土金水，也是以虚代实地指出五种不同性质的运动态势：生——长——收——藏，在4种运动形式的过渡期有平稳的“土”。五种形式分别指代肝（木）的生发，心（火）的旺盛，肺（金）的收敛，脾（土）的平稳，肾（水）的蛰藏。实践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五脏的实际运动就类似于这些特征。比如肝，肝气生发是其正常生理功能，肝气不生发即为肝气郁抑，是为病，如生发太过，就是肝阳上亢，也是病：肝气的郁抑与升发太过是肝内部阴阳失调的具体体现，我们把肝气中的两种有依赖与对立关系的力量非常形象地称为肝阳与肝阴。如辩证结果只是肝内部的阴阳失衡，那就调理肝本身；如果辩证结果是肺影响了肝的失衡，那就去治理肺；而肺气对升发太过的肝气具有的收敛降服作用，是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一，这在五行理论中就叫金克木：即肺能制约肝。我们用阴阳五行能很好地理解脏器的这类关系。数千年来，你只要辩证正确，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去治疗疾病，无一不效，你能说五行是迷信么？从五行生克乘侮的角度来调理五脏，治疗疾病，只要辩证得法，就会立竿见影，这难道不是更高明的科学吗？但是，阴阳五行是指导具体分析脏器关系的理论，就像所有的理论一样，具体分析一定要从具体事物出发，不能用理论去套具体现象。就好比阶级理论吧，资产阶级总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是理论，但某某人是资本家，你就认为他必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用理论去套实际，显然是不对的。五行理论也是如此，如果机械使用，的确等同于迷信。
广而言之，在任何领域解决棘手问题，采用的正确方法无一不是阴阳理论，既矛盾关系分析法。就拿中国革命来说，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主要矛盾是三座大山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三座大山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代表国外利益的资本主义。中国要翻身，必须解决三座大山。但是什么力量能强大到能推翻三座大山呢？孙中山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几经努力，三座大山岿然不动。这在中医上等同于辩证错误，吃药无效。共产党经过对各类矛盾的分析，认为只有依靠工农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实践证明这个辩证是正确的：终于药到病除。期间运用的战略药方是舍弃城市暴动，选择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对各种力量（阴阳成分）分析的结果。其分析方法与过程与中医治病的分析方法与过程，在思维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