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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趣

2016-06-01 21:33 作者:李映泉  | 8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童年记趣

李映泉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童年是一首甜美的歌,百唱不厌;童年是一个难忘的境,常常萦绕在心头;童年是一瓶陈年的老酒,香气四溢;童年是一头初生的牛犊,全然不怕虎……

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度过的。虽然那时常有饥饿的阴影伴随,但非常快乐、开心;虽然也有个别的忧愁事,但总觉那是人生最自由幸福的一断时光,令人难以忘怀且不由不笔以记之,情愫连连。

一、文艺宣传队——挑动我的艺术兴趣;六的引导,初显我的艺术才华

对童趣的最初记忆大概始于“文革”中的1968年,那时我已四、五岁。当时爷爷正看管着农业社的麦场,我每天跟上他转。隐隐记得有一次,可能是时节,麦场上突然来了一群人,排了大半场。他们个个身穿绿军装,手拿一把红缨枪,英姿飒爽,生龙活虎般地表演着,后来还演唱了歌曲。我真是羡慕极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小时候除了爷爷,跟六爸的感情要数最好了,一是我们俩年龄相近,他比我大六、七岁,再是因听说他把我从小看到三、四岁以后,才又由爷爷领上看场去了。所以大概在五、六岁左右,我就跟他学会拉二胡。刚开始还不会持琴、运弓、换把等,都是六爸手把手地教会我的。由于我的好奇、好胜,练习不久就很快熟练起来,并能把“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曲子拉下来。从此就每天拉,有时六爸拉完我接上,他若不在,我就一直拉。并且稍大一点就自己组织了家庭社火队,叫弟妹们唱,我拉一些歌曲什么的。

从八岁开始上学到以后十二、三岁时,我已同两位老师一起成功地合作了当地学校文艺演出的乐器伴奏,初显艺术才华。十六岁起随六爸参加各农业社改革开放初期的社火汇演,连续几年。由于我们协作配合拉得很好,所以每到一地均获得群众很好的评价,获得了很好的印象。1975、6年,我还同几个同学负责了学校“五一”、“六一”专刊的美术字及其它图案设计、策划等。

1978年初中毕业首次参加师范类美术专业考试,全会宁初选上12名进行复赛,录取7名,没有我,后来听说叫人顶掉了,很后悔!不然差点走起。那年也就是十四、五岁,以后不知何故,也不知为何未报音乐专业?凡正一直再未考,大概与艺术无缘吧!

二、“读书”初探

从我记事起,就十分喜好书。有一次,我们在玩耍时,偶然发现上房房梁上挂着一捆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我非常好奇,这是什么?便决定亲自上去查看一下。我一脚踩着炕上的几床厚被子,一脚踩到箱架上,再抬起脚刚好够着。拆开牛皮纸一看,里面全是书。我高兴极了,随便抽出一本一翻,首先出现毛主席彩像,再就是一页一页的字,一个都不认识。我于是接二连三地抽出几本看,可是这一抽糟了,绳子一松,将所有的书全散落下来,掉到地上。我害怕极了!心想这下完了,父亲一来不把我打死才怪呢,怎么办?急中生“智”,我和底下的几个伙伴一商量,赶快将书转移到西北角一孔土窑里的磨台周围,满以为这下安全了,不会有多大问题。没想到几天后还是被母亲推磨时发现了。我现在已记不清此事是怎么处理下去的,母亲是怎么汇报我父亲的以及父亲究竟打没打我,或怎么过问的?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后来书又被放到西面一孔窑的一排货架上了。

不知是由于未受到父亲的惩罚还是喜欢看书,反正“读”书的欲望一直充满在我心中。放到货架上的书在一定程度上比房梁上更好取,看起来更方便了,我想看,便只需踩一个板凳或直接站到货架底下的泥缸边上就可直接取到。因此我时间不长就把那一排书翻完了,不管认识不认识,但总算“读”了一遍,获得了初次的读书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无大人丝毫指点的情况下,在还未到上学的年龄段,我居然自己学会了如“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几句简单的话,并且能画写到爷爷上房的墙上。这其间,大人始终再未过问过那一排书的事,由我尽情地翻玩着。我从小不但看书,而且爱惜书,看完即放原处,从未丢失过一本。记得在上初中那年,那一排书大部分还在,只可惜1979年我家分居以后不几年,这些书,包括我记得还有一本《沙家浜》剧本,上面还有插图剧照,很好,都基本丢失完了。现在我处只留下一本“怎样学素描”的美术书和一本父亲的初中语文课本,算是唯一的一点怀念物,其余的一律不见了!

三、解放军拉练到农庄

1970年,听说来了野营拉练的解放军叔叔,就驻扎在离故乡十几里的公社河边,还要表演文艺节目。我一听高兴极了,非要跟上大人们看去。我第一眼看到的解放军穿着一身绿军装,头戴大绒帽,脚蹬翻毛皮鞋,一律很精神,很有秩序,跟我在家里墙上看到的《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形象差不多。公社附近人家里住满了解放军,有挑水的,有扫院的,还有三三两两、进进出出不知干啥的,总之印象很好。

几十年后我曾向母亲问起此事,她还责备我:“你,唔八样占全着呢,那么多人都好好看节目,就你不听话,胡捣乱,非嚷着要吃的。你三爸领着你,没办法,跑到你姑姑跟前,托她向解放军要了一个馒头吃才了事。”听着老人古经般的讲述,我倒觉得好开心,好失笑,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

四、饥饿生出的乐趣

童年的故事说起来真多。那时的农村,不知什么原因,总是吃不饱,为此常常闹出些笑话。记得有一年天大旱,大概是1974、5年,上面供应来河南的红薯片、东北、新疆等地的包谷充饥,平均每人每天八两,这就是有名的“八两粮”,大人孩子都饿得面黄肌瘦。我跟邻居一个伙伴闹着玩,叫他不要吃得太干、太饱,要喝稀汤,否则吃得太好了就会变猿人。那孩子果然顿顿只喝汤,不吃饭,不几天人瘦成皮包骨。他妈很奇怪,问其故?得知是我开玩笑哄他,气得哭笑不得,在我母亲跟前唠叨。

初夏时节,正是苜蓿花初探,嫩芽疯长的时候。粮食青黄不接时,我常常随大人在间偷掐农业社的苜蓿,有时还深入到邻社地里去。掐一次回来,第二天翻检一下,煮熟后再拌上当时供应的红薯片一炒很好吃,并且能吃好几顿。夏天一来,我们漫山遍野到处挖灌黄鼠。因鼠类祸田厉害,农业社定有消灭任务,每交来一只黄鼠尾巴就记一分工。我们这些儿童好奇,常常把捉灌来的肥一点的黄鼠煮了吃;当时记得很好吃,味道很香,现在想起来有些作呕!冬天到了,颗粒归藏,山野空空,雀们无处觅食,常常旋在农业社的麦场上或是人家屋院里,特别大一下,数日不晴,是捕鸟的好时机。我们正如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所说的,在门板下面支一个短棒,撒些秕谷,短棒下面栓根绳子,另一头牵到屋里。待鸟雀钻到门底下啄食时,猛一拉绳,总能打住几个,倒掉肠肚,褪掉皮毛,放到火上一烧,不一会,香喷喷的肉味直钻鼻孔。大伙儿便争相吃起来。麻雀肉最香处还在胃部分,俗名“马儿肉”,现在记起来仍觉有点馋。

那时一年到头几乎吃不到几顿白面饭,尤其是长面条,只有在过年的除夕夜才能吃上一顿,这也是我们这些儿童们最热闹开心的时刻。我端上一碗面条,边吃边到大门外,招呼其他几家亲房的孩子们都出来“对饭”。所谓对饭,就是叫大伙们把各家的饭端来在一块儿吃,实则是我趁机想多吃几口他们的饭。由于我大几岁,“点子”也比他们多一些,故常由我先把自己碗里的饭给每人捞几根叫他们吃。有的年龄小,嘴比较脏,喂起来恶心,我就故意用筷子捣他们的嗓子,并问好吃否?待大家说好吃时,我就顺便开始在他们的碗里每每地捞一筷子吃。当然孩子们都小,大人给舀得少,我再一捞,很快他们的饭都没有了,又回去要。大人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吃得很快,一问才知道是我干的“坏事”,都气得埋怨我,我也百般抵赖,说大家在一块儿对饭,就是吃得快,吃得香。总之,大人们笑骂一下也就了事,而我们反而更高兴了,才不管有饭没饭,约好年年这时“对饭”。

五、自娱自乐的节目

吃完了除夕饭,紧接着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大伙儿在我家里耍“社火”,节目完全是自编自演。我家亲房弟妹多,我最大,是典型的“娃娃头子”。饭后,由我分配节目,比如谁跑旱船,谁耍狮子,谁打锣鼓,谁唱等等,旱船用长条凳顶,狮子头用粪筐子,锣鼓则用铁锨敲。安排完以后就非常高兴地耍起来;我总指挥,谁先上,谁后上,并且唱的过程中的乐器伴奏都由我负责。我拉的是二胡,大家所唱的多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一些自己随便胡编的东西。这时大人们正在一起谝话,我们则轮七换八地上节目,他们也不干涉,有几个婶娘们吃过饭还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真是高兴极了!

玩累了以后我们就到一个装煨炕土的茅草房里休息。这时年龄大一点的每人准备了一个提前做好的巴掌大的土炉子,放上干羊粪,用棉花点着,外面钻一个眼吹气,火很快着了。大家边休息,边烤火,边七嘴八舌地说着过年的开心事。烟雾笼罩了整个低矮的茅草房,呛得人咳嗽不已,但大伙儿的情绪又一次达到高潮。夜深了,大家都磕睡了,有的竟睡到煨炕土上,这时大人们过来把各自的孩子领回去了。

邻居有一个老汉,俗名“车家洼上”,我们记事时他可能六、七十岁了,奇怪的是还留着清朝时的辫子,额前面刮得光光的。常常独自一人蹲在北面窑台阶上晒太阳,并且口里还常叼着一个很长的旱烟管,手伸得长长地抓烟杆,点火,样子很古怪,很憎恶。有几次,我们商量把这老家伙捉弄一下,趁他不注意,我们偷偷站在窑顶上我家一侧。我给伙伴们吩咐:你们每人准备一个土块,待我喊“车皮子老汉”时,大家就一起向他开火,然后迅速爬倒。这下可热闹了,我们的土块有的摔到老汉身上,有的摔到他家院子里,更有的打到老汉头上。我看见老汉愤怒地站起来朝这边看,边骂“这些贼驴日的”,边在院子里找什么,我们赶紧又爬下,很快“嘟、嘟、嘟”几个石头摔进我家院里,差点摔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气愤地叫骂,“这老驴日的毒,我们摔过去的是土块,可人家摔过来的是石头!”

美好的时光很快过去了。记得在1971年的正月一过完,大人们说这些孩子该上学了,我首先被极不情愿地引进了学堂。

六、改“发票”风波

在十一、二岁由童年跨入少年的当口,我上五年级了。家里仍是穷啊,饥饿的魔鬼始终缠绕着我,一天无心思上学,只记着啥时能吃饱一顿饭。1975年秋冬季开学报道,由于没有钱,我给老师讲好先把书领上,等过几天有了就给。但结果我为两块钱学费的事,竟跟家里要了好长时间,我父亲硬是不给。其实,这点学费不算高,但不知什么原因,家里就是拿不出来。当时我就归结为父亲心狠不给,让我在师生面前出丑。后来不知这钱给老师交了没有,我已记不清。凡正这以后发生了一件连我本人也想不到的并且想起来至今还令人丢脸的事。

当时父亲正在我队彭河小学教书,其工资、教学费用等均由高庙学校(大队初中)支付。初冬的一天,会计张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27块钱,并说:“李小林,这是你父亲的烤火费,拿好,不要丢了!”同时还给了一张白纸条:上面也写着大写“贰拾柒元”,叫我一同拿给父亲签字或盖章后再带回来。对那白条的意思我当时还不太理解,现在显然是要作为原始凭证上帐的。

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你不给我钱,这下我扣钱的机会来了。当天晚上我带钱回家,先不给父亲说,就在纸条上做起了文章。我寻思将27元大写的柒字改成伍字,不就扣了贰元吗?于是马上用铅笔刀把柒字刮掉,写成伍元。我预先扣除2元钱以后,剩下25元连同白条一起交给父亲说:“这是学校带给你的烤火费,叫你签字或盖章后带回。”我父亲一看没怎么寻思就将钱收下并拿出章子盖在纸条上,这下我提着的心放下了。可紧接着遇到的问题是,第二天怎么给张老师交改了的白条呢?我思想上又犯愁了!忽一想:再改过来。接着我又用铅笔刀将伍字刮掉,改成了柒字。记得白条经两次刮擦,已快透了,又改得字迹模糊不清。我就在字上也偷偷盖上了父亲的章。

次日上午到校后,我就把白条子交给张老师,他也未细看,头也不抬地说:“带给了?”我说:“带给了。”他说声“好”后我就出来了。我心里其实很紧张,但愿侥幸过关。

不料第二天,我上午刚一到校,张老师即把我叫了去,严肃地说:“白条子上的字怎么回事?”我一下慌了,口里乱吱唔,低头胡思量。他看出我做了手脚,就气愤地说:“一个十几岁的娃娃,胆子就这样大,这还了得!下午把你父亲叫来再说。”这时旁边另一个张老师闻声也过来说:“啊!改发票?这是犯法行为呀!”听他们这一说,我更是吓坏了!这一天不知是怎么度过的,也不知是怎么向父亲告诉这件事情的,只记得他当时气坏了,恨不得取我的头,幸亏被爷爷母亲几个拉住了。

父亲的脸面叫我丢尽了,不知在高庙学校的同行们面前是怎么解释并了结此事的。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当时到我校后丢人得再不能说,只是一个劲地诉说没把孩子教育好,给学校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惹了这么大的祸。可能由于我当时年龄还小,又加上父亲的陪罪,学校还是留了情面,此事就不了了之,再未提怎么处理或开除之事,我的学业得以继续下去。但父亲为抠紧我的学费供给、为此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我的罪孽感和艰难情形也紧随而至。

此后不久全学校也传开了此事。师生们纷纷议论着,连看我的脸色也变了;有的竟直接指责我,有的干脆出恶语骂我。我就像一个大罪犯似的,连头也抬不起了,任凭他们如何责骂,也只是沉默着。在学校里,在回家的路上,同学们都把我的名字改成“李发林”、“李发林”地胡乱叫喊开了。我真无地自容,恨不得一头撞死或有什么地缝钻进去。有一天回家,一个姓赵的孩子带头喊得不成,我气愤不过,便狠狠地揍了一顿。此后胡喊声稍缓和了一些。

可能是由于人们议论乱叫得不行的缘故,时间不长,父亲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李应全”,意思是应全面地发展,我也未敢问此事。凡正此后这个名字被平静地叫到初中毕业。上高二分文科班时,当时的班主任郭老师说:“应全,我觉得你的这个名字不好,我给你改成‘二泉映月’的映泉二字,你看如何?”我当即回答“这很好,同意你改”。于是我的名字就一直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现在想来,为两块钱学费交不起,即使欠下,也能有多大的事呢?或者不断地向父亲要,或者干脆告诉老师,就说家长不给,又何尝不可呢?呜呼哀哉!真是伤心啊!

改“发票”风波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改名及对我人生道路中的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虽然事情的起因只是为了两块钱,也与父亲的刻薄、吝啬有关,但我改发票的性质是严重的,它时时敲打着我的做人。如果说当年的犯法是因为年少不懂事,尚可原谅,那么现在如果做人不正,违法乱纪,就理所当然地为法律所不容、道德所唾弃了。因此,做人必须本份、原则,是你的,跑不掉,努力一下也能得到;不是你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努力也徒劳。要很好地把握一个度字啊!

七、劳动人生

小时候不仅要上学,而且上十岁以后每年的寒暑假还要帮大人劳动挣工分。寒假时,我背一个小背篓,给农业社背粪。大人们多用担挑或大背篓,运量大,每天记八分工;我们小孩背的少,记四分工。起初跟在大人后面,上山下川,挺有意思,背上几天,顿觉厌倦。特别往远一点的山上背一趟,就很吃力,也不想再干,但为了挣工分,多分点粮食,只得迫于大人的压力背下去。暑假来临,麦收又开始了。我们又跟在大人们后面拾麦穗,拉麦捆;稍大一点的还要拔粮食、背粮食或用小车推,也挺有意思。拔麦时,小孩每人分一拢,常常拔不出头需要大人接;大人则要拔三、四拢,很吃力。待到往农业社麦场上运输时,我们大伙宁可两人合作一辆小推车,也不愿一个人背三、五捆,因为用手推车既运得多,挣工分多,又比较省力、轻松。

由于家里穷,我除了社里的劳动,还帮家里拾柴、扫树叶、推磨等等,样样活基本都干过。回忆起来,这是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值得永远记取。

以上活可以说从小一直坚持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基本再未回去干过,但是农村一年四季都有这些活。我到现在除“兵”外,工、农、商、学、政、党诸事均干过。虽是不同岗位上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但相比之下,我觉得最苦的还是农民。农民父老兄弟真是太苦、太可怜了!田里忙完,为了孩子念书,家里花费,还得外出打工挣钱,他们的苦何时是个头啊?我们除了尽可能地回报他们而外,最起码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辛苦养育之恩啊!

此文最初作于2006年4月25日

作者单位: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财政局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84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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