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并重读大儒——试论王阳明研究的方向与途径
“史”“传”并重读大儒
——试论王阳明研究的方向与途径
赖 建 青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不断深入，哲学界理论界研究中曾因被定性为“唯心史观”而一度受到冷落的“阳明心学”近年来重新得到国家高层的肯定而引发热议。今天兴起的“王阳明研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
作为“集心学之大成”的明代哲学家、军事家以及教育家的王阳明，其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心学”在明代中晚期直到民国的数百年间倍受关注，甚至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以废除数百年“幕府制度”为主要内容“明治维新”改革的思想基础。
王阳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圣人，成为曾国藩、梁启超、伊藤博文、稻盛和夫等中外名人共同景仰的心灵导师，是由于他在孔子儒家思想精华的沃土上融入了自己对事物的探究和感悟，最终形成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利器——阳明心学”。(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定性为“王阳明研究”，其不同于对“阳明心学”、“朱程理学”的研究，也有别于“儒家学说”、“诸子百家”等等那种单纯的哲学思想理论性的探究，而是对“王阳明”这个“人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因此，“王阳明研究”就不仅仅要研究他的哲学思想、教育理念以及军事才能等理论性，同时也要对他的人生轨迹、情感友谊乃至传闻故事进行全面深入的发掘和收集整理。“王阳明研究”不只是分析探讨性的研究，其应该是在哲学思想上有高度、理论研究上有深度，而且在形象上更要“有血有肉”的一项工程浩大的“人物研究”。
要做好这项研究，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和明确的方向途径，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何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笔者认为主要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追根溯源，探究历史轨迹。
虽然在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阳明心学”一度被作为“唯心史观”受到冷落和批判，却仍有一些学者和专家以对国家对民族中优秀传统思想文化高度负责的严谨治学态度，长期坚持对其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还有诸如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等国家和民间组织的有识之士致力于“阳明心学”的探究和研讨，并在理论研究上学术水平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收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由于之前的长期冷落和种种阻碍，许多有关王阳明的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与传播，在浩如烟海的方志族谱等史料中还有许多亟待发现发掘的宝贵资料。尤其是与阳明先生有缘驻足和生活的浙江、贵州以及当时的南赣等地中各县乡，有许多地方志书、文史资料以及家谱族谱等史志和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书籍中都记载有与王阳明相关的文字资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从中可以反映和推测出当时相关的历史，是弥足珍贵的研究史料。
结合实际，解读阳明心学。
数百年来社会的广为传播，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孜孜不倦的解析研究，“阳明心学”中“知行合一”、“致良知”和“格物致知”核心内容的解读研究都已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很多的实效，这就给现在“王阳明研究”有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深入解析的坚实基础。笔者认为，今天的“王阳明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要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当代现实生活的实际，充分发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利器——阳明心学”的作用，更好地为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到王阳明，并强调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
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只有12个词语24个字，但其涉及思想、道德、法律等多个领域以及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等多个层面，范围广、内涵深，是一个具有非常高度而且极为丰富的思想道德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坚持“知行合一”， 说明他对“阳明心学”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利器”的论点是重视的，是认可的。
因此，我们在“王阳明研究”的活动中要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入挖掘和发挥“知行合一”的现实意义与创新精神。力求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找准切入点，尽可能地充分发挥“知行合一”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推上更高的高度，使其真正成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利器”。
“史”“传”并重，力求“有血有肉”
“王阳明研究”与其他哲学理论研究一样，在历史界理论界都普遍存在着重“史料”轻“传说”的现象，认为只有找到有文字记载的才能作为研究的依据，否则就是研究得不深，说白了就是认为民间的传说不足为凭。笔者认为，这种重“史”轻“传”的现象忽略了“史”和“传”之间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方志和史书记载的有很多也是来源于传说，只不过是当时以文字记载的形式辑入了志书。其实，以文字记载形式辑入了志书的是“史”，在民众中口口相传的也是“史”。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不少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如侗族就是以代代相传的民歌来叙述传唱本民族的历史的。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笔者认为不应该忽略和排斥民众中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更不能予以否定。
开展研究工作，方志和史书的记载无疑是主要的文字资料依据，可信度较高。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曾指出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只有相对的。”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由于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也有局限性，还有当时执政者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干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康乾时期的文字狱等令人痛心的事件。许多有悖于当政者统治阶级意愿的珍贵史料被付之一炬，负责史书编写的官员只能根据皇帝的意志收集选择史料，整理编印。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纪晓岚的《四库全书》都普遍有着这种缺憾），以及编撰人员政见、素质和印刷业落后文字书籍存世量少等种种原因，方志和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资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很多方志和史书等文字资料之间，还存在不少相互矛盾的现象。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志》上对刘备去找诸葛亮一事只有5个字的记载：“凡三往，乃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则连篇累牍地对“三顾茅庐”的情节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将封建皇权世袭下“正统血脉”的“刘皇叔”求贤若渴的虔诚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而在史书《魏略》（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和《九州春秋》上的记载则是诸葛亮到刘备处“毛遂自荐”，方才被刘备所录用。有专家学者认为，当时诸葛亮只有26岁，既无功名又无建树，年近50的一代枭雄刘备不可能仅凭传闻就不顾老幼尊卑，三番五次地去拜谒求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那个所谓 “三顾茅庐”的故事只是文学家美好的想象。
同一件事情，方志和史书等文字资料的记载却大相径庭，相互矛盾。
以方志和史书记载的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可以构筑起事件或人物的总体框架，却难以做到“血肉丰腴”。而作为人物的研究不仅要有骨骼筋脉，还得要“有血有肉”才算完美。如果说以方志和史书所记载文字资料进行的人物研究可以令其“骨健筋丰”，传说故事的收集则可补方志和史书之缺，使之“有血有肉”，还可凸现其人格魅力，更臻完善。
在当代的期刊杂志中，有一本《名人传记》，设有古今名人传说故事和名人轶事等栏目；现为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特聘中国史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教授的陈学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也著有《明代人物与传说》（China and the Mongols）、《明代人物与史料》等传记式著作。这些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阳明先生在南赣近五年的时间，在那两千个冬去春来寒暑交替的昼夜里，先生的足迹遍布于赣南以及闽西粤北的许多府县和乡村，山水旷野中曾留下很多有关他的传说故事，正在从人们的记忆里渐渐地消逝，正在被历史渐渐地遗忘，亟待于收集整理。作为一代大儒，在逾越了四百多年风雨沧桑的今天，哪怕是只言片语、残书断简，也是“王阳明研究”工作弥足珍贵的辅佐资料。
笔者认为，方志和史书不是研究工作的唯一依据，“王阳明研究”要坚持“史”“传”并重的原则，尽可能让阳明先生的心学思想和人物形象更加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