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叫出新载体、叫出新视野、叫出新意义

——解析《<叫魂>：对晚清变革前的反思》

蔡晓阳

公元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清朝处在康乾盛世的鼎盛期，这一年“煊赫鼎沸”；在动态的历史记忆里，如《清史稿》、《高宗实录》等清史史料，这一年“风平浪静”。倘若从“正史”的视角看，那值得着墨的也单单是该年八月弘历允许俄罗斯在恰克图通商，预告了继《恰克图条约》之后，清政府开始默许俄国势力在恰克图存在。然而，作为西方汉学“三杰”（魏斐德、史景迁）之一，孔飞力却选择了这一年所发生的既普通又滑稽的“叫魂”事件作为他时间叙事的切入点，这一开始便蕴含着载体、视野与意义的创新。文章以《叫魂》故事梗概为背景，围绕载体、视野与意义三个层面，借解析《叫魂》以进一步深化对历史新载体的发现、对历史新视野的借鉴以及对历史新意义的认识。

一、叫出“新载体”

历史向深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展，更代表着研究所依靠的载体的扩大，如文字档案、口述资料、金石石碑……它们历经千百年的变化，有的早已消亡，有的若隐若现，也有的“换了新颜”。与人类的演变相似，这些载体本身便叠加着历史，代表了时空的另一个侧面，如玉的纵向性，在“惟玉通神”向“以德比玉”的转化过程中，深层次地揭示了玉从人与天的关系演进成人与人之间“礼”和“德”的关系，这与三代“敬天保民”思想的演变是何其相似！“物通过自己的流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小载体借助自身的内涵况味还原一个真实的整体历史演变。

“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要解决诸如此类问题，即便依靠地方志的多方面多层次形式，那也将无法获悉完整的答案。在《叫魂》中，孔飞力聚焦于割辫叫魂案件，讲述了三个阶层对发辫的不同认识：对最底层民众而言，发辫是人与精神相互联系的介质，是“心魂”与“体魄”的媒介；对官僚体系而言，尽管看透了割发叫魂的荒谬性，但出于“承上启下”的考虑，他们仍旧游走在否认事件存在与缉拿“叫魂犯”之间；对乾隆皇帝而言，弘历把割辫叫魂视为“政治罪”的谋反与“江南性”的汉化之同一体，并以此为契机将专制权力打入常规权力体系的日常运行中，整顿官场，强化制衡。这三个版本的叫魂故事，是三个变奏曲，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惧怕。而这些故事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作者以“主题和变奏“为线索，将几十个故事，从普通民众到官僚、君主的众多人物，以多种理论、方法的分析，经纬纵横、错落有致地组织成一个浑然有序的整体，构建了妖术恐慌在几个月中波及十二个省份，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殿都被震动的整体因果网络结构。而贯穿这一系统网络的节点正是一条普通而简单的辫子，即对割辫所持有的不同恐惧，相互交织、经纬交叉，最终构成了容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在内的整体性全国妖术恐慌。

“叫魂”，叫出辫子，叫出新载体，也叫出了新载体浓缩的一个时代精神与追求。

二、叫出新视野

葛兆光在《学术取向之转变：<发须爪>到<盗魂者：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大致写道，“从《发须爪》到《盗魂者》反映了二十世纪现代学术取向的微妙变化：从中国宗教、风俗、制度等民俗本身转向为对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集权制度与公共空间、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等观念的支持系统”，而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是源自全球化深入所导致的研究面积的缩减，从而迫使研究领域的交叉发展，也迫使研究新视野的“喷薄而出”。

“小事件、大历史”，是社会史这一历史主流的大趋势，是历史工作者史学情怀的具体表现。在历史记载的故事性中，有关叫魂这类的民间故事是无法“载入史册”的，而《叫魂》的直接研究对象却正是这类发生在一七六八年的巫术恐慌及由此展开的审判过程，反映了史学研究“由下至上”的新理路。同时，该篇围绕专制世袭官僚体制展开，明显隶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但是，与之相衬的却是年鉴学派之初的主张，“除了政治史，便是社会史”。依托叫魂事件，孔飞力将不相融甚至相对的两个课题有效地衔接，使人们懂得了“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绝非风马牛不相及”，从而增强了《叫魂》的深度与广度。

叫魂这一事件，叫出的是整体史的视野，虽旧仍新，新的社会史，新的政治史。“新型政治史在政治史的范畴内不再是政治的历史，而是政权的历史，不再关注那些大人物诸如国王和大臣是谁，而是解释政权在何处，拥有权力的是谁，社会的权力在哪里”。

三、叫出新意义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含义是个人对历史（历史载体）的认识无法完全孤立于他所处的时代，所谓的“历史”其实是个人经过所处时代加工后的产物。但是，这并不妨碍历史的科学性存在，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不断地矫正过去的呆板效应，开始从本土化探寻历史发展的真正脉络与当代意义。而《叫魂》正是在反思费正清“西方冲击—东方反应”模式的背景下著成，其本身便携有反权威、反传统的意义。

与诞生意义相比，其现世意义更是意味深长。“孔飞力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无半点影射。然而，之所以在读此书时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则是源自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这袭影子在《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中尤其长久——

我们在这里所蹩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出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无法置否，这是“盛世危言”，甚至是“危言耸听”。不过，这确确实实存在于数百年前的传统社会中，乃至在当今的商业体制下，似乎仍在若隐若现。“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而言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遭受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而言，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其中，这指向的应该不只是那个传统的世袭君主专制体系下的荦荦大众，而且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鞭笞当代社会面容呢？

自孔飞力一六年辞世之后，对他及其著作的研究一时洛阳纸贵，《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现代中国的起源》、《现代海外华人移民史》，均是立鼎之作。而《叫魂》，以新颖的切入点、深入的分析及深刻的寓意，叫出了新载体！叫出了新视野！叫出了新意义！其实，最经典的著作是那些集中国学者史料之扎实运用与国外学者之逻辑解析两者相结合的产儿，是那些如同《叫魂》一样的“上品”，也是那些“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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