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印迹
故乡西场队是个祥和的村庄，人们纯朴敦厚，勤劳善良，谁家有孝顺的媳妇，哪家的老人积德行善，都是正常的事，没人觉得奇怪，也没人会哄传。只有张三家的鸡被偷了，李四家的羊被摸了，那才是新闻，它会像风一样不须半支烟功夫就从村头传到村尾。
从记事起我就在这个村庄里玩耍，这里大到社场边的枯井，小到虫扣家墙根的狗洞，没我不熟悉的地方。我曾大摇大摆地走进农具厂，去欣赏王铁匠打铁，也曾黑咕隆咚地溜到队长家，看他家那条黑狗是否下了仔。对于我来说，乡间的草垛，老街的小巷，都有着一种莫大的吸引力，也隐藏着各个不同的故事。
年复一年的风来来回回地把这里梳理的左一遍右一遍，可就是没让村庄产生什么变化。村里的人倒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年老的离世了，就会去村北的澡堂门，那是一片墓地，坟每年都在增加。
我们生产队长的父亲也葬在那里，还有他的祖父，曾祖父。据说他祖父在建国前还做过保长，传到他父亲那一代又被选为这里的队长。我上小学那会儿，队长的父亲也去了，村委会又让他接替了这个责任。
西场队不大，却有一条老街纵向穿过，那里的住户羼杂，有四川的，湖南的，山东的，什么时候聚集此地谁也说不清。平时他们的饮食与穿着也差不多，可就是语言，那是他们很难丢弃的东西，浓重的卢集方言里经常会吐出一二个生疏词汇，想是早年侵入他们血脉的先人基因。
事实上，他们也不算外地人，因为老街原本就是外地人集聚地，各种语言相互融汇，究竟哪一个是母语也模糊得很。譬如，侉爹是四川乐平人，二连长是湖北武汉人，就连歪脖树下的黄牛皮也一会说自已是河北人，一会又说是安徽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队长倒是本地大姓，宗族势力大，威信也高，村上每逢大事都需要他来把持。那年扒大河，疯二娘的儿子出了事，队长硬是从几十里外的工地把遗体运了回来。他用水牛拉着爬犁走了一天一夜，回到澡堂门时已晕倒在地。
村里人都知道这片墓地的风水好，因为许多阴阳先生也这么说，故乡出了很多大学生大抵就于此有关，这些说法大家一直都深信不疑。是的，就连墓地麦子的收成每年都好得出奇，想必这也是来自墓主人的庇佑吧。他们原本就是这里的村民，见不得自已的下一辈人摊上坏年成。
队长常说这些坟有灵性，只是你们看不见，那风吹着麦苗一波一波地点头，说不定就是一种暗示，一种语言。
这里的坟丘很多，一圈围着一圈，麦浪翻滚，野鸟回翔，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有些比较堂皇的坟，都是从台湾返乡的同胞认回的祖坟，他们重新建造了一下，坟修的高大宽阔，前面还立有石碑。可是这些人在那边大多还有家，因此修坟后还要匆匆地赶回去。临行前，他们总会在坟前默默祷告，饮泣良久。
原本孤寂萧条的澡堂门，一下子多了几个有头有脸的坟，倒让其它那些坟显得更加颓然悲凉。有些年代久远的坟，早已没有人知道户主是谁，而村里人又忌讳平坟，总是任其待在那里，由着它们自生自灭，即便坍塌的成很小的土包，村民们在种田时还会小心谨慎地绕过去。
逢麦口来临，村庄就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蒸笼，南北走向的草房有好几个弯道，好像在建造之初就是为了避风，外面的清爽刮不进来，里面的热气也透不出去。艳阳死命地烤着大地，狗躲进阴凉处伸着舌头，老母鸡蓬松着羽翅四处乱撞，整个村庄似乎都在煎熬，都在冒着蒸气。
田里也在喧腾，黄橙橙的麦穗躬了腰，枯黄的麦秸被烤的啪啪作响。队长着急地站在地头，从早上喊到中午，从中午又喊到深夜，一直喊到村民们把镰刀磨得铮亮，喊到社场上堆满了麦子，他才肯歇下早已沙哑的嗓子。
队长是村庄的最高长官，村民们无论谁见到都要点头哈腰。孩子们更惧怕队长，因为他们拿着蔑篮捡路上丢下的麦子时，队长总会跑过来呵斥，被他抓住轻则篮子被踩烂，重的还要家长亲自来作检讨。
我倒是无所顾忌，我父亲是大队支书，他见到我总是特别热情，每次还会从麦堆上扯一把塞到我的篮子里。队长虽然没有支书大，但在生产队也毕竟是个有权利的人，因此在自已的地盘上他的嗓门和脾气都很大，即便几年后分产到户了，他依旧还是这样的秉性。
读初中时，我没有学习意识，常常玩野了就忘记老师的教诲，学习是什么，理想是什么，全抛到脑后。事实上，我也多次下决心好好学习，当时各门功课也还不错，只是后来我的那位英语老师总让我到他家田里干农活，以致落下了功课。
学习这个东西不能脱钩，三天前的课没上，再听今天的课便觉得头脑晕乎。此后，我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上进心的糊涂学生。上课时，总望着窗外发呆，觉得外面的阳光暖暖的，田野的风凉凉的，盼望着下课能跑出去打个滚，翻几个跟头。
同桌可正与我差不多，两个人意气相投，于是我们一块逃学，一块玩耍，成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
毕业后，我理所当然地回到家里种责任田，我家有九亩麦子，当时也没有收割机，父母一刀一刀地把麦子割倒，我再用独轮车慢慢运回社场。麦田松软难走，常会遇到沟沟坎坎，年幼的弟弟扛着一把铁锹跟着我，帮我垫路扶车。
麦子从收割到打场脱粒，我都要忙上十来天，一个麦口过来，身板似乎散了架，两条腿也感觉增了几十斤的重量。
队长却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好像分不清白天与黑夜，整天泡在田地里，我每次见到他，不是割草就是推肥，全无半日空闲。村里的鸡猫鸭狗好像都知道他，连他的脚步声都特别熟悉，即便他半夜三更地做完农活回家，村里的狗也不叫唤。
他家有一只健壮的公鸡，每天清晨早早就开始打鸣，队长把它当成闹钟，鸡似乎也知道自已要恪尽职守，不然哪天就会被拔了毛炖了汤，因此鸡一直兢兢业业地叫了许多年，村里的大人们都循着这个声音起床，孩子也听着这个声音上学，在那只鸡没死之前，村上很少有学生迟到。
队长的年龄虽然大了点，但办事却那么认真，别人家的麦子都脱了粒，他才开始慢慢地割。有一次我趁他歇息，试了试他那架推麦的独轮车，轻飘飘地很好使唤。他做过木匠，车子调教的特好。其实，村里哪家的农具都比我家的好使，我只是个刚毕业的生瓜蛋子，干活只用蛮力不会技巧，因而我家的农具都显得过于笨拙难看。
受队长的启发，我开始琢磨村民们的农具，比如，铁锨的前端要用磨刀石开了口才好用，独轮车上货时要注意前后的平衡等等。买农具则更有窍要，村里有句口头禅，王家镰子，万家刀，队长的车子，大罐子的锹，这些都是卢集的名牌。
农具属于生产资料，上一代没用坏就会传给下一代，叉扒扫帚扬场掀，农具的木柄都被手磨得光滑明亮，像是镀了一层釉。用农具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可后来只留下了农具，因而每一把农具都依附着许多艰辛的故事。
年轻人接过老一辈传下的农具，望着茫茫的田野，沿着上一辈人的印迹接着走。那些印迹疲惫而苍老，有的印迹已歪歪斜斜地通向澡堂门。印迹似乎是一条历经沧桑的缆索，一头系在自已的脚下，另一头却栓向祖先的去处。
农村人就是这样，一辈子土里刨食，很难走出新路，可田野那么辽阔，却不知什么时候走的完。
印迹留下最多的时候还是每年的麦田追肥，男的负责用尖尖的锥棍在麦苗间打洞，女的则往洞里面施肥。而后再由老人和孩子们把洞口填平踩实，那踩实的脚印密密麻麻，遍及整片麦田，一直通向天际。
这倒像是把先人的印迹与现代人的脚印都混在一起，活着人的脚印踩在故去人的印迹上面，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一个脚印覆盖着一个故事。
我常在田头望着这些脚印沉思，我不想自已的孩子重复着这条老路，得让他们好好地读书。孩子已经读初中了，每次回家，我都反复唠叨着好好学习的话。年轻时，我父亲也用同样的方式唠叨过，可我当时并没有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不知道长进的家伙。
我和村里一样的年轻人，都消极地顺着父辈的脚印崴下去，像父辈一样地种庄稼，一样地慢慢老去，重复着一个个乏味的故事。
父亲为我着了一辈子急，而我现在也为子女的一辈子着急。考虑了好一阵子，我决定到县城去陪读，顺便也打算做一点生意。队长的儿子也考上了县中，可他倒没有打算跟着去陪读，因为他觉得还是在家种地的好，将来孩子考上大学还需要花大钱。
离开那天，年迈的父亲和队长送我到村庄的路口，一直嘱咐着，叮咛着，直到看着我走出村口，看着我上了车，再看着路上扬起一道高高的灰尘，继而看到我的车消失在一片迷迷蒙蒙中。我就在这迷蒙的扬尘里前进，似乎已看不见远方的田野，村庄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每年的清明，我都会回到故乡祭祖，也会顺便看一看这片亲切的田野。队长已老了许多，他对我说，我走的第二年，村里就掀起一股打工的热潮，也就短短几个月，故乡的村庄已很难见到几个年轻人，空旷的乡村只有老人与孩子。
老人打不了工，只能在家带带孩子，终究年龄大了。这不，今年又走了好几个，他们已无法在田间留下什么印迹，最后还是去了澡堂门。那里倒是不需要挪动，只需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看着田野中接着留下印迹的人。
他指着澡堂门那些坟笑着说，这个是黄寡妇的，那个是老棉袄的。他还说自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需多久他的坟也会在这里。我倏间领起一片记忆，觉得老队长的话既朴素又感人，他那弯下的脊梁此时显得尤为高大宽阔。
孩子读大学那年，我又回到村里，乡里到县城已铺上了柏油路，通向田野的小道和沟渠也被水泥修建的焕然一新。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好事，然而，我的童年记忆却随之也斑驳的寥寥无多。
颇让我难过的是，老队长已经过世，村委会原本想让他的儿子接替这个位置，可人家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外地做了大老板。好在现在的生产队土地已被种粮大户全部承包，村民们也没什么事，打工的，做生意的都有，已经不需要队长了。
队长的坟也在澡堂门，坟修的华丽阔气，就在澡堂门的最南端。它正深情地看着这片土地，像是在叹息，自已的脚印走遍整个田野，却在这里终结，儿子没有接着这个印迹走下去是他的憾事。
其实，故乡有许多这样的脚印都会在这里停止，就像我们这辈人，迟早一天脚下的印迹也会在这里中断，它终究是一个疲惫与暮年的归所。
只有那些田间的野鸟，吃饱喝足后就会南飞，但来年它们的子孙还会接着来，沿着它们的足迹快乐地活下去。我心中油然升起了一个疑问，将来我们的下一辈是否还会回到这个村子里，去找寻着那些远去的印迹吗？
